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发展都是在一定文化脉络下进行的。文化叙事常常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包括人们的看法、行动及其相关政策。本文首先阐述文化叙事的重要性，进而分析关于减贫、发展和发展权以及南南合作的不同的文化叙事，并说明这种叙事对发展正义、社会变革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叙事 减贫 南南合作 发展权
一、文化叙事的重要性
叙事，即再现一定社会脉络中的事实或故事。文化叙事则赋予了这些事实或故事一定的社会意义，它常常隐藏在故事深处或事实后面，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行动。为什么在讨论发展、发展权时要讨论文化叙事？南南合作发展权的实现为什么需要关注文化叙事？
在理解全球发展、南南发展和中国发展过程中，文化叙事至关重要。文化叙事的重要性及其与经济、政治、社会变迁的联系，已经通过诸多发展实践显现出来。比如，我们比较1985年和2005年全球音乐人“拯救非洲”的摇滚运动，就可以看出文化叙事如何改变世界的进程。同样是面对非洲饥荒，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1984年BBC一条关于非洲饥荒的新闻，影响了英国民众。摇滚歌手Phil Collins 与Bob Geldof为此发起Band Aid 运动，其单曲《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义卖320万张，以此支援非洲。1985年，根据美国歌手Harry Belafonte的提议，45位当红歌星录制了单曲“We Are the World”，并举办了“Live Aid”演唱会，七个卫星同时转播，共约有15亿观众，许多人为此捐款以支援非洲。中国音乐人受此影响也在1986年创作了单曲《让世界充满爱》。其主流叙事是，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不能忍受有人挨饿，我们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擦干眼泪。其实质是一场慈善运动。正如里耶文(Riven)评论的那样，Band Aid项目显示出一种高度的媒体敏感性，即慈善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钥匙，表现了“幼稚的政治态度和道德优越感的结合”。尽管这样对音乐家们要求过高，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让公众能注意到国际经济的全球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埃塞俄比亚局势造成的影响。①
但是，在2005年7月，同样是面对非洲饥荒，美国在线与其他媒体、音乐人及NGOs、企业等合作，发起了“现场八方”(Live 8)演唱会，与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一并进行。这是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八国峰会——G8组织成员国(包括7个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增加对非洲援助和采取公平贸易，协助非洲国家脱贫灭债举办的义演。通过现场、电视和电台及网络播出，此次在世界10个城市举行的演唱会有55亿人收看，演出当天有2,640万条支持短信。其主流叙事不再是“慈善”，而是质疑为什么20年过去了，非洲依然贫困，演唱会的诉求不再是动员公众捐款，而是要通过要求发达国家免除非洲债务、采取公平贸易来援助非洲。其口号是“我们不需要施舍，我们需要公平”，以及“让贫困成为历史”。在八国集团峰会的第一天，与会领导人承诺将大幅度增加对非洲的援助。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叙事：慈善给予和要求公正，也看到不同的结果：前者承认现在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合理的，富有的人通过慈善来帮助非洲穷人；第二种结果则是质疑非洲贫困的原因，然后通过追求公正如免除非洲债务和采取公平贸易来消除非洲贫困。
在不同社会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影响社会改变的文化叙事。比如，一个人只要努力靠个人意志就能成功，如果太穷是因为不够努力；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如果干预则可能坏处大于好处；公平会影响效率；平等是财富的再分配，要平等就要“做大蛋糕”等；以及“如果提供工人工资就会减少就业”等(其实是实证资料证明，可支配收入增加会增加人的需求，从而提高就业率等)。在发展援助中，有关第三世界及其人们的图像经常被呈现为未开发的、落后的以及非西方的。而解决之道就是通过现代化使这些国家或社会变得更西方一些。现代化似乎等同于发展，而且被认为是正确的文化，并形成一种合理化的知识和权力体系。③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则说明，“对那些有着不同经历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理论仅仅是用了‘传统社会’一词来加以概括，将它们与以美国为模板的现代社会区分开来” ④，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就会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底板的临摹。正如A.G.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理论家们试图用“传统”的称呼，来简单否定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并进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剥削才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落后。⑤依附理论则展示了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不断扩张的都市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范围之内，并根据中心国家的发展日程来重修自身与中心之间的关系。现阶段的外围资本主义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中心和外围之间这种不对称关系的表现⑥，更是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表现。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中，“那些普通人，还未成为国家发展的获益者，便沦落成了被鄙视的因循守旧者，如果他们不能够让自己过上现代的生活，那么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仆人或是纳税人” ⑦，就是处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最不利的地位的、被发展排斥的人群。
在依附理论框架内，关注文化叙事其实就是要关注文化帝国主义议题。我们注意到，文化叙事已经成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并正在影响着社会公正、宽容和融合。
二、关于减贫、发展、与南南合作的文化叙事
(一)关于减贫
消除贫困一直以来是发展的中心问题。自2013年以来，媒体涌现出大量的关于“精准扶贫”的报道，一方面提高了消除贫困的社会可见度，通过议程设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大多数报道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数字方面，诸如经济收入增长多少、劳动力转移多少人、异地迁移多少人、危房改造开工率多少等等，或是集中在“扶贫”的“扶”上面，即扶贫工作报道，重点在主流人群如何帮助贫困人群，如何“公益”或“慈善”，形成一种“数字增长”或“慈善”的文化叙事。这种叙事有时可能忽略了减贫运动中的核心人群：极端贫困户人口，他们通常在新闻中面目不清的，或可能是被动的。在这类叙事中，有时较难看到他们的主体性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主体性的叙述。
