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布拉克28日在重庆表示，东西方之间对人权概念理解的冲突，需要用一种跨文化的模型对人权进行理解，并寻求达成共识。

在重庆举行的“2016·中欧人权研讨会”上，他发表的题为《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一个跨文化的视角》的演讲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安德烈亚斯·布拉克解释，这种跨文化模型产生于一个谦卑的前提，即一个人的文化只是众多文化之一。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优势和成就，同时也存在偏好和盲点。

他声称，自己倡导的这种模型，既没有试图超越文化差异，也没有通过区分文化的优劣来消弭这种差异。相反，它需要一种文化像对待自身一样，认真对待其他文化，并尝试进行一场追求意义和真理的开明对话。

为了明晰跨文化的人权阐释学所遇到的挑战，安德烈亚斯·布拉克对“人权”这一中文概念与英文“humanrights”的差异进行了说明。

他认为，二者并不对应，也不是同义词，更不能彼此转化。西方的“humanrights”起源于全能上帝的概念；而在中国，人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是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参照的。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但“rights”是上帝判定的、赋予的，因而是个绝对概念。长期以来，西方用“rights”判定中国；中国以“人权”比附“rights”。双方陷入了犹如泥沼的误区：一个振振有词，另一个手足无措，发出微弱的争辩。

安德烈亚斯·布拉克认为，中西之间进行跨文化人权阐释的目的是形成一种“人权共识”。这种共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即世界上存在许多人权文化，即使“人权”未必是这些文化用于自我描述的术语。这之中的许多文化在道德、制定法与世界观三者之间的关系上，与西方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进而阐释，尽管“人权”标签可能源于西方，但它作为慈悲的一种表达，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诸如家庭、社区的社会制度，以及互惠、自助这样的价值观，自古以来就支持和保护着许多中国人的人权。

当日，来自中国、德国、荷兰、英国、挪威、法国等国家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就“少数民族权利保障”议题进行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