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不仅仅限于国富民强这些物质层面的目标，也包含精神层面的目标。人是由灵与肉两部分组成的，民族的复兴也应该包括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富足。缺乏精神追求、没有价值理念的民族不可能复兴，就算有了所谓的复兴，也只能是虚假的、暂时的、肤浅的，因此，有必要培育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新的价值观的源头在哪里？一是对现实需求的思考和回答、对现实矛盾的分析和解决；二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三是对本民族传统思想做创造性转化。①本文就以人权思想为例，说明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是个丰富的综合体，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九流十派之说。本文将重点探讨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早期的思想，探讨这一思想中有关人的权利的内容，以及它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

　　一、优秀的中华文明与人权思想

　　当代文明并非凭空而来，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人类文明的演进并非循着匀速直线运动的规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声称，在公元前800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由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伟大思想家的贡献，人类文明精神出现重大突破。②世界几大主要文明由此诞生，包括现在世界上成为强势的西方文明，也包括中华文明。 ③

　　一种文明能够长期延续，必有其存在的理由、独特的功能，它也必然要有效、合理地回答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权力要绝对垄断还是要予以制约，也包括个人的权利要不要得到保护和尊重，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权利并不是新近的问题，而是与人类历史同样长的古老问题。一种文明能在相当长的时段得以延续、发展，就不能不制约权力，不能不保护和尊重人权，尽管程度、侧重、特点各有不同。所以人权思想不是西方的专利。

　　现代人权观念源自西方，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西方社会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西方的人权思想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的人权思想被追溯到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和基督教的创世平等观。④这些西方文明背景下产生的人权思想，在中世纪被遮而不显，直到文艺复兴，西方人才重新发现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并把它发扬光大。

　　正如古代西方社会虽然没有现代人权观念，但存在人权思想一样，中国古代也有人权思想，尽管不太成熟。这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它表明，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保护和尊重人的权利的内容，并不等于说这种思想与现代人权理念没有差距，不等于说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一直都做得很好。相反，明代的特务统治、清代的文字狱表明，历史上，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确曾存在严重问题。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更加剧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为国人争人权正是百年来中国革命的主旋律。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清醒认识、努力克服传统文化中不利于人权发展的内容，发扬、激活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权发展的要素，这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使命。

　　由于当代人权理念源于西方，所以西方国家顺势垄断了对这些观念解释的话语权。中华文明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有西方文化所忽略的合理因素，对这些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权的发展和进步，也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回顾、总结、思考非西方国家包括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在内的思想和实践，肯定其价值，既是解决当代现实和危机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众多德性之一”。⑤

　　二、儒家人权思想举例

　　人类社会的早期，与人的权利产生严重冲突的重要因素是神权，而中国文化中，神权影响相对较小，理性力量较强，正如美国学者牟复兴指出的：“一般而言，中国比起其他早期文明，确实较少狂热的虔诚面对生命的无常时，也较少弃绝理性”。⑥中华文明中，“权威的源泉只跟人相关”，⑦跟理性相关。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中一再表达了这种尊崇理性、远离鬼神的理性精神，比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孔子自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所信和述是周代的实践。“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而周朝的实践恰是重视人的权利的。古代战争中，交战获胜的一方，往往要屠杀敌方民族。古罗马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文明，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在西方文明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然而，古罗马人在东征西讨、掠城攻地的过程中，残酷地处死战俘，惨不忍睹地惩罚奴隶，野蛮地蹂躏妇女。布匿战争占用迦太基后，罗马人血洗迦太基，战败投降的25万迦太基市民，仅仅幸存五万并被卖为奴隶，迦太基被放火摧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周战胜殷后，后代却以合理制度涵容战败的殷人。据文献记载：武王与纣交战，纣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问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趋而进曰：“臣闻之也，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余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趋而进曰：“臣闻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何如？” (《尚书大传》卷三)，结果，武王入殷后，采纳周公的主张“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财，归倾宫之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突出仁的理念就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是现代人权思想的基础。《论语?乡党篇》中纪录了这样一个故事：马棚失火，烧掉了。孔子退朝回来,说:“伤人了吗?”不问马的情况怎么样。 (原文是：“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这就是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爱人”并不限于亲人或熟人，“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篇第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篇第十二)。仁意味着人与人在人格上的平等，意味着自我与他人是同样，相互间是可以理解、尊重的。⑧这种思想当然符合现代人权理念。

