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权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但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人权问题甚至往往成为西方国家批评、质疑甚至责难中国的重要议题，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前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掌握话语权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开展人权公共外交的能力明显不足，对外进行人权公共外交的战略筹划和设计能力不足。中国亟须将自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倡导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加强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互联互通，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话语能力。

关键词：中国 人权 国际话语权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权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已经成为与国际安全、发展相并列的三大核心议题之一。人权作为衡量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一种价值尺度，已经广泛融入到当今全球治理进程的架构中，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意义。①在此背景下，人权话语成为越来越主流化的国际话语，已经成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大国之间软实力竞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围绕人权议题的话语权竞争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然而，就中国而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相比，中国在人权议题方面的话语权仍然缺乏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相反，中国在人权话语方面的“短板”效应日益突显，一直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人权价值与体制方面的软性压力。西方某些国家频频针对中国发动人权攻势，人权议题成为这些西方这些国家抹黑、妖魔化中国的重要政治工具。

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国内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与进步，并在国际人权领域中扮演着建设性角色。但是，国外公众对中国国内人权发展的真实状况和人权外交政策了解较少，误解颇多，人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相互认知水准较低、分歧最为严重的领域，影响了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国家形象的改善。尤其是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大肆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论调，大力推行人道主义干涉理念，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外交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对中国而言，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知名人士，总是频繁拿“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对中国的国内人权状况指手画脚。美国在每年发布的人权国别报告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加以歪曲攻击，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中频频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无端攻击，试图将中国置于“人权异类”的被告席上，使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场域中处于被动地位。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压力，中国政府也日益认识到谋求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政府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的国内人权状况和人权外交政策、立场做出了大量相关说明与阐释。应当承认，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的能力也不足，难以实现与西方国家在人权话语方面的“互联互通”。这使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因此，未来中国亟须通过多元化渠道，有针对性地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全面、客观、系统、深入地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的人权观，将中国人权发展的真实面貌展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事业及人权外交立场的误解、质疑与诘难，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地位，真正形成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能力。

一、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一直占据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并经常以人权外交为手段，高举“人权”大旗，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或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地位与其综合国力增长并未同步，话语体系的建构处于明显滞后状态。相反，人权议题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对华外交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人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中国依然还面临被围堵和被孤立的窘境，在涉及人权方面的国际舆论、对外传播、宣传等方面时常遭到西方强势话语的阻击，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话语权争夺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一)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歪曲攻击，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制度偏见”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人权保障方面，中国政府坚持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实施大规模减贫、扶贫政策，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并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1991年中国首次发表人权白皮书；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状况和成就的白皮书。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使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转变为法律概念，开创了中国人权发展新进程。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党的章程。2009年4月，中国公开向全世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明确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2012年7月11日，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对人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划。2016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出台，该计划是在总结前两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2016-2020年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目标和任务，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人权理念、方针和政策。2016年，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这些文件成为中国实施人权保护的“宣言书”和“路线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权、保护人权的责任和态度，显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权制度建设上的相互建构和认同。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国内人权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使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的顶层设计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

但是，应当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话语霸权地位，依然把正在复兴之路上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其人权价值观和制度发展模式的威胁，不断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势和话语施压，长期恶意攻击、歪曲中国的人权发展状况，推动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政治化”(如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人权化”(如西藏问题等)，在对西藏“3•14”事件、新疆分裂主义势力暴力恐怖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颠倒是非，甚至直接支持和纵容搞分裂，而无视民族地区人权状况的大大改善。这不仅形成了对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挑战，也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制度偏见”。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国家的政府首脑、非政府组织或者一些知名人士，频繁拿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肆意炒作放大一些极端的人权个案，丑化、歪曲中国形象。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攻击和歪曲使中国在政治制度、人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话语权问题上，长期处于被围堵和孤立的局面，给中国的人权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西方一些国家无理指责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状况的影响，中国对国际人权活动参与较少，在人权立场上主要强调民族自决权，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人权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国际人权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发生诸多新变化。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始终坚持对话与合作原则，积极倡导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处理人权领域的分歧，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注入了“正能量”。中国尤其强调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借人道主义之名干涉别国内政。由于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政策和立场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与攻击。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中国开始逐步建设性地参与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并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政府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一直倡导“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力地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也得到了相关国家的好评。相反，一些西方国家却认为中国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并未充分尊重冲突国的人权，怀疑、批评甚至责难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行抹黑。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缅甸问题以及朝鲜难民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无附加条件，倾力支持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但一些在非洲的项目(如在津巴布韦、苏丹和安哥拉的一些项目)却被西方国家批评为支持人权纪录较差的政府以及缺乏透明度，并污蔑中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搞“新殖民主义”。在当前国际体系改组与国际规范重建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和立场的指责给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构成了较大冲击，使中国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有时陷于被动局面。

