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 彼得·佩弗雷里  （赵一帆 摄）

本文拟在社会建构主义组织理论的框架下，重新思考族群与人权。

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宣言阐述了原住民“建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参与经济活动和传统活动的权利”。该宣言以143票赞成，4票反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和11票弃权(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布隆迪、哥伦比亚、格鲁吉亚、肯尼亚、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萨摩亚和乌克兰)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宣言》为这个世界中，原住民的生存、尊严、福祉和权利的最低标准设立了一个通用框架”。(OHCHR, 2016)

对于这段引述，建构主义者首先会注意到“这个世界中的原住民”（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当中的定冠词“这个”（the）。语言在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该文件所使用的英语语言，定冠词的使用表明作者们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现实，在这之中，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具有清晰的界定。这同样适用于他们的权利，即作为原住民生来享有的权利。

这个观察结论虽然简单，但已经给予我们足够的信息，来探明这种看法中的缺陷。首先，任何概念在建构的同时，都会自动构造其对立面。因此，原住民概念得到建构的同时，非原住民的概念也相应而生。那么，非原住民是谁，他们又拥有什么权利？《宣言》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通过对族群和由族群派生出的权利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以期填补这一空白。

尽管相对主义对于“族群”(Fearon e.a., 2000; Valdez, 2013)和“人权”(Donelly, 2011; Gregg, 2011; Zwart, 2012)存在定义，但实证主义观念仍是主流，在学术界如此，在政治舞台上更是如此。在这两种语境中，人们似乎都专注于对族群进行界定，而后将其独有的立场作为唯一真理，予以坚决捍卫。每天，媒体都充斥着关于族群冲突的新闻报道，它们时常与暴力有关，这之中有人因捍卫族群而丧命。族群经常与生活中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方面挂钩：歧视性立法、财富分配不公、课本中存在偏见的历史等等。人们固执己见、变本加厉，而另一方也没有显示出让步的意愿。许多卷入此类冲突的学者感到自己义无反顾，倾向于利用学术话语支持他们偏好的一派。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因此成为亲密盟友，彼此巩固对方的立场。

在世界许多地区，族群冲突成为每日日程，而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出台的举措时常遭到反对者批评，他们认为这些举措侵犯了相关者的权利。由于族群没有成文法典作为支撑，人们对于族群所主张的权利通常被称为人权(的一部分)。人权是另一个承载了沉重情感的词语；人权和族群相结合，调制出了一杯具有爆裂口感的鸡尾酒。

学术界如果想在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那就必须搁置实证主义思想，而更多地接受相对论的观点。在本文中，我意图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定义族群和族群权利，以此向着相对论方法迈出第一步。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视族群为暴力冲突的原因之人，以及认为政府平息冲突之举侵犯了人权之人，分别将族群和人权物化了。他们的观点产生于对这些术语抱有的固定观念，因而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错误的。上述联合国《宣言》就是这种物化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种模型来破除这种物化；在这一模型中，所有的定义都以字面为义，并且是等价的，即所有的定义在其对应的社会环境中都是正确的。

社会建构组织理论的社会融合(SI)模型是一个学术模型，它将人类行为的高解释力与极简性相匹配。此外，它将社会结构的出现与人类对世界的理解相整合，能够显示出一个人对于同一主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以持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