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摧毁中国人民抗战意志力的战略轰炸策略，“二战”期间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犯下了反人类罪，美军对广岛和长崎的无差别轰炸也侵害了人权，但后者加速了日本投降，保障了更多人的生命权。不能忘却“二战”期间日本人权和反法西斯联盟保障人权这段惨痛的人权与反人权博弈。

　　关键词：人权　无差别轰炸　二战

　　1945年8月，美国使用原子弹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无差别轰炸，炸死30万日本人；从1937年开始，侵华日军飞机对中国几十个城市进行了长达7年的无差别轰炸，中国百姓死伤难以计数。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和日军狂轰滥炸中国都是无差别轰炸，但结果是前者加速结束了后者无休止的反人权行径，重温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人权的进步是用血和泪换来的，不能忘却。

　　一、日军和美军的无差别轰炸都是反人权

　　使用飞机轰炸敌方的“空中战略轰炸”理论始于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此人认为战争是全民的，士兵和平民没有任何区分。1937年3月5日，德国空军实践了战略轰炸理论，德军“秃鹰”军团对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大规模轰炸，小镇7，000余居民死伤2，500人。1937年日军在其《陆军航空部队使用法》中明确提出了“战略轰炸”构想，要求航空部队从支援地面作战转向进攻战略轰炸，直接轰炸平民，以给敌国国民极大恐惧，挫败他们的战斗意志。

　　1932年1月29日，日军首次轰炸上海，上海北站和商务印书馆遭到极大破坏，许多贵重文献被毁损。更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是从1937年的沪淞会战开始的，直至1944年12月日军再也无力轰炸中国。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侵华日本空军是一把高悬的屠刀，在中华大地进行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的城市恐怖无差别轰炸，炸死和枪杀了难以计数的平民，其罪行罄竹难书。先后有 23 个省份遭到日军轰炸，四川、湖北、广西、云南、江苏、浙江、湖南是日军重点轰炸省份，连西康和青海都被遭到日军轰炸。

　　1937年8月14日下午，日本侵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反复对上海进行毁灭性轰炸，当日炸死无辜平民1，742人，炸伤1，873人；1939年10月15日，日军71架次飞机，分四批首次轮番疯狂轰炸延安；1940年8月24日，50架日本飞机侵入桂林市上空狂轰滥炸；自1938年至1944年的6年时间里，成都所受轰炸至少达21次；1942年5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云南保山，当场炸死近3，000人，之后滇西流行瘟疫，致10万多人死亡；战时首都重庆是遭遇日军轰炸次数最多、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在长达近六年半时间里，日军先后采用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和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轰炸重庆，投弹达20，000余枚。据不完全统计，重庆轰炸的直接伤亡者32，829人，间接伤亡者6，651人，灾民人数则高达172，786人，至于财产损失更是无法计数。此外，武汉、广州和长沙也是日军重点轰炸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市中心和居民主要居住地都曾被炸成废墟。

　　美军从1942年4月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有效的轰炸是在1945年对东京的大轰炸。1945年3月9日，334架B29轰炸机携带凝固汽油弹飞向东京，83，793人被烧死，大量工业目标被炸毁。之后，名古屋、大阪、神户也被轰炸，死伤无数。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飞机向日本两个重要军事基地投掷了两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广岛和长崎分别被死伤20万和10万人，广岛市内建筑完全被摧毁，长崎百分之六十的建筑被摧毁。

　　实施无差别轰炸的美军和日军都侵犯了人权，但二者性质不同。战争期间通过暴力制止和消灭反人权者，当代国际人权保护机制肇始于保护人权和反人权的博弈过程，肇始于一次次惨痛的教训。

　　二、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保护绝大多数人的人权

　　显然，日军和美军的无差别轰炸有很大差别。“二战”期间，无论德国纳粹还是日本军队，他们都以手段服务于取胜的目的，无差别轰炸平民，其目的是动摇敌对国政府、军队和平民的抗战意志，消灭战争后备力量，如纳粹对伦敦的大轰炸。如此，日本空军与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国空军各打五十大板是不公允的。两种无差别轰炸的不同之处可以用下表简略表示：

