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贫困是充分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率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成长为社会扶贫的中坚力量。“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是社会扶贫的典型，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以市场的力量帮助贫困人群，尤其尊重贫困人群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扶贫相比，中国的民企扶贫在政治基础、文化底蕴、组织架构、模式创新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民企扶贫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向全世界讲好扶贫与人权发展的中国故事的一个极好事例。

　　关键词：反贫困　生存权　发展权　民营企业　万企帮万村

　　中国是人权事业坚定的实践者与有力推动者，始终把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出台并实施一系列适合国情的扶贫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的精准扶贫治国方略，都有力促进了贫困人口基本权利的实现，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减贫方案。这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学界关于中国扶贫与人权发展之间的关系已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早在2005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和人文科学助理总干事的皮埃尔·萨内就指出，贫困是人权斗争的新领域，贫困与违背人权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如贫困总是违背社会权，一般情况下会违背经济权，并且经常践踏文化权，有时还会违背政治权甚至公民权①。国内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贫困与人权的关系，如李云龙认为消除贫困是一项核心人权，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对国际人权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②；王平注意到中国的减贫事业在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③；黄爱教则分析了精准扶贫战略中人权诉求所面临的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④。但是，既有的研究较少注意到民营企业的扶贫工作在中国人权事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以及率先受益者的中国民企，所采取的扶贫行动以市场的力量帮助贫困人群脱贫，成为中国社会扶贫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他们尊重贫困人群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实现共富目标。他们积极促进人权事业发展，为中国人权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以“万企帮万村”的扶贫实践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特色的“先富帮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人权之路。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世界减贫事业的中国方案；第二部分描述“万企帮万村”的扶贫实践；第三部分则将民企扶贫置于世界场景之中，在比较的视野下分析中国民企扶贫与人权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方案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

　　人权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其中19项涉及公民和政治权利，6项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共同成就，第一次规定了基本人权应得到普遍保护。⑤

　　各国人权实现的途径是不同的。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Marshall)的归纳，西方国家的人权实践基本上沿着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社会权利的路径演进。⑥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发展路径可能正好相反，首先是社会权利的实现，然后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逐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社会权利之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所有其他人权的基础；而贫困则是实现所有这些基本的权利最大的拦路虎。消除贫困，使每个人享有脱贫权，这是一项全球性的责任。⑦2015年3月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8次会议高级别会议一般性辩论中，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傅聪大使发言，再次强调了平等对待各类人权，特别是要尊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坚持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⑧《联合国千年宣言》宣布，将不遗余力地帮助10 亿多男女老少同胞摆脱目前凄苦可怜和毫无尊严的极端贫穷状况，使每一个人实现发展权，并使全人类免于匮乏。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致力于减贫脱贫，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中国的减贫行动更加扎实有效，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创造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新奇迹。⑩中国成为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据《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的数据，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从1990 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⑪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大规模扶贫工作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扶贫成效与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2004年5月，世界银行的首次全球扶贫大会选择了在中国上海举办，讨论了来自与会国家的70个扶贫案例，其中来自中国的案例就占了8个。⑫世界银行对中国扶贫问题的多份报告显示，世行对中国扶贫经验赞誉有加。现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中国扶贫开发的经验对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⑬2018年5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2018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国及蒙古国代表马泰奥(Matteo Marchisio)表示，40年前中国有70%至80%的人在农村地区生活就业，而当时多数农村人口生活贫困；中国经过一系列改革，促进人员以及资源流动，并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中国取得的减贫成绩可以作为成功范例，将减贫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和知识分享给其他国家。⑭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2016年10月17日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将中国经验总结为：中国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全社会共同参与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坚持加快发展经济，扎实推进减贫事业；坚持多种形式减贫，注重提高实际效果；坚持社会公平公正，努力实现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⑮其中，以产业扶贫开发为主要特色的中国民企扶贫模式“光彩事业”是社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光彩事业”不仅在中国扶贫事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1999年10月26日，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获国际永久编号的(7497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光彩事业星”；2000年10月8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会议授予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光彩会)特别咨商地位；2003年10月6日，中国光彩会取得了联合国贸发大会特别观察员身份。⑯在过去的24年中，光彩事业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其中，“万企帮万村”是近年来影响最大的民企扶贫行动。下面，我们就以“万企帮万村”为例来考察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参与扶贫和促进人权发展的。

