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践行中国特色人权观，对于进一步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完善人权保障制度，走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加强人权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国际人权保障事业，都是重要的。本文就中国特色人权观问题，发表几点看法。

　　一、中国特色人权观：概念与观念

　　中国特色人权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或可称中国主体人权观。从词语上说，它是人权概念与观念的结合。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观念即看法，是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人对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概括，属思想意识。同一对象概念与观念往往密切联系，但不可混淆。如相混淆，理论上会带来混乱，实践中将造成危害。

　　人权概念，就是指人的权利，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的概念主要强调人权主体和人权客体这两个方面。人权主体是人，包括个人和个人的延伸——特定群体与民族以及国家；人权客体是权利，包括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人权概念反映人权的普遍性。世界上不同制度的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采用了人权这一概念。出于人的本性，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然和人为灾害共同防治，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中，对人权普遍性的内容，诸如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反对民族歧视、肆意诛杀、滥施酷刑，保护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都有规定，并为缔约国、参约国所认同。人权观念的特殊性是由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文化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的。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人群，都会产生不同的人权观。中国如此，美国如此，俄罗斯如此，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其他国家均如此，概莫能外。不同国家的人权观对人权的诠释，不乏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当成圭臬。中国特色人权观，是经几代人努力，吸纳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结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近代革命斗争历史和当代社会实际形成的，是人权普遍性理念与中国特殊人权文化的结合与统一。

　　二、中国特色人权观：形成的背景

　　人权这一概念是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不过，由于传播者和他们国家推行的人权与其观念言行不一，嘴上讲人权，行动上侵犯人权，使中国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所以很快就引起了疑惑。中国人民是从实践中领悟了人权的精邃，进而通过亲身斗争而争得自己的人权。其实，关于重视人和人的权利的思想在中国早已产生，争取人的权利的斗争也早已开始并从未停止。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沿革看，春秋末孔子等思想家提出“仁”、“和”的观念，之后发展成为系统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重视，对人生存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重视。诸如关于“仁”：“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远)。；“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个人与人的关系应是“爱”，“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这种爱，首先从自身起，由近及远，由个人及群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又如关于“和”：“和为贵”《论语·学而》。；“和则安”《周礼·东官·辀人》。；“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和谐，“天人合一”，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十三章》。。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又是中华文明的血脉，也是现代中国人权对外交往话语权丰富的思想资源。

　　1991年9月，中国人权考察团访问北美，在加拿大会见了参加《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汉夫莱先生。他称赞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参加《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代表张彭春先生，不仅以中国儒家中庸、和谐思想化解了各国代表在一些问题上的矛盾，而且将“仁”的思想巧妙的融入宣言之中。《宣言》第一条“良心”一词，就是具体体现。另外，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展览大厅摆放的一块巨石上，赫然铭刻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一句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儒家名言。

　　人权的根本属性是利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页。中国人民争取利益的斗争实践，至少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已经开始。秦朝末年，面对统治者的暴政，陈胜、吴广率先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在这样争取平等权利的口号下，发动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终于导致秦王朝覆灭。此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顶顶皇冠落地，一个个王朝倾覆，除了几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外，多数都是广大农民为争取权利进行艰巨斗争的结果。争取平等和权利，一直是中华民族反抗暴政和压迫的传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在坚船利炮威逼之下，背负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十数次割地赔款，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压迫剥削的奴隶。尤其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我国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面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近代历史上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一直是动员人民、鼓舞人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口号。为变法改革牺牲的仁人志士，为推翻封建皇帝统治的辛亥革命先烈，为抵抗日本法西斯野蛮侵略的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在不同战线上斗争的英雄军民，都是在为争人权、争自由而奋斗。正是因为此，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也正是如此，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写道：“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把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人权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和白皮书的论断，是对一百多年来无数为人权奋斗的仁人志士的纪念，也是对今后继续完善人权保障这一崇高目标的昭示。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都为之而深受鼓舞。

