“和为贵”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占有突出位置，属其精华。“和为贵”思想是“人为贵”思想的扩充，主张既要维护个人的权益，又要尊重他人的权益，人际之间应该和谐。“和为贵”思想在当今中国的人权领域有诸多体现，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多忡宗教和睦相处，对外开展人权对话与台作、等等。“和为贵”思想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东亚文化的主要源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儒家之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也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汉书》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尚书》、《国语》提出“和衷共济”，大家共乘一舟，同心协力渡江河，把“和”看作人们同生死共祸福的保证。中国先哲还认识到人的差异性，提出“和而不同”，主张相异相合。

　　“和为贵”思想，是儒家“人为贵”思想的扩充。“人为贵”思想，是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主张要爱人，维护人的尊严。“和为贵”思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人际各种关系要和睦、和谐、和善。“人为贵”与“和为贵”是相互联系的。孔子说：“仁者人也”，认为两人以上相处就应该讲仁的道德。孔子主张“推已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既要维护个人的权益，又要尊重他人的权益。

　　“和为贵”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心，因此在中国人民中代代相传，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包括人权领域。

　　(二)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这一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历史的、现实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与“和为贵”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有关联。多党合作，贯穿了“和”的思想。

　　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一般是多党竞争制、多党对抗制，政党分为执政党、在野党、反对党，彼此视为政敌，围绕权力你争我夺，你攻我击。

　　国外一些人按照西方国家这种政党模式来看中国，认为中国不是多党制，而是“一党专政”、“一党独裁”。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偏见。

　　实际上，中国也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除了共产党外，还有8个民主党派，即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联盟。这8个民主党派，分别由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人士组成。例如，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主要是上、中层的知识分子，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主要是工商界人士；中国致公党主要是归国华侨、侨眷。

　　各民主党派都有独立的组织，有各自的纲领、有各自的活动内容和方式。他们都不是在野党、反对党，而都是参政党。根据宪法，他们有充分的参政议政权利。

　　在中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各级政府及司法、检察机关中，都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现在，有6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级领导职务。在全国地方省、市、县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有8300多人。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凡属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共产党都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充分的协商，然后通过法定程序形成决策。共产党本身建设和党的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经常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每年几次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听取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各民主党派根本的政治主张同共产党是一致的，总的奋斗目标也是相同的；但是在某些重大措施和问题上，彼此也难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一般是做出决策之前，在充分协商的过程中求得共识，而不是在决策之后发生争执。

　　中国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要是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多党合作制也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事实证明，这种渗透“和为贵”精神的多党合作制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调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保持全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

　　多种宗教和谐相处，也是中国“和为贵”传统思想在人权领域的体现。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选择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自由。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全国教徒共有1亿多人。这5大宗教，除道教是本土宗教外，其他四大宗教都是从国外传入，但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具有中国的特色。儒家一般被视为思想学说，但也有一些人奉为儒教。

　　在中国，各种宗教虽然渊源不同，教义有别，各有其一套宇宙观、人生观和仪轨仪式，但彼此尊重，和睦相处。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异端”之说，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曾经单独成为国教。各种宗教处于同等地位，互不歧视，更不仇视。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冲突，更谈不上宗教战争。

　　人们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同一座寺庙里，有佛教、道教、儒教共处。佛教的和尚，道教的道士，儒教的信奉者，各诵各的经文，各奏各的音乐。他们彼此视作善邻，友好交往。中国有些家庭一家数教，有的成员信佛教，有的成员信道教，有的成员信基督教，彼此相安无事，有时还交流教义。

　　中国宗教的这种包容性，与“和为贵”传统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熟悉中国宗教情况的人反映，对于任何一种宗教来说，中国都是一片乐土，对于世界上一些因宗教问题引发冲突的地区来说，中国是一片净土。

　　(四)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主张对话与合作，反对对抗与冲突，这也体现了“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1世纪对外方面的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谋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贯穿中国各项对外工作和活动的一条主线，人权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认为，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不同，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分歧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增进了解，缩小分岐，求同存异。人权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管辖的事，不容他国干涉，但各国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更好地促进各国和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中国对于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一贯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及其他重要的国际人权会议，并在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参加了18项联合国人权公约，并认真履行公约，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欧盟、美国进行人权对话，并在人权建设的某些项目上进行合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中国一贯主张对话与合作，但是西方有的国家，却一再在国际人权领域挑起对抗与冲突，并且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众所周知，从1990年到2001年12年间，有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议上10次抛出反华提案，10次遭到失败。这说明搞对抗不得人心。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结束对抗，而真诚地进行对话与合作。

　　中国主张的“和为贵”，绝不是无原则的退让。中国奉行一条古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主张对话与合作的立场，符合时代潮流。2000年4月在泰国召开的亚太“人权、责任和发展”研讨会上，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谈了当今国际人权领域的六个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从批评、指责转向对话、合作。

　　(五)

　　“和为贵”的思想影响，还表现在中国人权领域的其他方面。例如，中国56个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睦相处，组成团结兴旺的大家庭。又如，历史悠久的调解制度仍在社会流行，与诉讼制度相辅相成，许多民事纠纷通过调解得到解决。再如，中国农村基层选举时，竞选人在演讲中一般只讲自己的主张和优点，而不攻击对方。“和为贵”思想，反映在中国人权领域的诸多方面，不一而足。

　　中国旧社会是阶级对抗的社会，“和为贵”的思想在社会成员之间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中国消除了阶级对抗，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使“和为贵”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局面将更趋巩固。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中国对内坚持主张和，对外也坚持主张和。中国坚持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开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坚持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对外主张和，不是策略的运用，而是战略的选择，是长期不会改变的。

　　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思想，不仅在东方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在西方有识之士中也得到认同和赞许。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著作中，把中国儒家主张和平的思想赞为美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推崇说：“中国至高无上的论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我们相信，今后“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将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全世界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原文发表于《人权》200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