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张彭春这个名字，是出自一位外国人之口。

　　1991年秋，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到北美进行人权理论考察，大约是9月下旬，从美国转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一位白发长者说，他是汉弗莱先生，现为加拿大人权基金名誉主席，当年曾参加《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听说曾参加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大家不禁肃然起敬。可能是我们来自张彭春先生的家乡，汉弗莱先生的态度亲切热情。座谈会开始，当加方和我先后简短致辞、相互介绍各方参会者之后，汉弗莱先生便首先发言。我们本来以为他会按座谈会要求结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介绍加拿大的人权研究和制度，但几句例行的欢迎话语之后，就将话题转到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和参加起草工作的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身上。尽管座谈会主题是加拿大的人权理论研究、观念和人权保障制度，但有关中国代表在这个历史性的《宣言》起草中的情况，也引起了我们和加方参会人员极大的兴致。座谈会洋溢出活跃气氛。

　　汉弗莱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忆及往事和与张彭春相处的日子，仍然充满怀念之情。他说，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是《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是一位和善可亲的人。他学识渊博，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也熟悉欧美西方文化，还尊重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宣言》起草中，张彭春先生不仅将中国儒学中的“仁”与“和”理念融入《宣言》的基本精神及条文，如对人的重视、爱人、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等，还将这种理念用于协调各国代表之间的关系。参加《宣言》起草的代表来自不同国家，由于各自文化背景不同，在一些问题上经常发生争执。每遇此种情形，张彭春总能从中加以调和。有一次意见相持不下，起草工作甚至无法继续进行。他就向主持起草工作的罗斯福夫人建议将工作停下来，介绍并劝大家学习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以此说服各方相互倾听对方意见，取长补短。由于他的努力，使矛盾得以解决，起草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圆满完成。张彭春先生对《宣言》起草和参与组织领导的贡献，受到了罗斯福夫人的赞誉，各国代表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世界人权宣言》本身虽不似人权公约那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和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成为后来一系列人权公约及人权宣言的基础和依据。正因如此，汉弗莱对张彭春先生的介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印象。只是碍于座谈会时间短，未能深谈，又加之我们访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再与汉弗莱先生见面，留下了深深遗憾。

　　由于对汉弗莱先生谈及的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印象深刻。从北美回国后的几次会议上我曾谈到这件事。其中一次，南开大学崔国良教授在座，得知他正在收集整理张先生对南开、清华建校和从事教育方面的材料，相谈甚欢。几年后，承蒙崔教授惠赠他与崔红的《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大作，从中得知张彭春先生不仅是一位外交家，还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教育家和造诣深邃的戏剧家，在中国教育史和戏剧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崔教授和崔红的这部著作，尽管对于张先生有关国际人权方面的贡献着墨不如希望的那么多，但毕竟提供了不少珍贵线索，让我受益良多。

　　后来得知，中国政法大学孙平华教授开始对《世界人权宣言》暨张彭春先生的相关事迹进行研究，甚感欣慰。孙平华教授是我国人权专业的法学博士，毕业后潜心研究人权发展历史和人权理论，曾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撰写的《〈世界人权宣言〉研究》，是国内此课题的第一部开拓性的专著，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新著《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是又一部力作，可称为前一部著述的姊妹篇。

　　研究历史暨在历史进程中留下印记的人物，重要的前提是发掘和运用历史资料。在准备和撰写《〈世界人权宣言〉研究》和本书过程中，作者借赴英访学之机，收集了国外对张彭春先生的回忆和研究资料；借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47届会议之机，在万国宫图书馆收集了相关历史档案和会议记录；之后，又专门赴纽约联合国总部音像图书馆查看了当年的音像资料。包括人权委员会200多次会议记录在内的档案材料，卷帙浩繁，多是英法文字书写，有些还是手书草成，筛选、辨识很费精力，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但作者不辞辛劳，以惊人的毅力终于为两部著作的撰写汇集了大量原始资料。以此为基础，他运用历史、法律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张彭春在打造《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人权宪章形成中所做贡献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

　　此项研究成果中，孙平华教授以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活动为主线，以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深度参与《宣言》文本撰写和具体组织领导起草工作为重点，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介绍了张彭春先生如何将对《宣言》的总体构思一步步付诸实践，最后于1948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成为“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际人权法体系的基础文献。孙平华教授论证了张彭春先生如何以其深厚的中国儒学底蕴和对西方文化的精辟知识，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尊重的多元主义人权思想，将不同民族文化中共同蕴涵的人性、对人的重视，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和享有充分人权的向往融为一体，同时也承认不同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发展阶段差异的事实，使《宣言》既肯定人权的普遍性，又肯定人权的特殊性，为其后的国际人权宪章其他部分和整个国际人权法、人权文献的制定确立了正确原则。除此之外，孙平华教授还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张彭春先生在开拓中国现代教育、戏剧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张先生之所以能做出如此贡献，与其家庭教育背景和个人勤奋好学精神的关系。使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为中国教育、戏剧艺术和国际人权事业曾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以更丰富、更有立体感的鲜活形象展现于读者面前。

　　当今，人权保障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主流内容，在我国也愈加受到重视。十年前联合国建立的人权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并列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在国际人权保障事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一直是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与合作者。随人权保障成为我国国内和国际生活的主流内容，对于“国际人权宪章”重要部分的《世界人权宣言》研究，已成为国际政治、法律及人权领域的重要课题。由于张彭春先生对《宣言》和“国际人权宪章”制定历史性的贡献，孙平华教授的这部著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人权领域，都是一部开拓性的重要研究成果。它的出版，对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我国人权建设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我从事人权研究是“半路出家”，到北美进行人权理论考察时，按中国传统对人的年龄阶段划分，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如前所言，对张彭春先生其人其事而是得知于一位外国人之口。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孤陋寡闻，也说明了我们相关学界对应该了解的历史人物缺少研究和宣传。目前，国家对清代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正在大规模有组织进行，但对民国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尚待加大力度。对历史发展进程 产生影响的人物，尤其是像张彭春先生这样对中华文化和国际人权保障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人物，更应抓紧进行研究。崔国良、崔红的《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和孙平华教授的这部著作，应是对张先生研究的起点。随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更多关于他的研究著述面世。为进一步使中华文化得到积淀和弘扬，为了让我们子孙后代受到更加良好熏陶，希望学界能加大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力度。人们奔走在历史长河之中，难免有历史局限。对历史人物研究，既不要刻意拔高，也不要过于苛求，最好是如本书对张彭春先生的论述，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对前人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历史和后人的责任。

　　孙平华教授的这部著作经过多位专家的评议，已遴选入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由衷表示祝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