应该说明，消除贫困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人权。2015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的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发言中强调，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并在此次高层论坛上宣布：“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视察及讲话中反复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特别是以贫困群众为本，在国家层面已经成为确定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的系列讲话实际上多次强调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关键是要看到人，看到贫困人群，看到处于一定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等，并帮助他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成为发展的动力。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发言中说：“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贫困不仅指缺乏资金，长期贫困还意味着缺乏基本的卫生、医疗、教育和政治发声的能力，还会导致人们对今后生活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人们对改变自身处境的无助感，因此，扶贫要“扶志”，使他们成为消除贫困的主体和当地发展的动力。对农村儿童青少年，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即“扶贫要扶智”，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人生起点。此外，如果我们看到减贫中的人，我们就会用多维贫困的概念重新界定贫困对他们的影响。贫困不仅指缺少可支配收入，还意味着缺少健康、教育资源，缺少基本住房条件等。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要将“经济增长”或“慈善”的文化叙事转变为“人权”或“以人为本”的文化叙事。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和更高水平的人权。
(二)关于发展与发展权
“发展”曾经被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西方化、工业化，而这些也自然地被等同于人类进步。直至今天，这种叙事依然存在着，并似乎是“先进”或“落后”的分水岭之一。
发展，作为一个话语，是在特殊的文化脉络下所产生的。如果以经济增长来定义“发展”，以是否是西方工业化来衡量“发展”，发展这个概念本身就需要质疑。我们都在使用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和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的这些概念，但是衡量发展的标准值得我们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的确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或解释的词汇。
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彻底改变了关于“发展”的文化叙事。《发展权利宣言》还指明：“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一项特有权利”，“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阐述了发展不仅是经济数值增长，更应该是包容性增长，还包括社会公正、环境正义和伙伴关系等内容。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更不能牺牲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获得所谓的“发展”。人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所强调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在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2030可持续性发展议程》中，这种关于发展的叙事被称为“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旨在通过投资人的能力建设及建设公平竞争环境以创造经济机会，并使所有人公平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则要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及可持续的发展，追求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⑧，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⑨。
(三)关于南南合作
从前述关于援助非洲的摇滚运动可以看出，国际援助，曾经是北方国家援助南方国家。这种援助隐含着现存政治经济秩序是合理的，西方化工业化是唯一发展道路且是文明进步的，以及“爱”“慈善”“给予”的文化叙事。这种叙事并不反省非洲或其他低度发展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也没有动力去改革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比如免除非洲外债或进行公平贸易等。在发展进程中，我们应该注重考虑“边缘”国家的历史经历，分析它们是如何被卷入世界体系中的，分析边缘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南南合作的重要意义。同处于全球南方或北半球的南边，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南南国家之间有大量可交流的经验和发展教训，而不是仅仅依赖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南南国家之间的经验和发展教训更有适切性，也具有建立和增强南南国家发展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的作用；南南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还可对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并逐渐打破“中心”和“外围”的不平等关系，亦有利于消除南北差距。全球化的过程不应是全球北方“化”南方的过程，而应该是相互影响的过程。这就需要南南合作形成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力量。
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目标17“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技术”和“能力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南南合作。目标17.6指出要“加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识”；目标179提出，要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包括通过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⑩报告说，“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比如，2010 年以来，中国先后发起或共同发起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弥补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的不足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金融体制，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先后6 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累计金额约300 亿元人民币。2015年1 月1 日，中国政府正式实施给予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措施。2013 年9 月和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中国也开展了对外医疗援助以及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能力建设等等。南南合作具有促进全球正义和发展公正的意义，这一点正在新的文化叙事中显现出来。
