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各国对人权理念普遍是接受的，但是各国文化和现代化水平有特殊性，这使得各国对于人权理念的理解和实践存在不对称。消除这种不对称，应加强东西方的跨文化对话。”9月14日，荷兰人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林克斯在北京如是说。

　　当天（2015年9月14日），第五届人权载体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中非人权观念”为主题，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与荷兰人权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林克斯说，南北差异和历史原因是造成东西方人权问题不对称的原因，“现在的状况是人权问题都由西方来主导、非西方国家接受，结果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常常是西方国家批评非西方国家，这是不正确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晓玲表示，人权问题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应将普遍性原则和各国国情相结合，即在承认人权普遍性原则的前提下，各国政府和人民有权确立人权理念在本国有效实施的方式，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保障人权。

　　“我们看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国家出现不安定的情况，反而使得个人权利受到压抑，两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不是人权保护的初衷。”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常健举例说。

　　常健表示，在国家安定和个人权利保护方面，最好的状态应是两者相互促进，即在维护国家安定的同时保障个人权利，这目前在很多欧洲国家已实现。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权利诉求产生社会冲突压力，同时国家控制和化解的能力不能跟上，就会出现国家动荡、个人权利无法被保护的情况。

　　常健认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权利诉求不能过于激进、脱离实际，另一方面，国家应通过提高治理能力、强化权力合法性基础以及降低利益分化程度，确保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护的统一。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教授恩特拉马说，人权问题有必要本土化。一个地方的政治制度、宪法体系、文化特点以及社会经济独特性都应被考虑在内。她以非洲的人权问题为例，她认为非洲的本土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从西方视角看待非洲的本地化，会认为非洲是不文明的。“但我们希望西方能够尊重非洲的文化特性，平等地看待非洲，而不是把非洲当成西方的‘小伙伴’。”

　　林克斯表示，在人权实践方面，很难推出一种共同模式，原因是不能排除或忽视很多国家的历史，不能轻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摆脱不对称的困境，主观来说，在文化政治的框架要有开放思维。另外，加强东西方的跨文化对话也是很重要的，人权理论体系应变得更加灵活，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