　　
　　详细阐释上表，日美无差别轰炸的具体差别如下：第一，日军轰炸中国的时间几乎与它侵略中国的时间一致，只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无力轰炸中国了才停止，而美军轰炸日本只有半年。第二，中国因日本飞机轰炸直接死亡人数尚无精确统计，但肯定是远远超过日本死亡人数。第三，轰炸中主要伤及非战斗人员，结果却不同——日军对中国的轰炸不仅没有摧毁中国人民的抗争意志，相反，自1941年12月，“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到中国昆明后，中方的制空权大大增强，中美空军的出现给日军致命打击，同时开辟的驼峰航线，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军需。美国飞机对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地的轰炸也没有动摇日本军国主义负隅抵抗的决心，直至1945年8月6号和9号，广岛长崎被两颗原子弹摧毁后的第6天，日本才宣布投降。美国人以暴制暴，终于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使更多的人获得了免于生命被日军剥夺的生命权。这是美日无差别轰炸的最大不同。

　　世界人民都同情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死的平民，但为保护更多人的人权而伤害广岛和长崎民众的人权，这或许是人权保护的悖论，是战争期间一种不得已的“恶”。对战争的评判主要有现实主义与和平主义两种思想理论，前者占主导地位，它强调用实力和武力说话，利益决定一切，并且认为战争的道德正义观念服务于战争的实用性和现实性。后者总体上反对一切战争，或要求在战争中遵循起码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虽然理想化，但有道德感召力，有时能得道多助，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两种理论都可以解释日军和美军的无差别轰炸，但如果以“为我所用”的态度选择理论，那么，就难以深刻反思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和日本人民带来的伤害。可惜的是，当今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就如此。

　　一些日本人用现实主义诠释自己投降和战败，觉得日本战败很屈辱。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威力无比的原子弹后，日本天皇害怕了，部分日军指挥官害怕了，最后达到了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目的——促使日本政府尽快投降，避免更多的美军阵亡。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分子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是美军的军事和科技实力超过了日本，所以日本屈辱战败。如果用现实主义诠释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结论很可怕：因为日本空军强大于中国空军，日军对中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意在通过大量杀死平民，用武力威慑达到心理征服，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侵占中国是目的，杀死无辜平民是手段。

　　一些日本人用和平主义来讨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和平使者。1955年和1958年，长崎市和广岛市分别建造了和平纪念公园，祈求永久的和平，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在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纪念仪式，不定期在美国等地举行纪念活动，广岛和长崎的死难者家属和核辐射受害者不断向世界展示他们的苦难。同时，广岛和长崎长期致力于反对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确，广岛和长崎30万人的生命权被美国的原子弹剥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用和平主义思想讨论广岛和长崎所遭受的原子弹爆炸，日本成了“二战”的受害者和“二战”后的和平使者，用现实主义解释和安慰自己的失败，认为东京审判只不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而已。这是日本政府和部分国民中迄今未能深刻反思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思想根源。

　　当代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经历了一个从弱小到较强的过程，是一个人权与反人权的博弈过程。1945年，《世界人权宣言》尚未写就，虽然在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都宣示生命的权利，但是，当无数的生命在战争期间遭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剥夺的时候，反法西斯同盟只能以暴制暴，用牺牲小数人的生命挽救大多数人的生命。以暴制暴会伤及无辜，但权衡轻重急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战争时期人权保护的逻辑和现实。

　　三、不能没有法律和道义的力量

　　对于“二战”中无差别轰炸伤害平民的行为，早有各种国际习惯法规定之。但是，那时的习惯法仅有道义的力量，没有法律约束力，因为没有任何组织具有实施和监督习惯法的能力。

　　1907年10月签订于荷兰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25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1922年由英、美、法、意、日及荷兰等国的代表组成的“战时国际法规修正委员会”在海牙拟就并通过的《战时空战规则草案》第26条规定：“为使平民发生恐怖，破坏或损坏非军事用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员的目的而进行的空中轰炸，应予禁止”。1928年，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内62个国家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第2条写到：“缔约各国一致协议，在各国之间发生的一起争端或冲突，不管其性质与起源如何，永远不得以和平方法以外的方法解决之。”①1923年国际联盟草拟的互助条约草案宣布“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罪行。”1924年2月国际联盟大会通过的宣言“深信侵略战争永远不能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此它是一种国际罪行。”出席会议的国家包括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50多个国家。上述规定或可视为习惯法，日本和美国都参与或签订了上述习惯法。

