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实践的结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从地主阶级革新派、农民领袖、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想引领中国走向进步，但都没有成功。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的人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解决13亿人民温饱问题和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中华民族走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文明和人民幸福，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无可替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已经证明，在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推进依法治国的，维护和保障中国人民人权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着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各种腐败的抗体。实践是最权威的。对于这一来自历史、来自实践的结论，是任何一家一派的理论都无法推翻的。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对的困难和挑战绝不会少，我们不仅要排除来自国外的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干扰，还要克服来自我国社会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克服自己头脑中种种幼稚的片面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要战胜这些国内外错误思潮或模糊观念的干扰影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

　　其次，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们讲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其中就包括了要依宪坚持党的领导这一要求。从1954年制订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开始，就强调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总章程”。这个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订的，是一部很好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后来在实践中有一段时间执行得并不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行为，完全践踏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践踏了人权。能不能以此为据否定党的领导呢？不能！因为，这个时候恰恰是党的领导不能正常实施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各级党委都被“踢开”了。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党的领导妨碍了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而是破坏和否定党的领导才导致了宪法和法律不能有效实施。当然，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过去在党的领导方面也存在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等弊端，这也导致了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侵犯人权等问题。正是有了这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我们党在拨乱反正中，一面重新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一面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进而提出要依法治国。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既不能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名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也不能以坚持依法治国为由否定党的领导。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再次，这也对党提出了极大考验。在世界观多元化的今天，现实生活中，否定党的领导和无视党纪国法、侵犯人权两种情况都存在。所以，必须看到今天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面临着复杂的考验。在党内，尽管党在理性上已经认识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这并不是说在党内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四中全会《决定》的一个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可以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来解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已经对什么是党的领导作了新的界定。首先，明确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同时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就已经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其次，在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部门的关系问题上，从十五大开始，就明确实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即不是过去那样包揽全局、干预各方。再次，还明确了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具体任务，这就是一要制定大政方针，二要提出立法建议，三要推荐重要干部，四要进行思想宣传，五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六要坚持依法执政，以此来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些规定，对于什么是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从内涵和外延都作了不同于过去的规定。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些规定和依法治国的要求结合起来，围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提出了“三统一”、“四善于”，并作出了系统部署。所谓“三统一”，就是“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所谓“四善于”，就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因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一致性的问题，党的领导和保障人权一致性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各级党委如果能够切实按照这“三统一”、“四善于”的要求去做，就能够把文件中提出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一致性”的原则变为现实。

　　概括起来，在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尊重保障人权的关系时，一要解决认识问题即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二要解决实践问题即更好地践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党和法治关系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中国人权事业也就顺利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也就畅通无阻了。

　　（李君如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