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处处闪耀着重人重民的人文主义光芒，其中就含有一定的人权思想。这些人权思想对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儒家的人权思想长期被忽视了。儒家文化所含的人权思想包含在儒家有关的伦理和道德之中。儒家并没有直接提出“人权”这个词汇，而是使用人性、仁爱、至诚、民本、仁政、中庸、和为贵以及天人合一等词汇来表达其人权理念。因此，儒家思想中包含的人权思想是一种伦理型人权思想。儒家人权思想诞生在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其中有不少的封建槽粕，儒家把人权的实现，寄托在“道德”的力量上，依靠“仁君”，而不是寄托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这就使儒家人权的实现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儒家希望靠“仁政”和“德治”来实现人的权利，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人权思想。但从整体来说，儒家文化的人权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中国和世界民主思想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仍将对新世纪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关键词： 儒家；道德；伦理型；人权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一定的人权思想，对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 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儒家的人权思想长期被忽视了。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还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人权思想，是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历史新时期， 对儒家人权思想及其世界影响进行科学的总结并给  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

　　一、儒家文化中的人权思想

　　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处处闪耀着重人重民的人文主义光芒，其中就含有一定的人权思想。儒家并没有直接提出“人权”这个词汇，而是使用人性、仁爱、至诚、民本、仁政、中庸、和为贵以及天人合一等词汇来表达人权理念。儒家的人权思想大多数都包含在儒家有关伦理道德的理论之中。

　　第一，儒家尊重人的个人意志独立和人格尊严。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作风”(《论语·子路》)，都体现了儒家对人的人格权尊重。

　　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和“泛众爱”，提倡“助人为乐”和“成人之美”，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无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等。 要“仁爱”和“泛众爱”，就要尊重他人，被尊重的“人”，享有被爱的权利；要“己所无欲，勿施与人”，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人人权。

　　儒家主张的“中庸”、“和为贵”等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离开了对人权的尊重，都不可能实现。

　　第二，在儒家人权思想中，存在尊重个人言论自由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自由民享有一定言论自由的权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自由民可以自由议政，诸子蜂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此，孟子称之为“处士横议”(《孟子·滕问公下》)。儒家所  指的“士”，乃是男性平民的通称。《战国策·齐四》 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闻里、士之贱也”。所以除去国君、官吏和贵族以外的自由人，都可称“士”或“布衣之士”，其中有才有德之人，则为“贤士”。

　　后来一些文人学士，进一步提倡言论自由。例如 黄宗羲认为，政治上的是非得失，不应由天子决定，而应由学校讨论，学校应成为议政机关。顾炎武等人 则赞扬两汉时期的清议之风，主张清议。[2](P16)

　　第三，人民有天赋的自然权利。

　　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西方有，儒家思想中也有。孔子说：“天命之谓性。”前儒郑玄如在给《中庸》作注时，解释“天命之谓性”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在此，“天”和“命” 并不完全是封建和迷信的东西，而是“自然”的东西。这种思想得到了国外人权思想家的认同。近代德国  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就说：“在中国的‘天’，其意义无非是‘自然而已’。”[3]

　　在传统上，人们对儒家天命的解释，强调了其消极的方面，认为它是封建的东西，而忽视了其积极的含意。关于其积极的含义，《中庸》在论述至诚才能尽性时说：“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也!”[4]这段论述对 揭示“人性”与自然规律的关系，是非常精彩的。

　　孟子明确承认人具自然属性。他说：“口之以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荀子·解蔽》中，荀子也认为：“性者，天之就也。”

　　儒家在谈“饮食男女”时，要求尊重人们的这种天性和需要，这就更能说明儒家具有天赋权利的思想了。《礼记·礼运》篇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认为“食色，性也。”明儒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对此作了阐述，他说：“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他还说：“人之性受于天，目能视则为色，耳能听则为声，口能食则为味”，是“天赋也” [5] 。

　　第四，人民有经济权利。

　　儒家人权思想重视人民的经济权利。孟子提出了“恒产论”，即“制民之产”论。所谓“恒产”，是指要满足民众维持基本生存和生活所需的固定财产。在上缴国家的赋税之后，人民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为达到“恒产”的目标，孟子主张“耕者”应有“百亩之田”，只有耕者有其田，人民才不会背井离乡，转乎沟壑。

　　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是孟子的一贯思想。他关于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言论很多，例如他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下》)

　　第五，儒家主张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儒家强调首先要使人民“富之”，然后“教之”。孔子还主张“有教无类”。