(三)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所带来的话语困境

在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极不平衡，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人权价值观念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支配性话语，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人权舆论场里往往是被审视的对象。“西方中心主义”给西方人权价值观所打造的强势地位导致非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及其所展现出来的合理性被碾压、被忽视甚至被否定。近年来，尽管中国也积极参与了国际人权合作，谋求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但在国际人权合作中的话语权明显不足，在部分场合甚至显得被动。如中国对源自西方国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常常显得疲于应付，中国的人权问题常常被西方国家当作攻击的靶子。事实上，数十年来，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起草工作，加入了多项国际人权公约，认真履行各项人权义务，积极推动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是促进国际人权规则体系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比如1980年中国签署并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开始与联合国人权建设接轨。1982年中国签署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86年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融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进程中，大量国际人权话语被中国所接纳。毫无疑问，与世界接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世界已经确立的话语权的认同和话语的解释与内化。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建立在中国自身文化和经济根基之上的强势话语与之竞争，中国话语就成为了弱势话语，从而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压力以及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成本。

从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现状来看，人权问题仍然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领域。一些西方国家把自身的人权模式当作国际标准，甚至将人权视为高度政治化的外交工具。在此背景下，尽管中国已经在人权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但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话语权远未获取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地位，在人权领域的软实力与话语权明显不足。尽管中国一直致力于国内人权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但却未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人权发展状况的国情以及在人权领域的政策辩论与沟通的能力，往往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政治化”和政治主权问题的“人权化”的运作面前陷于被动的地位。

二、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面临话语权困境的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处于被动地位，增加了中国的外交压力以及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成本。中国政府也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的国内人权状况和人权外交政策做出说明和解释，但收效比较慢。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的能力严重不足。这使得中国在国际人权问题上处于“少言寡语”状态。

(一)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人权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会长期持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竞争不仅围绕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展开，而且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等软实力领域展开。当前，以人权议题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中国与西方国际社会较量的重要场域，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囿于意识形态偏见，价值观常常成为其用来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此背景下，某些西方国家常常将人权议题政治化，把正在复兴之路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其人权价值观和制度发展模式的竞争者和威胁，对中国的人权发展进步视而不见，甚至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一些西方国家透过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聚焦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负面解读，不断诋毁、质疑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人权形象，其主要目的意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引入西方“民主化”的陷阱。此外，在国际社会活跃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多来自西方国家，或以西方国家的人权观为背景，致使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性严重失衡，话语权被滥用。国外关于中国国内人权问题的报道，无论是选材角度、叙事结构还是观点安排都充斥着浓厚的西方的偏见，中国取得的诸多成就都是不足挂齿的，中国在发展道路中遇到的任何困难都被归结为政治体制和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往往只是聚焦于部分事实，而非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虽然近年来中国通过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努力宣传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断对外展示中国的人权成就。但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往往受制于所谓“东方主义”框架，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这种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偏见的误导下，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评价往往严重失真。

(二)中西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的差异性是提升中国人权话语权的障碍之一

不同国家的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尽相同，影响力较大的话语体系毫无疑问构成了国际话语体系的主体。人权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价值选择和自我认同，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争议最大的领域。由于中国采用了与西方体制不同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价值体系中，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始终被某些西方国家认为是“异类”，各种妖魔化中国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一些西方国家常常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突出了国际人权中的对立因素。尽管人权是各国人民普遍追求的共同理想，但各国实现人权的具体进路和方式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人权研究会前任会长周觉曾指出：“世界文化是多样化的，与文化相联系的人权模式，即实现人权的道路、政策、方式方法等，必然也是多样的。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不同，因此人权模式必然具有其特殊性。各国人权应该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人权在本质上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管辖的事，但是各国之间，可以在人权问题上开展交流合作，进行人权对话，力求做到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共识、缩小分歧。”②但西方一些国家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干预思维，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而中国则认为人权标准是指包括《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各项国际人权文书中所框定的人权标准。中国的人权主张是具体的、有根据的，必须符合特定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避免人权问题的政治化，更不能以人权为由干涉别国内政。而一些西方国家往往站在所谓道德的高地上，不承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恣意推行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借此来干涉中国内政。受人权价值观、政治体制、历史和文化传统差异性的影响，中国人权在过去一个时期在国际社会中“被理解”和“被认知”的程度不太高。