　　二、“万企帮万村”的人权实践

　　中国减贫经验重视发展经济与减贫的关系，把发展经济作为消除贫困的必由之路。注重运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推进减贫是中国的独创。从“光彩事业”到“万企帮万村”，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扶贫力量不断增强，在参与保障贫困人群的生存权、发展权上颇有建树，还促进了其他人权诉求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扶贫的典型代表。

　　(一)“万企帮万村”：光彩事业的升级版

　　改革开放40年来，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民企茁壮成长，截至目前已形成了一个近9,000万人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⑰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3.4亿人，占80%；这两年特别是2017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⑱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改革进程中，这个新兴的群体不仅向社会奉献公益慈善爱心，他们还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运用市场的手段在贫困地区发展经济，逐步形成了中国民企特有的扶贫开发模式。光彩事业是其中的典型。1994年，刘永好等10位民营企业家发起光彩事业倡议，号召民营企业以消除贫困为宗旨，到老少边穷等贫困地区去，以项目投资为主要形式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会成立。当时，他们计划到20世纪末为老少边穷地区培训7,000名人才，办700个项目，开发70种资源。经过20多年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8月，共开展32次“光彩行”活动，捐赠20491,66亿元，签约项目数6,144个，辐射全国16个省(区、市)，累计实施光彩事业项目65,672个，合同项目投资额约39,650亿元。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事业进入攻坚阶段，光彩事业也随之升级换代。2015年10月17日，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正式发起“万企帮万村”行动。该行动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用3到5年时间，动员全国1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1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

　　(二)“万企帮万村”的主要做法

　　“万企帮万村”形成了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启动实施三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和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效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运营模式中观察到人权保障是如何实现的。“万企帮万村”的帮扶途径归纳起来有六大类：产业扶贫、商贸扶贫、就业扶贫、捐赠扶贫、智力扶贫以及其他扶贫等。⑳其中，重点聚焦在三个方面：重点发展一批特色产业，重点解决一批贫困户劳动力就业，重点落实一批公益捐赠项目。[21]

　　1.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万企帮万村”最普遍、最具有代表性的重点帮扶路径，成效最为显著。产业扶贫直接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有了经济基础，所有人权保障才有了源头活水。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扶贫核心区之一的四川省巴中市，四川七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彩色苗木产业，采用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贫困户”的合作机制。目前，公司在巴中地区带动5区县、26乡镇、71个村发展彩色苗木产业基地2.94万亩，带动1,69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5,598人实现户均年增收1.6万元，人均年增收4,700元。[2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兴起，“互联网+扶贫”模式帮助贫困县、村解决商业终端的销售难题。例如，从2016年第1季度至2017年第2季度，京东电商平台共扶持注册地来自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6,003家，帮助贫困县销售商品153亿元；农特产品的线上销售已覆盖136个三级品类，在售商品种类达283万种。[23]

　　2.就业扶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民营企业深刻地懂得这一道理，它们通过就业培训等机制为贫困群众提供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在脱贫的过程中，贫困群众可以学到新知识、掌握新的劳动技能，学习原本欠缺的市场技巧等。民企帮扶进一步激发他们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发展能力，为实现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其他人权创造了条件。

　　如意集团是全球知名的创新型技术纺织服装制造企业，企业开辟了扶贫生产线(车间)，探索通过集中生产与家庭分散加工相结合的就业模式，支持贫困人口居家就业和灵活就业。针对一些家庭贫困的员工文化水平较低、学习能力弱的特点，公司开展专项技能培训，特地把这些员工集中安排在工序较为简单的生产线岗位上，简称“扶贫线”。笔者2017年去企业的银川园区现场采访得知，该园区“扶贫线”有员工180人，当时预计人均年收入可达4.4万元。在银川市月牙湖乡、通贵乡等精准扶贫移民区，企业建设了3个扶贫车间，安排当地留守人员100余人按计件灵活工作，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6人。[24]