　　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的世界是残酷、可怕的世界。迄今为止，只有政府间组织才是比较适合实施和监督习惯法的组织，“二战”期间唯有国联可承担此重任。但是，成立于1920年、于1946年解散的国联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无力监督签订国遵守这些习惯法。如此，侵华日军飞机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无差别轰炸之后，美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数冤魂死在无差别轰炸下。

　　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把纳粹送上正义的审判台，而东京审判却没有斩草除根。1945年以前，占主导的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只有被国家认可的现行的制定法、程序和习惯才是有效的法律。故纳粹德国的辩护律师认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德军之手，死于集中营的毒气室，但他们没有违反纳粹德国的宪法和法律。但纽伦堡法庭的法官们确信，任意屠杀、灭绝、奴役或虐待、放逐平民，即便是在战争期间也违反了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而这些准则正蕴涵在自然法中。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法官在开庭致辞中说到：“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就是用我们的信念把世界的思想引导到巩固和加强国际行为的法律上来，以便使那些掌握着政府大权和人民命运的人较少地动辄进行战争。”②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刑法学家谢尔登·格卢格也认为，“鉴于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奉行蓄意无视法律的政策，并且发明了‘总体战’，企图借此实现其奴役世界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那些不再适应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③结果，法庭确认纳粹被告分别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共同计划或共谋罪，戈林等11人被判死刑。东京审判虽然也确认了日本战犯与纳粹德国同样的罪名，但没有把“反人道罪”作为主要罪名，无差别轰炸被忽视了，支持战争的日本天皇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

　　东京审判没有给日本深刻的教训，纽伦堡审判使德国人深刻反省到自己的罪行。1970年12月7日，在良知感召下，德国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40年后的同一天，德国总统武尔夫再度来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环。不彻底的东京审判给日本军国主义留下了余孽，相当多的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的主导者欧美等国的手也是肮脏的，“投掷原子弹的美国和撕毁日苏中立条约的苏联，却不受任何谴责，其结果不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吗?”④时至今日，一些日本人还不知道他们的祖辈错在哪里。

　　四、不能忘却历史

　　1945年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即《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写到：“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日本有确立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以及尊重基本人权的义务。”⑤

　　1946年，在“二战”胜利者和占领者美国盟军总部的迫使下，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这是“民政局依靠万能的占领权促进了民主改革，……是依靠专制权力进行的民主化”⑥。日本新宪法序言写到：“我们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应只顾本国而不顾他国，政治道德的法则是普遍的法则。”⑦这部基于自然法理念的宪法认可人权标准是普世性的标准，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思想、宗教、信仰、表达、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迁移、学术自由等权利以及司法程序公正等，同时，新宪法超越了明治宪法第73条有关修改宪法的提案权专属于天皇的界限，否定了天皇主权，不承认任何“法律保留”。

　　《日本国宪法》重视人权保障，战后的日本也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做了很多善事。但近些年来，一些日本人似乎忘了美国人为什么要日本制定新宪法，忘了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同时还有广岛和长崎死去的30万人。抗战70周年纪念日，再说这段历史，很有必要。

　　（黎尔平，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民主德国]P.A.施泰尼格尔编：《纽伦堡审判》，上卷， 王昭仁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5页。

　　②同注①，第15页。

　　③同注①，第15-16页。

　　④［日］大沼保昭：《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宋志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⑤[日]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补订：《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璠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⑥[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41页。

　　⑦同注⑤，第25页。

Abstract：Base on the strategic bombardment to destroy willpower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in the Second World War，Japanese aircrafts were nondiscriminatorily bombing China’s cities，which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Actually，the US army nondiscriminatorily bombed Hiroshima and Nagasaki and damaged the human rights too.The US army，however，speeded up Japanese surrender and protected more people’s rights to life.It is never forgotten that the painful game of protecting and damaging human rights between Japanese militarism and anti-fascist alliance.

　　(责任编辑　朱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