三、结语
如何讲述贫困/减贫、发展和南南合作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同的叙事框架。发展从来不是脱离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发展总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叙事影响着我们对发展的基本看法、战略或政策及其行动。因此，我们要关注、反省关于减贫、关于发展和南南合作的文化叙事，将其转变为人权或以人为本的叙事、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叙事，以及全球正义、结构改革的叙事。总之，要建设有利于“发展正义”(Development Justice) ⑪的文化力量，跳出发展即等于经济增长的窠臼，促进减少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参见［新西兰］罗伊•舒克尔(RoyShuker)：《流行音乐的秘密》，韦玮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92页。
②参见［英］罗伯逊、［英］肖尔特英文版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王宁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509-510页。
③Susanne Schech，Jane Haggis：《文化与发展：批判性导论》，沈台训译，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7页。
④［英］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⑤参见上注，第185页。
⑥参见上注。
⑦［英］科林•斯巴克斯：《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介》，刘舸、常怡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⑧参见李实：《促进包容性发展的收入分配政策》，载左常生主编：《包容性发展与减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0页。
⑨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2010年9月16日)，载新华网，2017年12月15日访问。
⑩参见外交部：《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载中国发展门户网，2017年12月16日访问。
⑪See“From Inclusive to Just Development—Bangkok Civil Society Declaration”，24 August 2013，Bangkok，Thailand.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ny country or society is carried out under a certain cultural context.Cultural narrative usually influences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which including people's views，actions and related policies.At firs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narratives，and then analyzes the different cultural narratives on poverty reduction，development/development rights，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In the end，this paper illustrates cultural narrativ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ocial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责任编辑 朱力宇)
关键词：文化叙事 减贫 南南合作 发展权
一、文化叙事的重要性
叙事，即再现一定社会脉络中的事实或故事。文化叙事则赋予了这些事实或故事一定的社会意义，它常常隐藏在故事深处或事实后面，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行动。为什么在讨论发展、发展权时要讨论文化叙事？南南合作发展权的实现为什么需要关注文化叙事？
在理解全球发展、南南发展和中国发展过程中，文化叙事至关重要。文化叙事的重要性及其与经济、政治、社会变迁的联系，已经通过诸多发展实践显现出来。比如，我们比较1985年和2005年全球音乐人“拯救非洲”的摇滚运动，就可以看出文化叙事如何改变世界的进程。同样是面对非洲饥荒，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1984年BBC一条关于非洲饥荒的新闻，影响了英国民众。摇滚歌手Phil Collins 与Bob Geldof为此发起Band Aid 运动，其单曲《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义卖320万张，以此支援非洲。1985年，根据美国歌手Harry Belafonte的提议，45位当红歌星录制了单曲“We Are the World”，并举办了“Live Aid”演唱会，七个卫星同时转播，共约有15亿观众，许多人为此捐款以支援非洲。中国音乐人受此影响也在1986年创作了单曲《让世界充满爱》。其主流叙事是，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不能忍受有人挨饿，我们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擦干眼泪。其实质是一场慈善运动。正如里耶文(Riven)评论的那样，Band Aid项目显示出一种高度的媒体敏感性，即慈善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钥匙，表现了“幼稚的政治态度和道德优越感的结合”。尽管这样对音乐家们要求过高，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让公众能注意到国际经济的全球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埃塞俄比亚局势造成的影响。①
但是，在2005年7月，同样是面对非洲饥荒，美国在线与其他媒体、音乐人及NGOs、企业等合作，发起了“现场八方”(Live 8)演唱会，与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一并进行。这是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八国峰会——G8组织成员国(包括7个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增加对非洲援助和采取公平贸易，协助非洲国家脱贫灭债举办的义演。通过现场、电视和电台及网络播出，此次在世界10个城市举行的演唱会有55亿人收看，演出当天有2,640万条支持短信。其主流叙事不再是“慈善”，而是质疑为什么20年过去了，非洲依然贫困，演唱会的诉求不再是动员公众捐款，而是要通过要求发达国家免除非洲债务、采取公平贸易来援助非洲。其口号是“我们不需要施舍，我们需要公平”，以及“让贫困成为历史”。在八国集团峰会的第一天，与会领导人承诺将大幅度增加对非洲的援助。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叙事：慈善给予和要求公正，也看到不同的结果：前者承认现在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合理的，富有的人通过慈善来帮助非洲穷人；第二种结果则是质疑非洲贫困的原因，然后通过追求公正如免除非洲债务和采取公平贸易来消除非洲贫困。