　　3.捐赠扶贫

　　“万企帮万村”动员的民企捐赠数额巨大，许多民企根据企业主要出资人的偏好选定捐赠方向。例如，上海均瑶集团设立1亿元人民币的光彩·均瑶扶贫济困专项基金；上海复星集团设立1,350万元人民币的光彩·复星乡村医生精准扶贫专项基金，用于面向2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医生精准扶贫项目；目前，这些专项基金的方案已完成设计。[25]

　　(三)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保障贫困人口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

　　如果说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捐赠扶贫等方式有效地帮助贫困人口实现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等社会经济权利的话，那么，民营企业在村企共建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溢出效应：将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引入贫困乡村，激活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动贫困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从而保障了贫困人口参与村庄治理的权利。在这方面，兴伟集团的“三变”改革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15年4月，兴伟集团无偿投资3.77亿元结对帮扶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秀水村。在此过程中，兴伟集团派出了100多人的管理团队进驻秀水村，企业和村两委通力合作，通过与村民上百次的协商座谈，摸索出一套全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和村庄治理模式，将“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的第一个结果是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保障。在企业进驻秀水村前的2014年，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000元，全村无产业、无集体经济、无增收来源。2015年，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800元。2016年春节期间，632户土地股民分享了2016年度土地股870余万元红利，按每股100元计算，村民最高的可领到7万多元。[26]第二个结果是社会治理创新，重视农民的主体作用，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确保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让农民也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三变”改革的核心机制是“秀水五股”：10%人头股，户口在秀水村的村民都有股份；30%土地股，每分土地为一股，按股分红；30%效益股，在项目建设期间，村民轮流投工投劳累积工分，经村民代表大会认可后按股分红；5%孝亲股，65岁以上村民享有养老金；25%发展股，主要用于增加集体经济积累、后续发展投入、乡村公益事业等。这样一套全体村民共同认可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管理模式，一方面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入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村庄管理，从而保证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保证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股份制方式将全体村民都变成集体经济的股东，村民不仅能参与集体经济的分红，而且能参与集体经济和村庄其他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激活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村民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秀水五股”将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和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有机结合，以接地气的方式为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创造了条件。

　　“万企帮万村”在扶贫模式探索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丰富了民营企业扶贫的路径和方式，其因地制宜、共建共享的模式也在思路上为全国脱贫攻坚提供了有益借鉴。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肯定了“万企帮万村”行动取得的成绩。[27]

　　三、比较视野中的民企扶贫与人权发展

　　中国民企放弃高利润，自愿到成本高、利润低的贫困地区去发展产业，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版本。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扶贫相比，中国版本的民企扶贫至少在政治基础、文化底蕴、组织架构、模式创新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理论是民企参与扶贫的政治基础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写进党的文件，该决定明确指出：“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28]

　　“先富”强调效率，“共富”强调公平。“先富”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共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完善分配调节机制方面的作用和先富群体的带动作用，推进人人都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29]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正是“共富”理论原则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中国民企认同社会主义的“共富”理论，民企自身的发展是先富，民企发展起来后参与扶贫是带领其他人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光彩事业、“万企帮万村”的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企参与扶贫不仅仅是一项慈善事业，它更是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西方企业基于宗教发展起来的慈善观念捐资扶贫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民企参与扶贫的步伐与国家改革发展的节奏同频共振。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之时，光彩事业发起；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之时，“万企帮万村”启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6月在全国工商联的组织下，34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向全国民营企业家发起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倡议。可以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一直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并最终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向前发展。

　　(二)“义利结合、以义为先”的儒家传统是民企参与扶贫的文化底蕴

　　中国民企的扶贫创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0]。“以义为先”，还是“以利为先”，这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商业伦理。诚实守信、扶危济困、知感恩等构成中国儒商的基本底色。光彩事业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充满感情的道德行为。

　　2001年11月，在中国光彩事业二届二次理事会上，“光彩精神”被概括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2015年10月，中国光彩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将“光彩精神”进一步修正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扶危济困，共同富裕”。这次修正更加凸显了中国民企扶贫的经济价值观与道德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成为今天的光彩精神的核心理念。

