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恐怕是57岁的王建平在近几年觉得最难捱的一次。冷，出门冷，在家冷，钻到被窝里还是冷。

　　自从2018年12月4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落地那刻起，“冷”就成了他在之后这四个月中最强烈的感受。

　　“刚回来那阵子，我甚至想过去海南过冬，可是想想家人都在这里等了我这么多年，还是算了。”王建平说。

　　虽然生于阳泉长于阳泉，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可王建平已经有六年没经历过北方的冬天。

　　当然，他也有六年之久没回家过年了。

　　从2012年10月到2018年11月，王建平都在位于非洲大陆中西部一个叫喀麦隆的国家度过。

　　从中国到喀麦隆、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相距四万里，迢迢山水阔。

　　从1963年中国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至今，一批批中国医生奔赴世界各国进行医疗援助。其间，山西省从1975年派出援喀麦隆第一批医疗队起，迄今已向喀麦隆共派遣医疗队19批，累计663人次。

　　一批批援外医疗队员漂洋过海，奔赴异国他乡，王建平就是其中一员。

　　作为我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麻醉科医生，他在过去的27年间，两度远赴非洲，分别作为中国(山西)第6批、第16批、第17批和第18批援喀麦隆医疗队队员之一去往喀麦隆吉德市，在那里先后度过了8年时光。

　　30岁首赴非洲 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

　　王建平清楚地记得，1991年9月份的一天，医院领导找到他，询问他是否愿意去非洲。彼时，儿子只有4岁，他一走，家里所有的重担都会落在妻子身上。但他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上了半年法语培训班后，于1992年4月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援非之路。

　　中国援喀医疗队在喀麦隆设有三个医疗点，分别为首都雅温得妇儿医院、姆巴尔马约医院和吉德医院。

　　其中，吉德市是喀麦隆北方省的一个小城市，距离首都雅温得1400多公里，当地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气候炎热，年平均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因此，吉德医院尽管是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却也是三个医疗点里条件最艰苦的一个。

　　而王建平去的正是吉德医院。

　　“我们到的时候，吉德医院跟咱们这里的村卫生所条件差不多，而且没有大夫，只有护工。只有到过非洲的人才能真正明白那里有多艰苦。”王建平感叹，去之前虽然已经从电视、报刊上对非洲有了大致的了解，也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但去了之后，当地的落后及贫穷还是超出他的想象。

　　喀麦隆实行一夫多妻制，当地妇女平均生育七八个孩子。由于生活贫困，很多当地患者总是拖到不能再拖才就医。“有的孕妇除非难产才来医院，还有的人连自己的年龄也说不清楚。”王建平说。

　　在那个通讯不畅的年代，王建平排遣思乡情的惟一方式就是写信。一封月初发出去的信，他往往在月底才能收到回信。而每次收到信的第一件事，他就是继续写信，循环往复。

　　第一次在喀麦隆的两年间，王建平只打过一次电话，不到两分钟，话费折合人民币72元，几乎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那是1992年春节，妻子在回信中说我母亲生病了，我一着急就打了个电话。话还没说两句，母亲就催着我挂电话，怕浪费钱。”王建平苦笑着说。

　　虽然身处人生地不熟、物资匮乏的遥远异国，可是非洲大陆的原始地貌和天然动物园也令年轻的王建平深深着迷。

　　工作之余，他和同事们游览美景、体验当地风俗人情，两年的时间倒也转瞬即过。

　　1994年5月，王建平圆满结束援非任务，回到家乡，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兢兢业业。而在喀麦隆那两年的经历，在之后的数年间，他曾无数次地想起，甚至暗暗想过，有机会再回去看一次也好。

　　没想到，王建平的这一愿望竟真的实现了。

　　50岁再赴非洲 一去就是六年

　　2012年春节前，王建平再次接到援非通知，地点还是喀麦隆吉德医院。这一次，他更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儿子当时已经读研究生，我在工作和家庭上都没什么负担，原想着就去两年，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就回来。”王建平说。

　　时光荏苒。再次踏上喀麦隆时，王建平已经从一个30岁的壮小伙变成了50岁知天命的中年人。

　　在这二十年间，国内环境翻天巨变，吉德市却还是王建平记忆中的模样。“除了路上摩托车多了，当地人用上了手机，其他都没怎么变。”这一发现让王建平有点唏嘘。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年，非洲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于20年前。

　　吉德与尼日利亚边界的直线距离仅70公里，博科圣地恐怖组织活动极其猖獗，自杀式炸弹、汽车炸弹事件在喀尼边界时有发生，当地群众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医疗队员的头上。

　　因此，这些年在喀麦隆，王建平已经不似上次自由，不仅不能随意外出，还要和当地宪兵司令保持联系。

　　与此同时，年龄渐大的王建平的思乡情也越重，虽然有了网络和手机能随时与家人联系，他却感觉比上一次还要孤单。

　　当然，高兴的事也是有的。

　　王建平第一次援非时认识了一个叫阿乌龙的当地小伙儿，他毫不吝啬地将麻醉临床经验传授给了对方。时隔20年，两人再次在吉德医院遇见，又愉快地做起了搭档。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阿乌龙已经能独当一面，不仅精通各种手术麻醉方法，还掌握了阑尾、疝气等手术技能，成了医院的骨干力量。

　　两年过去，第16批援喀医疗队回到祖国，身为吉德分队队长的王建平却再一次留在了喀麦隆。到了2016年底，第17批援喀医疗队也结束了在非洲的工作，王建平却依然留了下来。

　　“我是医疗队中在同一个医疗点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我在喀麦隆待了多年，对当地的了解最多，所以总队长希望我能多留几年的时候，我就答应了。”王建平说。在喀麦隆期间，他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儿子结婚也特意选在了他的休假期。

　　深受认可和肯定 获当地“杰出贡献奖”

　　远离了家乡和亲人，王建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治病救人和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上。

　　令国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在喀麦隆是很常见的疾病，疟疾、伤寒更是随时侵扰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王建平和队员们的生理和心理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遇到携带艾滋病毒的患者，只能靠多戴两副手套来自我防护，抗疟药也需要按时服用。

　　令人欣慰的是，多年来，王建平和医疗队员们践行的“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精神，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政府的认可。

　　喀麦隆当地时间2016年6月8日上午，王建平和中国第17批援喀麦隆医疗队吉德分队的其他12名队员从马尤路迪州州长巴伦盖里(音译)手中接过“杰出贡献奖”的奖牌。

　　“杰出贡献奖”是当地政府为了表彰对该市建设及人民做出特别贡献的人而专设的奖项，也是喀麦隆地方政府对我省派出医疗专家的高度肯定与赞誉。

　　“那一刻非常骄傲。我们在非洲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我们国家。”王建平说。

　　2018年，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儿子在北京安家，妻子一人照顾瘫痪的丈母娘多年实属不易，王建平选择了回国。离开前，他把能留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在当地结识的朋友。

　　这一次是真的别了，喀麦隆。

　　（故事来源：山西晚报 　发表时间：2019-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