在不同社会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影响社会改变的文化叙事。比如，一个人只要努力靠个人意志就能成功，如果太穷是因为不够努力；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如果干预则可能坏处大于好处；公平会影响效率；平等是财富的再分配，要平等就要“做大蛋糕”等；以及“如果提供工人工资就会减少就业”等(其实是实证资料证明，可支配收入增加会增加人的需求，从而提高就业率等)。在发展援助中，有关第三世界及其人们的图像经常被呈现为未开发的、落后的以及非西方的。而解决之道就是通过现代化使这些国家或社会变得更西方一些。现代化似乎等同于发展，而且被认为是正确的文化，并形成一种合理化的知识和权力体系。③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则说明，“对那些有着不同经历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理论仅仅是用了‘传统社会’一词来加以概括，将它们与以美国为模板的现代社会区分开来” ④，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就会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底板的临摹。正如A.G.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理论家们试图用“传统”的称呼，来简单否定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并进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剥削才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落后。⑤依附理论则展示了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不断扩张的都市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范围之内，并根据中心国家的发展日程来重修自身与中心之间的关系。现阶段的外围资本主义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中心和外围之间这种不对称关系的表现⑥，更是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表现。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中，“那些普通人，还未成为国家发展的获益者，便沦落成了被鄙视的因循守旧者，如果他们不能够让自己过上现代的生活，那么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仆人或是纳税人” ⑦，就是处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最不利的地位的、被发展排斥的人群。
在依附理论框架内，关注文化叙事其实就是要关注文化帝国主义议题。我们注意到，文化叙事已经成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并正在影响着社会公正、宽容和融合。
二、关于减贫、发展、与南南合作的文化叙事
(一)关于减贫
消除贫困一直以来是发展的中心问题。自2013年以来，媒体涌现出大量的关于“精准扶贫”的报道，一方面提高了消除贫困的社会可见度，通过议程设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大多数报道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数字方面，诸如经济收入增长多少、劳动力转移多少人、异地迁移多少人、危房改造开工率多少等等，或是集中在“扶贫”的“扶”上面，即扶贫工作报道，重点在主流人群如何帮助贫困人群，如何“公益”或“慈善”，形成一种“数字增长”或“慈善”的文化叙事。这种叙事有时可能忽略了减贫运动中的核心人群：极端贫困户人口，他们通常在新闻中面目不清的，或可能是被动的。在这类叙事中，有时较难看到他们的主体性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主体性的叙述。
应该说明，消除贫困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人权。2015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的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发言中强调，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并在此次高层论坛上宣布：“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视察及讲话中反复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特别是以贫困群众为本，在国家层面已经成为确定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的系列讲话实际上多次强调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关键是要看到人，看到贫困人群，看到处于一定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等，并帮助他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成为发展的动力。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发言中说：“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贫困不仅指缺乏资金，长期贫困还意味着缺乏基本的卫生、医疗、教育和政治发声的能力，还会导致人们对今后生活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人们对改变自身处境的无助感，因此，扶贫要“扶志”，使他们成为消除贫困的主体和当地发展的动力。对农村儿童青少年，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即“扶贫要扶智”，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人生起点。此外，如果我们看到减贫中的人，我们就会用多维贫困的概念重新界定贫困对他们的影响。贫困不仅指缺少可支配收入，还意味着缺少健康、教育资源，缺少基本住房条件等。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要将“经济增长”或“慈善”的文化叙事转变为“人权”或“以人为本”的文化叙事。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和更高水平的人权。
(二)关于发展与发展权
“发展”曾经被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西方化、工业化，而这些也自然地被等同于人类进步。直至今天，这种叙事依然存在着，并似乎是“先进”或“落后”的分水岭之一。
发展，作为一个话语，是在特殊的文化脉络下所产生的。如果以经济增长来定义“发展”，以是否是西方工业化来衡量“发展”，发展这个概念本身就需要质疑。我们都在使用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和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的这些概念，但是衡量发展的标准值得我们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的确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或解释的词汇。
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彻底改变了关于“发展”的文化叙事。《发展权利宣言》还指明：“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一项特有权利”，“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阐述了发展不仅是经济数值增长，更应该是包容性增长，还包括社会公正、环境正义和伙伴关系等内容。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更不能牺牲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获得所谓的“发展”。人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所强调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在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2030可持续性发展议程》中，这种关于发展的叙事被称为“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旨在通过投资人的能力建设及建设公平竞争环境以创造经济机会，并使所有人公平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则要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及可持续的发展，追求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⑧，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⑨。