　　儒家文化的人权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应该指出，儒家的人权思想是在封建社会产生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儒家的人权思想中，普通人民则只能在服从封建伦常的条件下，才能享有一定的权利。 而且这些权利能否得到实现，要依靠明君和“仁政”。因此在弘扬儒家人权思想的同时，也要看到儒家人权思想的这些局限性。

　　二、儒家人权思想的特点

　　儒家人权思想具有不同于西方人权思想的特点。儒家人权思想是一种伦理型人权思想，而西方人权思想是一种智利型人权思想。伦理型人权思想从道德原则来论述人权问题，并试图依靠道德的力量实现人权。而智利型人权思想则从自然法角度提出人权问题，它要求通过斗争来争取人权。前者重人文，不重天文，强调道德，而轻功利；后者则更重天文，讲功利。

　　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家虽然主张通过斗争来争取人权，但是西方国家近代人权思想在其酝酿和形成时，也是从谈论道德问题开始的。西方著名思想家和人权学者雨果·格老秀斯认为，“权利是一种道德性质”。他声明，这些权利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权利”，即“自由权”，以及“我们对他人的权利”，包括“财产权”等。

　　苏格兰启蒙主义者、人权学者弗朗西斯·哈奇 森和大卫·休谟也是从道德问题而不是从理性问题开始论述人权问题的。在论证人权问题时，大卫·休谟向哈其森请教道德问题。休谟用“人性”一词来指人权，并在其人权名著《人性论》中，用人性反复论证了道德和理性、事实和价值等人权中的基本问题。

　　他认为人性关系到人权的标准。由于人性并不完全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因此评价人性的好恶，有时不能只根据事实，而应当根据道德或价值来判断。在这里他论及了人权的道德属性。

　　大卫·休谟举例说，一个饥饿的小孩要吃东西，一个受伤极度痛苦的人发出呻吟，这都是事实。但是要评价这两个事实是好是坏，那就要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来分析。[6]

　　因此无论儒家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其人权观都涉及道德问题。不过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西方人权思想很快沿功利主义的方向发展，更多地强调通过法制来保障人权，而由于中国的封建主义长期存在，儒家人权观就仍然长期停留在道德和伦理的范畴之内，发展比较缓慢。

　　儒家人权思想的道德属性的特点，使儒家要依靠“善”来实现其人权理想。儒家认为道德力量的来源是“善”，只有“善”，才能“仁”，人民才可能得到权利。(《孟子·梁惠王上》)孔子提倡人性善，他以“性相近”与“习相远”这几个字来阐述人性的特点，并指 出“人之生也直”。所谓“直”，即“善”之意。后来孟子明确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虽然荀子主张“人性恶”，但是他主张克服“恶”，使之“弃恶从善”(《荀子·修身》)。

　　儒家人权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人权的社会和集体属性，重视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儒家人权的社会和集体主义的属性，使儒家既重视个人的政治权利，更重视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儒家强调的人，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社会和集体的人。儒家“仁爱”的对象，是天下苍生；“至诚”的目的，是取信于全体人民。因此儒家的人权思想反映的理念，更适合人类社会的需要。

　　《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P62)儒家强调“人文”的出发点是“以化成天下”，是为了社会和国家全体人民。这充分说明，在儒家的人权思想中，社会和集体的权利是很重要的。“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左传·僖公九年》)是儒家的美德。“公家”指人民的公共权利，包括国政、公事、公利等；只要是“公家”的事，就要“知无不为”，反对“以私害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人权时，指出人类需要的是社会的人权，他们说：“人权是社会的。人有三种基本需要：即物质生活的需要，如需要食物、住房、穿衣、休息和新鲜空气等。由于人不是动物，所以又有自治和自由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的人的基本需要难于得到满足，因此就需要平等。”[7]对儒家人权思想的社会和集体的性质，应当加以肯定。

　　儒家人权思想的向“善”和服务社会和集体的精神，在中国深人人心，成为中国社会人伦道德之一部分。千百年来，这种精神使中国人关心社会和集体、关心人民的疾苦、“大公无私”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鼓舞着中国的先进思想家们，进行改革和革命。孙中山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提出了充满人权思想的三民主义思想。因此儒家人权思想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儒家人权思想对近代西方思想发展的影响

　　儒家人权思想对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是伦理道德、“仁政”、“德治”和“平等”思想的影响。