(三)中国有关人权问题的话语权对人权公共外交的影响力较弱

目前，全球人权话语体系依然为西方所主导，在这一话语体系下，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诘难和抹黑，中国往往难以及时、准确地予以回应，这为西方各种话语提供了渗透和滋长的空间。从长期来看，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在话语建构方面的能力不足，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和外交政策的指责，通常只能陷入被动应付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理解、认识和实践向度。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凸显，社会渐变、时代激荡，面对外部的人权批评，“刺激反应”模式的固化思维依然存在。③在对外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对器物层面的推广，如中国武术、汉语汉字等推介较多，而对于一些价值理念层面的，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路、人权价值等涉及较少，这使中国的真实形象与西方的主观印象形成巨大反差。对于一些由于真相不被了解，或被刻意误读的议题，如国内的腐败现象问题，不能采取消极规避的态度，而应该在努力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情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平衡各类国际负面舆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的许多事务的是非曲直的价值评价标准也多被西方国家定义和掌控。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升级之后，中国积极参与达尔富尔危机的维和行动，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条件下支持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政治和解进程，众多事实表明中国并非不顾或漠视苏丹人权或人道主义灾难，而是在尊重苏丹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起到了负责任大国该起的作用。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却对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贡献置若罔闻，甚至颇有微词。显然，这也凸显了中国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的能力尚有不足。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甚至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存在。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保证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改进的空间；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西方价值偏好所框定的人权话语使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长期处于守势。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把人权议题从中国对外战略中的“负资产”转变为未来发展的“软实力”和“正能量”，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开展大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提升中国人权话语权的路径及策略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大背景下，如何构建人权等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家的快速崛起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说明中国，通过中国话语所蕴含的内政逻辑、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等因素放射出影响力。尽管西方国家目前仍处于人权话语霸权的地位，但中国需要与之加强对话与回应。一方面，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状况和取得的重要进步，向世界阐释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和人权外交政策立场；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立场与政策的误解和偏见，向世界展示我国人权的良好形象。2013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④这表明，建构国家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人权话语的进程中，中国既不能以西方的人权观以及制度实践作为自身人权的发展样板，也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国家主导的人权话语作为“干涉内政”来全面排斥，而必须在国际社会中主张自己的人权观，通过人权话语权的竞争，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彻底改变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少言寡语”状态。

(一)重视人权议题在外交中的重要性，加强在人权领域的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缺失，中国处于一个“话语暴力”的拟态环境中。⑤增强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人权作为西方国家企图牵制中国发展的一项重要政治工具，以往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所谓民族、宗教、异见人士等所涉及的人权问题领域。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互嵌，西方国家在继续炒冷饭的同时，也开始转向一些新的领域。例如互联网主权、气候变化、中国对一些“问题国家”的外交立场等问题。中国亟须从整体外交战略的高度，有理、有据、有节地正面回应好这些新问题。长时间以来，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人权在相当长时期内曾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成为新闻宣传和学术研究的敏感地带，人权议题在中国对外交往中未能占据重要地位。过去对人权问题的上述立场使得中国自身在道义形象方面一度处于相当被动的境地，尤其是在面临西方人权舆论攻势时常常陷入尴尬被动。1991年1月，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成立，并率先作出“人权问题回避不了，需要进行宣传与研究”的研判，中国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介绍中国的人权观念及外交主张，这标志着中国系统的人权外宣战略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系统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实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权建设所取得的进展与成果。至此，人权开始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表述的重要议题。此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都发布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就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热点问题积极主动地介绍有关情况。为了响应联合国关于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倡议，在认真总结经验、客观分析当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2009年、2012年和2016年，中国政府先后三次制定并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专门从人权角度做出全国性的政府工作规划，全面、具体地规定中国阶段性的人权事业发展举措和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了在外交话语权方面“补短板”的认识和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⑥这是中央全会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任务。增强中国对外话语和价值观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成为当前国家的战略性任务，表明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主题。