　　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获得独立，标志着人权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失败。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队第一次仁川登陆后，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派军舰入侵我国领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政府先后一百多次严正抗议，它完全置若罔闻。在美国主使下，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全面封锁，年轻的共和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生存面临严重威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人民痛定思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1982年宪法恢复了五四年宪法的基本精神，人权保障的内容得到充实。之后，于1999年、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我国宪法历史和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的里程碑。新中国诞生六十多年来，尽管我们曾犯过错误，而且，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如何更好结合，有关人权保障如何更好发展等，不少问题仍在解决之中，但我们的成就举世瞩目，即使对我国心存敌意的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十八大至今，虽然时间不长，但我国人权保障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扎扎实实新起色，现正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向新的目标迈进。

　　上述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特色人权观形成的背景。

　　三、中国特色人权观：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如前文指出，人权的主体是人，客体是权利，主体与客体均为全称，即指所有人的所有权利。国际人权法和我国宪法不少条款使用基本权利一词。按词义解释，基本即根本。人权领域的基本权利，是人的不可或缺的权利，即人无这些权利就不具有独立人格。国家无这些权利(主权)就不具有独立的国格。这表明基本权利比人的其他权利更加重要。各项人权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发展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基本权利方面，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财产权、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公民有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这些基本权利是广泛的，基本涵盖了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等。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将生存权与发展权定为首要人权，是对我国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深入讨论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生存权是一个综合概念。从人权的主体说，它包括个人生存，也包括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维持个人生命、生存需要，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国的历史经验，亚、非、拉诸多发展中国家被侵略受欺凌的历史，以及中亚和北非一些国家现实的悲惨遭遇都说明，民族不独立，国家主权被侵犯，生存权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我们不能忘记，多年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直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妄图从内部发动所谓颜色革命，颠覆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美国至今是我国台湾不能与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某些政客是藏独、疆独分裂国家的支持者。我国东海钓鱼岛、南海诸多岛礁实际遭侵犯，也是美国在明里暗里支持。美国宣称人权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自前苏联解体后，它奉行双重标准，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前，美国连续十数次亲自牵头或幕后策动在前人权委员会搞反华提案，至今仍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就所谓人权问题对我国抹黑。这一切都是遏制我们的举措，危害我国的生存，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此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环境污染，提上了国际社会重要议程。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危及人类的命运与生存，也是我国更好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的严重问题。

　　生存与发展是密切联系的。发展是包括生存权在内的一切人权享有的基础和保障。针对我国实际，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起，发展经济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任凭风浪起，党和政府始终坚定地驾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一心一意谋发展，仅仅三十余年，便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并未忘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GDP在世界上仅排第80位左右，按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标准，到2015年，我国尚有约5，500万人口尚待脱贫，如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尚待脱贫的人口更多。这都说明发展权的实现是历史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生存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仍是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这一矛盾予以有效解决，并重视对和平权的维护，就能为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创造良好条件，整个人权保障就能一步一步达到更高水平。

　　四、中国特色人权观：主要因素和初步概括

　　中国特色人权观，如何进一步提炼，以简明、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达，尚需进一步研究。不过从上述问题思考，以下因素应当予以重视。其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和理念，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等蕴涵的深邃哲学内涵。其二，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结、民族感情，在近代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斗争中形成的不怕鬼、不信邪，坚持反侵略、反霸权的革命精神。其三，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我国宪法和法律日臻完善。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依据宪法和法律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将指导人民争取更大胜利。其四，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为人民充分享有人权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其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等外交原则基础上，我国提出了建立亚洲利益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建立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人权保障事业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研究上述形成中国特色人权观诸因素，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原则相契合，试将中国特色人权观概括为：坚持人权普遍性与人权特殊性相统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统一，遵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国际公约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对内，进一步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条件，让人们充分享有人权；对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视维护和平发展权，坚持人权平等对话，坚持人权交流与合作，推进建设和谐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包括中国特色人权观在内的中国人权保障制度，将随时代文明进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步履而发展。任何发展都不能墨守成规，发展都将伴随观念更新和对已有体制机制的突破。为使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更好发展，我们要一如既往，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中国实际，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时，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时，注意去伪存真，吸纳益于我者，将人类历史进程的文明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如此，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就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刘海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责任编辑刘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