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缅怀中国人权研究会前会长罗豪才

张永和

第一次近距离与罗老师见面是在2011年11月3日，我参加在四川大学召开的人权机构经验交流会之时。会上我以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教学的历史以及现状为主题做了发言。午餐时候，罗老师与大家一起在餐厅吃自助餐。席间，罗老师特地让我到他们那桌去，再进一步地询问了我们学校的人权研究和教学情况。汇报完后，我冒昧地邀请罗老师在方便的时候到西南政法大学指导我们的人权研究和教学工作，没想到罗老师非常爽快地答应马上更改行程，尽快到西南政法大学调研。

2011年11月14日上午，罗老师一行来校调研座谈。在听取了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2016年更名为“人权研究院”)主任付子堂的工作汇报后，罗老师指出，西政作为政法系统的“黄埔军校”，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的研究也走在前沿，希望通过本次走访调研，吸取大家经验，推动人权理论研究和人权事业发展。他对我校整合7个与人权研究有关的研究中心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给予了赞许。他说：“西政过去走在前面，我相信现在和将来也会走在前面，特别是现在把7个研究中心整合为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并且有计划、有设想，非常好！”

罗老师还希望我校进一步拓宽人权理论研究视野，重视以环保、气候等为内容的软法研究。后来，罗老师又就该问题对我进行了单独的指导，在那一刻，我就不再只把他看作人权研究会的会长，而更把他看作是我的老师。2013年，我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了题为“论软法的力量”的文章，主要讨论国际法的效力问题，此文得到了罗老师的指导和肯定，应该说也是对罗老师指导的回报。去年，小女张祺好与我谈及我国出现的大量新业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监管问题，我鼓励她关注由此而派生的软法问题。后来，她撰写了题为“互联网新业态的‘软法’兴起及其规制”的论文，并发表在《法学》杂志上。虽然小女的文章还显稚嫩，但我还是希望罗老师在天之灵能感到一点欣慰。

2012年12月26日至28日，“第四次全国人权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承办。罗老师在任人权研究会会长期间，充分发挥了法学家、教育家、学者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其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倡导和促进各高校建立人权研究中心，加强人权理论和实践研究，连续举办全国人权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高校建立“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此举一方面加强了中国人权研究会与高校的联系和合作，进一步拓宽了人权研究会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研究高度，同时对进一步加强高校人权理论研究、服务国家人权事业具有深远意义。他担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时，年逾古稀，但仍然带领中国人权研究会奋力促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作为西政人、人权研究者，作为“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之一——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的成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罗老师更多的理论熏陶、感受到先生温文尔雅的大家风范。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推动人权教育与培训工作”。罗老师在开幕式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指出，过去几年，我国人权研究机构发展迅速，成果突出，今后要在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人权教育与研究工作：第一，继续加大人权教育培训力度；第二，加强人权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推进理论创新；第三，加强人权研究机构建设，增进交流；第四，加强国际交流。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需要每一个人的不懈努力，要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扎实做好人权研究工作，积极发挥人权机构的功能，拓展人权研究工作新局面，推进人权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会议期间，罗老师视察了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充分肯定了西南政法大学及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的工作，高度评价了中心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研究、人权教育与培训、人权实证研究以及人权观念推广方面所做的工作。当工作人员向罗老师介绍中心主办的刊物《中国人权评论》时，罗老师鼓励说：“这在中国是第一本！”在参观中心的人权实证研究图片展过程中，尤其是看到为宣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举办的各类活动的图片时，罗老师称赞“做得不错，做得好”。我们的办公室在楼上，没有电梯，需要登98级楼梯。大家都觉得楼梯太长，不让他上，但他还是坚持登上去。在办公室，他还亲自浏览研究院网页，对我们的网页设计以及内容编排也给予了肯定。

后来，他还专门到我的办公室，看见我的座椅比较大，他高兴地坐上去，开心地说：“我也来坐坐主任的位置。”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的确非常感人。在翻阅我当年的硕士论文《论人权保护》时，他说：“不容易呀，在中国第一部人权白皮书发表之前就有这样的意识，不容易！”

罗老师三次亲赴我校，对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给予了无私的提携和指导。2013年12月14日，以“民主政治发展与法治中国建设”为总主题的首届高峰论坛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会上，罗老师出席论坛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从政治共同体法治建设与社会共同体法治建设两个角度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要靠法治。他认为，仅靠硬法是远远不够的，异于国家立法的软法在构建法治中同样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建设，一定要坚持软法硬法兼济，相互补充。

2014年7月22日，教育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第二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授牌仪式，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等第二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授牌。罗老师出席授牌仪式并对我们表示祝贺，给予了我们很多鼓励，还与我校参会人员合影留念。

2014年12月，子堂校长与我到北京拜会罗老师，那天他正好在北大法学院办公室。他又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鼓励。他说：“现在你们是国家基地了，有了这个平台，要充分发挥好你们的作用，你们有实力，特别是有一支好的队伍，你们的调研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人权观念调查，做的很有特色，非常好。以后要发挥你们的长项，多做这样的调研，这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同时，他还说：“今天的国际人权舆论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我国人权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你们完全有责任、有条件、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拜会完后，他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希望再多聊聊。席间，又对我们人权研究院的发展语重心长地予以指导。当我向他汇报11月24日《人民日报》对我们人权研究院的专访报道所使用的标题是“为人权概念脱敏”时，他非常兴奋，说：“不错呀，党报都这样讲，很了不起。”可以说，没有罗老师的指导、关心，我们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就没有今天的发展。

罗老师病重期间，子堂校长和我多次希望到医院探视他老人家，但由于医院的管理规定，更是担心惊扰他，我们没能做最后的探视，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向他问候，并希望他早日康复。有一次，我与他的秘书联系时，秘书告诉我，罗老师在病榻上依然非常关心人权研究，一旦有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取得成绩的讯息，他都会告诉罗老师，罗老师就会显得非常高兴。他在重病中依然牵挂着校人权研究院的发展，这让我感动不已。

罗老师虽溘然长逝，但他的山高水长之风，胸怀天下之气，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晚辈的仁爱和包容，将鼓舞我们继续奋斗，为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张永和，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刘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