　　相比较而言，西方企业家扶贫济困思想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上帝决定社会的贫富不均，人有优劣之分，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靠个人才能和努力取得财富，但获得财富之后，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穷人“兄弟”。1889年，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6月号发表《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一文，他写道，我们的时代的问题在于如何适当地管理财富，俾使富人和穷人仍能在和谐的关系之中相处如兄弟。根据他的思路，富人的成功已证明他们最优秀，有能力也有责任为穷人“兄弟”管理好这笔财富，富人要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31]
卡耐基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西方企业家扶贫动机与哲学理念的经典之作，也成为后世西方企业家扶贫思想的源泉。

　　尽管中西方扶贫动机以及理念不尽相同，但均根植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从中汲取动力，都达到了造福社会的效果。也正是根植于东方文化传统，民企扶贫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被理解和认同，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完整的组织架构是中国民企参与扶贫取得成功的基础

　　民营企业到贫困地区扶贫，去做扶贫项目在全国已经形成了燎原态势。形成这样的态势靠的是体制机制的优越性。具体而言，就是已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这套组织网络包括四个部分：(1)光彩会的组织网络；(2)工商联系统；(3)政府的扶贫办系统；(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银行网络。这四套体系共同构成了全国性的推进“万企帮万村”的立体大网。

　　这张立体大网在推进“万企帮万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发挥着“协调器”的作用。一方面，工商联是政协的组成单位，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参政议政，从而在政策或制度设计层面得到各级党和政府的支持，促进“万企帮万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工商联的身份利于协助企业协调各方面关系，从而推动“万企帮万村”的落实。例如，协调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将企业的优势和地方的优势结合起来；协调企业与村民的关系，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其次，它构建了一套学习机制，使制度创新的扩散不仅范围广，而且更有效率。几乎每一个省的省市县三级经常组织推进会、观摩会等交流活动，各省之间、特别是东西协作机制的对口省份更是交流频繁。这些做法促进了经济、政策信息的传播，成功经验的推广与借鉴，推动形成了正向的社会影响力。

　　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西方企业家在扶贫中很难形成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西方企业家扶贫，或者受到企业家资助开展扶贫工作NGO组织所覆盖的区域限制，主要呈现点状分布特点。他们可以获得“点”上的经验或突破，但没有成套体制机制来保障制度创新的推广。由此，他们与政府在扶贫政策方面的博弈显得单薄，影响力不强或效果比较有限。

　　(四)扶贫模式的不断创新是民企参与扶贫取得成功的关键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扶贫模式。中国幅员辽阔，贫困类型比较多样化和复杂化，多方形成的合力给予民营企业创造、创新精准扶贫模式更多的探索空间。民企、行业商会和工商联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人制宜的扶贫经验都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是国际扶贫的重要经验。“万企帮万村”的产业扶贫突出精准的宗旨，注重点面结合，既精准选择产业，又精准聚焦贫困村、贫困户，统筹兼顾脱贫以及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践行“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32]的理念。中国民企积极与农村基层合作社组织合作，甚至牵头帮助农村成立合作社组织，体现了他们尊重农村人权的特点。“万企帮万村”的许多产业扶贫模式与国际流行的产业扶贫模式基本殊途同归，而来自中国民企的产业扶贫模式则更为丰富多彩，具体经验更为丰富。

　　四、结语：讲好中国扶贫与人权发展的民企故事

　　中国民营企业大规模参与扶贫的行动，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7年年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已有4.62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5.12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3.36万个)，投资527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捐资公益帮扶109亿元，安置就业50万人，技能培训54万人次，带动和惠及了62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

　　中国民企的扶贫经验传递出来的，是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声音，是中国推动和促进人权进步的声音。我们需要向世界发出中国民企扶贫与人权发展的好声音。