(二)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构建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实现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互联互通”

在外交事务中，更多地融入世界共享的一些伦理观念，如人道、平等、民主、环保等观念是一种符合常识的外交准则与价值观，有助于减少国际误解，增进共识，进一步提升国际形象。对中国来说，要实现与国际社会在人权话语体系中的互联互通，就需要通过确立自身的人权价值观，对国际人权机制采取积极、灵活的态度，既要接受普适性的人权规范，又要参与国际人权议程设置，同时还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人权规范制度，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⑦中国需要以更为积极、开放和建设性的姿态对待西方的人权观。中国的这种人权价值观的产生不可能仅仅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需要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目前，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含着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因素，这些规则的形成和构成都存在诸多争议，亟须变革和完善。中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一直支持联合国为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所做的努力，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和多边的人权对话、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履约实践，先后批准加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重要国际人权公约。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批准加入了26项国际人权条约，并认真向有关机构及时提交人权履行报告，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构的审议。在国际人权对话方面，中国多次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大会，与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了双边和多边人权对话，就人权问题阐述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宣传中国在人权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通过官方和民间各个层次与世界各国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与对话，积极与世界主流话语进行对话。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维和行动，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多边场合为完善国际人权规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未来需从价值和规范的视角诠释中国外交政策的人权因素，拓展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同度。例如，从人权领域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发展权等视角阐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援外政策，力争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三)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塑造自身的人权叙事能力

在构建中国国际人权话语的整体战略框架下，中国政府努力成为“中国议程”设置的主导者，国际性议程的重要倡导者和引领者，在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的同时，主动去引领世界舆论，形成对国际人权规范的竞争性解释。中国人权话语的对外表达范式，既需要具有民族性、国家性，也需要具有国际性、全球性视野。西方的话语框架和思维逻辑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人权的巨大障碍。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强势地位，使西方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的理论及话语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通话”。事实上，在关于人权概念的内涵、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等各方面，中国与广大西方国家都存在不同的理解。欧美国家利用其话语优势垄断了国际人权领域的议程设置，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常常面临“被表达”和被谴责的境地。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西方话语的操纵下，中国自身作为危机的受害者，竟被某些西方国家塑造成危机的“肇事者”。因此，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在进行人权交锋时不能被动陷入西方国家所设置的语境和议程之中，而必须审慎对待和评判西方国家所设定的人权标准。要提升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必须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有学者曾指出：“我们要按照立足中国、关怀人类的理念，不断总结、提炼、升华出一些反映中国道路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思想，使中国的话语体系更充实，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日益关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价值理念的疑虑与误解仍然普遍存在。西方国家基于其传统的观念和立场，往往很难真正理解当前中国的人权价值理念和外交政策立场。现代中国亟须跳出西方人权话语的框架，主动设置与引领新议题，构建自己的人权话语体系。中国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创造性介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便是中国构建自身人权话语的重要尝试，这些理念超越了传统的西方人权观，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因此，需要从根本上解构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话语中的垄断地位，赋予人权话语以更多的中国元素。⑨唯有如此，才能更有力地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

(四)在国际人权场合发出正义声音，积极回应重要人权议题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诸多新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需求和压力与日俱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批判也在一定时期内越来越多。面对西方国家在人权议题上的歪曲与攻击，中国不能只是简单地拒斥和对抗，而要善于利用现有的话语权体系和话语规则，在关键问题上有理有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人权、民主等领域的非议做出正面回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与干涉予以回击与反制。针对美国在国别人权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歪曲与污蔑，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说明事实真相，中国从1990年开始对美国的人权报告进行批驳和反击，揭示美国人权外交报告的政治性、选择性和虚伪性。自2000年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连续多年发布年度《美国的人权纪录》报告，引用了美国官方和国内主流媒体以及联合国人权机构等的大量事实和数据，抨击其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善面目。这有利于国际社会认识了解美国真实的人权表现，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反响，有效地反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批评。2016年3月13日，中央电台播出了电视专题片《“人权卫士”的人权纪录》，从多个侧面和角度分析美国的人权问题、评判美国的人权标准，为民众解读美国的真实人权状况。中国不仅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攻击自身人权状况的霸权行径进行坚决的反击，而且对于它们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来理解当前的国际人权问题。毫无疑问，对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表态，能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进而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中国执行联合国维和使命、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对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国际调停等做法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认可，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五)加强人权公共外交的战略设计，多渠道开展人权公共外交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一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国际舆论的影响。“中国因素”常常被放大成为世界相关性因素，中国话题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公共话题。这一方面使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关注；另一方面西方传媒的片面和偏狭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还原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问题。这要求中国政府、学界、媒体和普通公众通力配合，构建一个强大的对外传播网络，消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误解与偏见。在中国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的实践中，不仅需要对外介绍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也要客观地阐释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让西方了解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国，从而获得中国发展的清晰图式。2016年10月17日，中宣部在北京召开人权宣传工作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参加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做好人权外宣工作，展示好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要积极开展中外人权对话与交流，加强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外国政党、政府、议会、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媒体机构的沟通交流和务实合作，创建多形式多层次的人权对话与合作平台，不断提升我国人权进步和人权理念的国际影响力。⑩