　　法国传教士曾德昭在《中华大帝国志》中具体介绍了儒家的道德观，儒家的道德、仁、义、礼、智、信等人伦原则以及儒家的“天、地、人”的统一、天人合一、人天相通的思想受到他的高度赞扬。他要求西方学习在儒家思想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圣人政府”[8]。

　　李明在《中国现状新态》(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lesent de la Chine，A  Pais，1696-1698，2 vol.) 中，赞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民主政治”，把孔子称为“远东之第一圣人”。

　　在耶酥会所编的《耶酥会书简集》(Reoueil des letters e'difiantes et curieusts，A.Paris，1703-1776)中，有16封讨论中国儒家思想的信。这16封 信涉及的内容很多，包括了儒家所有的基本观点，给欧洲的影响很大，以至日本学者后藤末雄说这16封信“给欧洲的影响几乎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9](P66-63)。

　　法国教授普庐开所著《儒教大观》(1784年巴黎版)，强调了儒家的“德治”和“仁政”的思想。著名学者波提埃在《东方圣经》中则说：“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激进。”[10]

　　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对孔子十分崇拜，在自己的家里挂有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视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伏尔泰认为“孔子的道德和治国学说，在中国已经臻于完美，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11]。 伏尔泰特别欣赏儒家的道德观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尊重他人人格的思想，并对孔子的“仁义”观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西方民族，无论什么格言，什么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球上就不会有战争了。”[9](P298)伏尔泰在其名著《自然法则》，要求用儒家的道德来挽救欧洲的时弊。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治观念有两个优点。第一是人民信赖官吏，人民将君主或官吏看成家长一般，给他尽力。第二是政府当局注意人民的福利，以增进人民福利为第一要务。所以 皇帝与官厅常常要修理道路，开凿运河，保护学术与工业的地位。因此人民亦不自觉表示敬意，养成了服从的美德。而这种顺从，非从专制而来。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许多优点，中国的行政组织各部分互相联络，官吏均须经几次严格考试才能任职。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亦不便擅行专制；加之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本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他说：“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更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中国的法律，更充满‘仁爱’”。他的结论是“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9](P301)。

　　卢梭认为儒家可贵之处是用“理性”反对“神性”。

　　孟德斯鸠虽然并不认为儒家学说是民主思想，而是专制思想。但是他通过批判儒家的封建主义思想，来丰富他的民主和法制思想。这也可以看成是儒家学说从反面启发了孟德斯鸠，从而对法国启蒙主义的形成产生了贡献。启蒙主义的其它代表人物则大都高度赞扬儒家的理性、人伦和道德思想。其中百科全书派表现最为突出。

　　霍尔巴赫在1773年出版的《社会之体系》中，高度赞扬中国的政治与道德原理。他说：“中国可算世界上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他认为这种道德政治的完全实现，不是世袭的君主政治，而是尧舜的理想政治。他公然宣称：“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12]

　　迪德罗赞美儒家，他认为孔子教义以保存和补充“天赋的理性”为特质，以“德治”为手段，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判别善恶与真伪；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强调，只需以儒家的“理性”或“德治” 来进行指导，便可以治国平天下。[9](P371)

　　巴夫尔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中说：“若是中国 的法律变成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为光辉灿烂 的世界。”[9](P372)

　　重农学派的魁奈受儒家人权思想的影响就更大。魁奈1758年发表了划时代的启蒙主义代表作《经济图表》。但是其《经济图表》的构成，完全模仿中国古代“伏曦之六十四卦”的体例，其《格言》篇的写作，借用了孔子《论语》的写作方法，用提问的形式，向法国各州各城市发出关于经济情况的询问，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魁奈的大弟子密拉勃在魁奈去 世时发表的哀词中，更认为魁奈的《经济图表》完全是继承孔子的学说，特别是来自孔子的“非礼勿”的思想。

　　中国儒家的道德人权学说对德国人权哲学也发生了极大影响。歌德读过大量的中国书籍，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是一致的。他特别欣赏儒家 的平等思想。他说，中国有王族、官吏、儒者等统治阶级与士、农、工、商等被统治阶级，但是没有世袭贵族的存在。最高位大臣的子弟如果没有才能，也只得列入平民地位。政府要设立学校来教化人民，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除中国外，任何国家都不知道有此设施之必要”。在其名著《浮士德》中，他试图体现儒家“在一切事情中的严肃和节制”和讲“仁义道德” 的思想。