(三)关于南南合作
从前述关于援助非洲的摇滚运动可以看出，国际援助，曾经是北方国家援助南方国家。这种援助隐含着现存政治经济秩序是合理的，西方化工业化是唯一发展道路且是文明进步的，以及“爱”“慈善”“给予”的文化叙事。这种叙事并不反省非洲或其他低度发展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也没有动力去改革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比如免除非洲外债或进行公平贸易等。在发展进程中，我们应该注重考虑“边缘”国家的历史经历，分析它们是如何被卷入世界体系中的，分析边缘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南南合作的重要意义。同处于全球南方或北半球的南边，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南南国家之间有大量可交流的经验和发展教训，而不是仅仅依赖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南南国家之间的经验和发展教训更有适切性，也具有建立和增强南南国家发展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的作用；南南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还可对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并逐渐打破“中心”和“外围”的不平等关系，亦有利于消除南北差距。全球化的过程不应是全球北方“化”南方的过程，而应该是相互影响的过程。这就需要南南合作形成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力量。
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目标17“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技术”和“能力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南南合作。目标17.6指出要“加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识”；目标179提出，要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包括通过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⑩报告说，“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比如，2010 年以来，中国先后发起或共同发起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弥补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的不足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金融体制，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先后6 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累计金额约300 亿元人民币。2015年1 月1 日，中国政府正式实施给予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措施。2013 年9 月和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中国也开展了对外医疗援助以及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能力建设等等。南南合作具有促进全球正义和发展公正的意义，这一点正在新的文化叙事中显现出来。
三、结语
如何讲述贫困/减贫、发展和南南合作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同的叙事框架。发展从来不是脱离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发展总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叙事影响着我们对发展的基本看法、战略或政策及其行动。因此，我们要关注、反省关于减贫、关于发展和南南合作的文化叙事，将其转变为人权或以人为本的叙事、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叙事，以及全球正义、结构改革的叙事。总之，要建设有利于“发展正义”(Development Justice) ⑪的文化力量，跳出发展即等于经济增长的窠臼，促进减少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参见［新西兰］罗伊•舒克尔(RoyShuker)：《流行音乐的秘密》，韦玮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92页。
②参见［英］罗伯逊、［英］肖尔特英文版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王宁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509-510页。
③Susanne Schech，Jane Haggis：《文化与发展：批判性导论》，沈台训译，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7页。
④［英］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⑤参见上注，第185页。
⑥参见上注。
⑦［英］科林•斯巴克斯：《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介》，刘舸、常怡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⑧参见李实：《促进包容性发展的收入分配政策》，载左常生主编：《包容性发展与减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0页。
⑨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2010年9月16日)，载新华网，2017年12月15日访问。
⑩参见外交部：《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载中国发展门户网，2017年12月16日访问。
⑪See“From Inclusive to Just Development—Bangkok Civil Society Declaration”，24 August 2013，Bangkok，Thailand.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ny country or society is carried out under a certain cultural context.Cultural narrative usually influences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which including people's views，actions and related policies.At firs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narratives，and then analyzes the different cultural narratives on poverty reduction，development/development rights，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In the end，this paper illustrates cultural narrativ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ocial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责任编辑 朱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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