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权的可持续保障”理论研讨会23日在东北财经大学召开。这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广州大学等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和有关高校的约7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发展权，围绕“发展权与人权的全面发展”“发展权的可持续保障”“发展权的公平与效率”三个专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讨论。

　　大家普遍认为，经济新常态给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发展权是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在要求必然是各项权利的协调发展、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以及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实现发展权的可持续保障离不开法治建设，法治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必然推动法律的完备和法制的进步。实现发展权的公平与效率，必须理顺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关系，关注民生取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承担社会责任，以使我们的社会和谐有序。

　　李君如：以协商民主全面保障人权

　　在中共中央2014年12月2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强调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在公民方面，就是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党和政府方面，就是要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民主形式，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一方面，这种以公民为主体、公民平等地参与决策的民主形式，本身就是人权特别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形式为公民人权的实现提供了最为直接最为便捷的民主渠道。

　　我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履职过程中，对于怎样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有过亲身体会，要比我们仅仅去投一张票更有内容、更有当家作主的体会，更有成效。我在浙江、四川等地观摩过基层的协商民主，人民群众在协商民主会上那种积极参与对话协商的热烈场面和民主氛围，是我们在机关、学校看不到的，历历在目，至今难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构建一个完备的协商民主体系，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一个全面保障人权的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一定能够形成一个以协商民主全面保障人权的战略布局。

　　鲜开林：人权发展是人权本质的民生关怀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使得我国社会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民生权益诉求高发期，使得深水“攻坚期”和“风险期”的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向民生权益聚焦和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民生本质关怀，就是如何让普通民众真正感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平正义，真正让普通百姓生活的更加幸福和更加尊严。回顾改革开放37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的极大解放”和“人的正当权益维护”。越来越多的人从土地、单位、户籍的捆绑中挣脱出来，从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迁徙自由权、择业自由权、创业自由权、创新自由权，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拼搏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幸福和尊严，进而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民生乃立国之本，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人权民生关怀之本。既然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与之相适应的人权发展新常态的本质规定和现实目标，就应当是公民人权的民生关怀，而不是人权的民生流失。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民生问题，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中国的贡献率约占80%。然而，现实我国的贫富差距却又十分突出。2015 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述评文章，这是我们党主流媒体罕见的公开直面当前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现实问题。“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再三警示人们：“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直面并认真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李步云：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是中国人权观的基本观点。发展权和生存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人们对生存权的认识有很大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我认为，生存权的基本内涵应当是指人人都有能够生存下去，并过着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说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还处于忍饥挨饿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一张选票，而是一袋面粉。

　　发展权利在我国适用和表现的依据主要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主要内容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自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以来，曾连续十余年GDP保持在10%的增速，从而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使中国一跃成为国际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与我们坚持实行“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和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援助的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汪习根：机会平等是发展权实现的首要前提

　　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将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的这一特征表明将会使愈来愈多的农民涌入城市，给全社会尤其是农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但依然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民身份向城市居民身份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导致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容易被边缘化、碎片化，其平等发展权面临诸多挑战。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劳动权、教育权等方面的问题，但在本质上则关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主体资格与权利回归。农民工职业身份、法律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分享，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发展资格不均等，正是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存在价值难以得到普遍认同的深层次原因。

　　可见，新常态下要确保产业升级成功，必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去除身份标签，赋予农民工平等发展的资格，确保其自由参与发展进程、平等获得正当发展利益，真正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