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邹东升  （赵一帆 摄）

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问题。新常态不仅蕴含着平稳发展、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理念，而且是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权的科学诠释。伴随着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发展，中国家庭处于传统家庭结构瓦解与社会转型期的漩涡中。缘此，本文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中心，在探究现有家庭政策供给与发展型家庭福利需求失衡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家庭政策的发展现状，沿循发展型家庭政策变革路径，重构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理论逻辑。旨在探索通过对话式、精准型、人性化的制度安排，推进中国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的实现。由于传统的家庭政策制度供给基本偏重于对公民生存权的关照，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型家庭的福利需求产生失衡，具体表现为政策价值考量失当、政策目标定位偏差、政策主体参与缺位、政策配套支撑不足。此种供需失衡导致了“工作——家庭”冲突加剧，离婚率上升、幸福感下降，亚健康普遍、过劳死严重，甚至社会矛盾激化。要实现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平等，必须对发展型家庭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变革和调适。首先，应从四个方面深化家庭意识观。第一，强化社会性别意识，推进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第二，以家庭主体为单位，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第三，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逐渐将家庭意识纳入社会主流。第四，重视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等作用，推进家庭意识主流化。其次，应从两个方面优化发展权客体。第一，家庭政策应对边缘群体进行精准发力“靶向治疗”。第二，对有着不同“发展诉求”的家庭提供普遍而形式多样的支持。再次，应在三个层面上强化发展权主体。第一，政府有必要在家庭福利供给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应当建立一个专司家庭事务的政府机构。第二，企业需要形成“帮助职工实现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平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 ”的认识，化解“工作—生活”冲突进而有效提高职工工作效率。第三，社区建设要引入家庭政策的概念，提供家庭公共服务，成为稳定家庭发展、发挥家庭功能的基础。最后，应当转化协调性发展，确保发展型家庭政策的稳定性与统一性，强调各部门的政策在家庭领域确保系统性与互补性，破除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