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北大，探讨跨文化人权交流与对话这一主题。上周我们刚刚结束了第七届北京人权论坛，论坛有四个分议题，其中一个就是“人权的跨文化交流”。我们这个会议的召开与北京人权论坛在时间和议题上都一脉相承，甚至我能看到在座的有几位也参加了上周的论坛。我很愿意把这次会议看作是我们北京人权论坛的延续和深化，跟大家继续深入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权交流和合作。

　　人权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对人权的关注是全球性的。但同时人权也是一个充满了争议性的话题，对人权的理解和阐述充满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带有着不同文化和历史传承的印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主义时代，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平等相处，互相尊重主权和文化。在人权的问题上，包括在很多其他议题上，我想，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是正常的，甚至是一件好事。有争论表示了我们对此的关注，而真正的共识也必然是在不断的沟通、交流、交换意见乃至争吵中逐渐达成的。我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和平等的参与。

　　中国的人权建设一路走来，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和越来越多的理性的专家学者的认同。中国的人权建设一方面严格遵循国际人权法所确立的基本准则和基本精神，另外一方面又扎根中国大地，关注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在坚持以民生为重、以民生为先、以民生为本的前提下，推动人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事求是发展人权事业，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想每个国家在人权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对这一点，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昨天（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我觉得很好传达了这个意思，我们要坚持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不庸讳言，当前在国际人权舞台上，我们的作用还不够大，我们的声音还不够响亮。但是我们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我们的人权道路和人权成就是能够经得起检验的。我们要更多地走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深程度地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参与国际人权观念的塑造和国际人权规则的制定。因此今天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荷兰人权研究学院的汤姆?茨瓦特先生下了很多功夫，他连续参加了我们几届北京人权论坛，积极参与我们中国人权研究会活动，联合国内学者开展项目合作，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茨瓦特先生近年来倡导“目标受体论”，强调尊重各国的本土文化，主张利用本土机制推动人权的推广和普及。这一理论在北京人权论坛上也做过介绍，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也为我们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我还很高兴地注意到，“推动人权跨文化对话和交流”这一想法不只是停留在理念和理论上，还更向前走了一步，我们这次会议还要讨论组建“跨文化人权中心”的成立这一议题，搭建机制平台，把理念和理论落在实处。用我们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帮助。我衷心希望并祝愿我们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本文系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于2014年9月22日在“迈向跨文化人权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