　　讲好扶贫与人权发展的民企故事，要旗帜鲜明地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34]，要将民企扶贫与人权发展放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用历史的眼光来透视扶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发展成果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选取典型的民企扶贫案例，从真实的扶贫故事、脱贫故事中总结民企扶贫的经验与贫困群众人权发展进程；摒弃落后的观念，正确评价民企的扶贫成绩，营造创造价值光荣、扶贫光荣的社会氛围，激励更多的民企参与社会扶贫。

　　讲好这个故事，要有现实针对性。要将民企扶贫放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背景中来加以观察，针对西方的舆论宣传，对全世界讲好中国民企扶贫与人权发展的故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一些西方舆论常常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以一己之私的偏见抹黑中国。我们有必要以民企扶贫与人权发展为切入点，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人权，讲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人权成就。

　　讲好这个故事，更要有国际的视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对世界人权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多年来，“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是许多中国民企在走出国门发展时自觉坚守的信条，他们与所在国人民共建共享，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在中国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而且在海外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实现其生存权和发展权。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从贫困人口的人权保障角度讲好光彩事业、“万企帮万村”的故事，是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极佳切入点之一。

　　（吴志红，《人民政协报》报社编辑；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注释：

　　①参见［加］皮埃尔•萨内：《贫困：人权斗争的新领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5年第2期，第85-89页。

　　②参见李云龙：《消除贫困是一项核心人权——以广西和甘肃为例》，载《人权》2009年第6期，第12-14页；李云龙：《人权保障视野下的中国农村扶贫进程》，载《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3-12页。

　　③参见王平：《消除贫困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载《人权》2010年第5期，第29-31页。

　　④参见黄爱教：《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8-23页。

　　⑤《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网站，2018年10月30日访问。

　　⑥参见［英］T.H.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⑦参见［喀麦隆］厄内斯特玛丽•姆邦达：《贫困是对人权的侵犯：论脱贫的权利》，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5年第2期，第91-101页。

　　⑧参见新华社：《中国代表对国际人权事业提出四点主张》，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⑨参见《联合国千年宣言》。

　　⑩参见《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⑪参见《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⑫参见张萍：《全球扶贫大会看重中国经验(焦点)》，载《环球时报》，2004年5月28日。

　　⑬参见江宇娟、郭一娜：《世行行长说中国扶贫经验值得借鉴》，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⑭参见阮煜琳：《中国40年8亿人脱贫 多家国际组织盛赞中国减贫盛举》，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⑮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⑯参见《光彩事业简介》，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⑰参见高云龙：《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开创工商联两个健康工作新局面》，载中央统战部公众号“统战新语”，2018年6月19日，2018年7月6日访问。

　　⑱参见高云龙：《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有“56789”的说法》，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⑲《光彩事业简介》，2018年11月1日访问。

　　⑳参见全国工商联 国务院扶贫办 中国光彩会：《关于印发〈“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方案〉的通知》，2018年11月1日访问。

　　[21]参见上注。

　　[22]2018年5月初，笔者在巴中市南江县采访七彩林业总经理王明理以及南江县正直镇长滩村党支部书记张亮，获得此信息。

　　[23]参见中国经济网：《京东发布电商精准扶贫年度报告》，2018年11月1日访问。

　　[24]2017年7月初，笔者在银川市采访如意集团宁夏园区的公司党委书记牛家珍以及贫困户员工获得此信息。

　　[25]2018年4月18日，笔者参加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专项基金签约仪式获得此信息。

　　[26]2017年8月底，兴伟集团董事长王伟访谈，访谈人：吴志红。

　　[27]参见谢经荣：《谢经荣同志在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访问。

　　[28]《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29]参见《2015减贫与发展论坛今日举行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载人民网，2018年11月1日访问。

　　[30]《论语•里仁》。

　　[31]参见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32页。

　　[32]《习近平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载新华网，2018年11月1日访问。

　　[33]参见注[27]。

　　[34]参见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8年11月1日访问。

Abstract:Poverty is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formed a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in which multiple entities participate.Private enterprises that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have grown into the backbone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The“Poverty-stricken Helping Village”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on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hat are rich first help the poor by the power of the market，especially respecting the right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Compared with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ntrepreneurs in Western countries，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shown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political foundation，cultural heritage，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odel innovation.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I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the Chinese sto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朱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