　　儒家的另一重要概念是礼。提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第二》。礼是人文的，不是神性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文明的，不是野蛮的；是交往的，不是自我中心的；是温情的，不是冰冷的；是理性的，不是暴力的；是王道的，不是霸道的。⑨这样的礼，无疑是体现人的权利的。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狄百瑞指出，儒家的礼，“多少起到了人权的同样职能”，尽管这种礼只是体现在亲密的家族和亲族关系的网络中。 ⑩

　　儒家的思想中，甚至有突出强调普通民众权利的内容。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民贵君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从主张人的权利出发，突出强调了普通民众的权利，竟发展到相信最高的主权在乎民，⑪尽管他没有提出建立民治的政治制度，但要求民享的仁治政府。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重视人，强调保障人的利益，甚至提出保障平民的权利，这是值得后人总结吸取的。当然，儒家的思想中并没有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它们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因此，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不仅要弘扬传统中的人的权利的思想，更要充分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克服传统思想中不利于人权的因素。

　　三、儒家传统思想对现代人权理论可能的贡献

　　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培育传统中的健康因素，克服传统中的弊端，更在于激活传统思想的独特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能为人权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从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到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再到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人权概念的发展历经三代，从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到强调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再到强调连属权，对连属权的强调有利于纠正以原子化自我、与他人互不关心的放任式自由主义的弊端。⑫

　　中国传统文化有与西方的人权观不合的，不能完全从负面理解这种不合。以中国的礼为例。礼是社群的，不是个人的。这是不是说，儒家的礼不利于现代人权的发展呢？这样的回答过于武断。非但如此，礼还能有助于丰富和扩大人权概念的内涵，纠正现代人权理论可能出现的偏差。“说礼是注重社群利益和义务，而不注重个人中心的权利，这正是礼文化的特色。它与现代社会鼓动个人权利的制度文化可以构成一种平衡。”“现代性价值中只强调了民主、自由、批判、权利，而忽略了教化、规范、义务、社群，这正需要以礼或礼的类似物来加以补充。”⑬  “认为个人至上、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技术的种种必备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很可能一个极大的错误。”  [14]

　　第三代人权概念强调人权的差异性，强调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权概念的内涵可能有所差异；在不同社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人权概念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15] 这种人权观，突破了西方人权思想独霸的态势，为非西方文明参与人权理论的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中华文明应该也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正如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的思想，早期西方社会中也存在较多的社群主义因素。现代的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是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产物，现代技术的发展让人以为，可以无止境地发展，可以从所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6]这样的当代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是相互淡漠、先于社会的存在，有其任意选择人生目的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应该予以改造，变得更道德化一点、社会化一点、特殊化一点。[17]中国传统思想对这种改造能起到重要作用。

　　四、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梦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种文化复兴既不是回归过去，走专制的老路，也不是机械地追随西方理念、亦步亦趋，而是要平等地、温情地对待传统，尊重和发掘先人宝贵的思想资源。

　　这种文化复兴在当下意义尤其重大。近百年来，中国纲常的破坏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旧的已经破坏，新的却未立起，在这个历史阶段，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思想的污名化难辞其咎，市场经济的大潮进一步冲击了传统思想。因此，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借鉴各国有益的经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梦谋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大计，实现中国梦，不仅要使每个中国人丰衣足食，而且要让每个人活得堂堂正正。实现中国梦需要宏大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既不排斥人类文明的成果，不妄自尊大，也不贬斥和拒绝传统思想中独特的智慧，不数典忘祖。对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必将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研究员)

　　注释：

　　①对中国传统思想做创造性转化是美国学者林毓生首先提出来的，见《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③对人类古文明，有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四大文明之说，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虽将为类曾经存在的文明种类归纳为21种，但也将中华文明视为非常重要的一种，参见《历史研究》。

　　④参见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⑤尤金 莱特，引自牟复兴：《中国思想之渊源》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言第2页。

　　⑥牟复兴：《中国思想之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⑦同上，第41页。

　　⑧姚中秋：《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第150页。

　　⑨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⑩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⑪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

　　⑫参见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⑬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14]郝大维 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15]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16]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17]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