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未来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建设需要重视这些力量，并与之开展密切合作，形成合力，积极有效传播中国的人权价值理念，推动中国价值“走出去”，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建设方面，除了官方渠道还应特别重视人权非政府组织在推动人权公共外交中的作用。目前，中国需要在不断提升官方话语主体的国际话语能力的同时，培育广泛的民间话语主体，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推动人权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加强中国的人权非政府组织与国外公众、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接触与沟通。如环保、慈善、人道主义救援、卫生、妇女儿童保护等议题都是国外公众所高度关注的。要积极通过国际会议、对外交流、合作等非官方渠道加强彼此交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其话语权。近年来，随着人权话语成为越来越主流化的国际话语，人权领域的公共外交开始成为中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⑪例如，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北京人权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论坛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表达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不懈努力，说明中国在人权事业上的成就，已成为中国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未来中国亟须建立常设性的人权公共外交代表团顾问制度和专家咨询机构，培育研究型国际人权研究智库，形成民间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通力配合的多层次人权公共外交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是一项庞大而艰辛的系统工程，除了需要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的“有色眼镜”和“话语霸权”之外，更需要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大力推进对外传播能力建设。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我们需要努力成为“中国议程”设置的主导者，国际性议程的重要倡导者和引领者，在向世界说明真实中国的同时，主动去引领世界舆论，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开启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时代。

四、结语

充分实现人权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世界不同文化在互动、碰撞中前进，人权原则的普世化、人权保障的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世界各国在价值观与发展模式方面的竞争日益凸显，如何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中国的人权形象，让世界了解、理解中国当代的核心价值，是未来中国开展大国外交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人权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空间，未来一个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多。这也使得西方国家常常拿人权议题妖魔化中国，人权议题已然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走向世界大国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目前在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还处在较弱的地位，而这与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与地位是不相称的。未来中国亟须将自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坚定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倡导中国特色的人权观，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培养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话语能力，积极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毫无疑问，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话语权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前景是光明的。

（邱昌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一般项目“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号：XTCX15062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保护的责任规范的传播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项目号：14QD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建设性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中的调停外交研究”<项目号：16YJCGJW004>、研究阐释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专项课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内涵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号：18VSJ04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潘基文：《在日内瓦“人权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小组讨论会演讲》，2018年4月10日访问.

②周觉、杨正泉：《弘扬东方文化优良传统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载《人权》2003年第1期。

③参见刘波：《中国参与国际人权规范的连续性和变动性问题研究》，载《人权》2012年第6期。

④参见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8年4月1日访问。

⑤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

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8年3月5日访问。

⑦参见刘波：《当前中国国家人权软实力建设的理论进路和基本取向》，载《人权》2012年第1期。

⑧韩庆祥：《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载《学习时报》，2016年10月31日。

⑨参见邱昌情：《以中国元素重构国际人权话语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3日。

⑩参见刘奇葆：《充分展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载《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8日。

⑪参见柳华文：《论加强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公共外交》，载《人权》2015年第4期。

Abstract: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China as a responsible big power at the cen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but China still lack of discourse power at present time，which triggered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value of many confusion.In recent years，China has made unprecedented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human rights，but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Human rights has not been substantially improved.On the contrary，the human rights issue has often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western countries to criticize or even censure China，which has brought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One of the reason is that China has a serious shortage of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on the other hand，China's ability to carry out policy in the fields of human rights is obviously inadequate.In the future，China needs to transform its development advantages into discourse advantages，and shall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to commensurate with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责任编辑刘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