　　黑格尔对儒家思想也很推崇。他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没有等级，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他说：“除却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可以说没有等级、没有贵族；惟有皇室诸子和公卿儿孙享有一种特权。但这个与其说是由于门阀，无宁谓为地位的关系使然。其余则人人平等。而惟有才能胜任者德为行政官吏。因此国家公职皆由最有才智与学问的人充当。”他的结论是：“因此他国每以中国为一种理想的标准，便是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模范的。”[9](P358)

　　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君主们。伏尔泰到欧洲各国去游说君主们，要他们学习中国的君主，实行开明君主制。他认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君”、“仁政”和“德治”，他要求欧洲君主学习中国的君主，实行开明君主制。法王路易十四、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奥地利女特丽萨等人都在不同程   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例如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模仿中国习惯，举行了“籍田”的仪式。普卢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则被认为是儒家的信徒，他决心实行中国式的开明君主制。[9](P344)

　　欧洲学者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并不深刻，在许多问题上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有的地方还有谬误之处。例如伏尔泰认为“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本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卢梭、孟德斯鸠、迪德罗、魁奈、哥德、黑格尔等人对儒家文化和人权思想的理解，也有不准确或有错误的地方，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儒家人权思想，并以之作 为武器，反对欧洲的神权和封建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儒家人权思想对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欧洲人权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英国历史学家赖赫准恩称18世纪是欧洲文化受儒家文化洗礼的时代，而孔子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守护尊者”[13]。

　　中英文化的友好使者李约瑟博士曾在1942年8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演，题为“中国文明”。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朔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十七世纪中叶耶酥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   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 他特别强调说：“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14]。季羡林直接称法国启蒙运动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间接影响。他说虽然中国思想的影响只是引起法国1789年革命的外因，但是法国“受了中国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影响的百科全书派，结果竟能应用中国思想以打倒路易王朝，发起法国大革命。”[9](P2)

　　四、结论

　　儒家人权思想诞生在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其中有不少的封建糟粕，例如儒家把人权的实现寄托在“道德”的力量上，依靠“仁君”，而不是寄托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这就使儒家人权的实现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儒家希望靠“仁政”和“德治”来实现人的权利，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人权思想。

　　但是儒家人权思想中却含有积极进步的因素。儒家的人权思想既包括了个人的人权，更包括了社会和集体的人权。儒家重视人民的个人意志独立和人格尊严权、尊重个人言论自由权、主张人民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以及要求满足人民的经济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思想都是积极和进步的思想。儒家更重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以“和为贵”。在“和为贵”的原则下，人权就可以得到尊重。

　　儒家人权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中国人权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儒家的人权思想在14世纪传人欧洲后，启发了欧洲启蒙主义人权思想家，成为近代欧洲人权思想的一个来源。

　　在现代社会，儒家的人权思想曾一度受到忽视。在20世纪初年，有的人还认为儒家没有人权思想。[15]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儒家的人权思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稳定，经济腾飞，日益强大。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如华人文化圈的其它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小龙”的经济起飞，与西方的文化和人权无关，是中国自己的价值观在起作用。他们所指的价值观，就是儒家的集体主义的人权观。[16]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也强调儒家人权思想的价值，提倡学习儒家文化，1988年1月，诺贝尔奖金评审委员会在颁奖大会上宣布：“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7]目前人类社会还存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儒家强调的社会和集体的人权，是现阶段人类需要的，正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商国君.先秦仁学文化研究[M]. 西安：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8，270.

　　[2]方立天，薛君度.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M].  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6.

　　[3]黑格尔.历史哲学[M]. 英译本，138-139.

　　[4]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J].  台大历史学报，1999，(24);32.

　　[5]焦循.雕茄集(卷9)[M].127.

　　[6]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衰[A].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79-581.

　　[7]R.Tucker.TheMarx-Engles   Reader(2nd   ed.)(W.W. Norton，New   York，1978)，43.

　　[8]谢方.中西初识[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155-158.

　　[9]季羡林.东学西渐丛书·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M].66-68.

　　[10]平诺.中国与法国精神哲学的形成[M].365.

　　[11]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594.

　　[12]霍尔巴赫.社会之体系(七)[M].11.94.

　　[13]赖赫准恩.中国与欧洲(英译本)[M].77  .

　　[14]李约瑟氏讲演.中国文明[N].大公报.1942-08-31.

　　[15]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 青年杂志，1915， (4).

　　[16]Edited by Tim Dunne and Nicholas J.Wheeler.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296.

　　[17]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J].走向世界，1989，(5).

　　（原文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0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