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英语培训的……”

　　“我是汽车经销商……”

　　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经历——刚在网上搜索完相关信息，推销电话就追着打来了。

　　“我的电话号码是谁卖出去的，还卖得这么快、这么精准？”许多人不仅被这个疑问困扰，更产生了自己更多信息已经泄露的恐惧。

　　没有人能制止这猖獗的隐私盗窃吗？

　　有人！

　　许丹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北京市海淀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侦办科技犯罪团队的负责人。利用科技手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就是他的“对手”之一。

　　这个“对手”最强大的时候，要说是2017年，那年，“两高”还专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加大打击力度。也是在这一年，许丹和一个遍布全国13个省和自治区的团伙展开了较量。

　　“当时没人能想到是这么严重的案件。”许丹回忆，最初是一名“海淀网友”向公安机关举报，有“钓鱼网站”抓取浏览者信息。因为涉及高科技犯罪，公安机关邀请检察院提前介入，共同开展侦查。

　　检警共同对网站进行溯源研究，这一查不得了。原来，这个网站仅仅是整个犯罪过程中最低级的一个环节：网站只是植入了代码，可以抓取浏览用户的手机信息。更大的数据库还在别处……

　　数据库在哪？有几层？

　　为什么网站可以抓取到浏览者的手机信息？

　　代码是谁编写的？

　　如果只是抓取一个手机号码，算不算公民个人信息？

　　……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困扰着许丹。如果不能厘清思绪，这起案件将变成糊涂案。

　　首先，要解决最根本问题——手机号码的定性，一个手机号码是否能认定为个人信息？这也是此案能否定罪的基础。

　　许丹向司法解释起草人询问立法的本意，和大学教授探讨手机号码的特性……经过一番思考、求证，许丹得出结论：手机号码结合网络轨迹，可以比较容易推导出特定个人，而法律就是为了保护公民信息的安全才存在的——此案可办！

　　这一定性不仅为个案侦办划定了方向，更为今后同类犯罪侦办树立起标准。

　　由于该案重大，还被最高检、公安部共同列为了督办案件。

　　经过技术侦查，一个又一个疑问相继解开。

　　首先，不法分子利用运营商漏洞，非法获取了用户的手机号；然后，再开发出访客手机号记录工具，即代码；代码转卖后，被植入各种各样的网站；最后，用户手机号等信息被疯狂转卖。

　　“手机号码好比是一个人；黑客编写的代码就像是一个监视器；浏览的网站如同各个场所。监视器可以完整记录下这个人到过什么场所，监视器经过转卖，手机持有人的网上行踪就被更多人掌握。”许丹用比喻，更形象地说明了整个犯罪流程。

　　经过网络追踪，这个团伙分布在全国13个省和自治区，完全依靠网络联系，天然地形成了“金字塔”式分销结构：一级为代码编写者，掌握着代码技术和最大的数据库；二级是代码推销员，为一级向下层兜售代码，从中赚取差价，一级卖给他们的信息一条几分钱到3毛钱，他们则以4毛钱以上价格销售，最多可以卖到一条8毛钱；三级是各类网站经营者，他们对用户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购买代码后，植入公司网页，当用户点击网页时，他们就可以在后台账户上看到用户的手机号、手机型号、搜索的关键词等信息，然后再雇佣客服进行电话营销。

　　厘清案件全部链条后，就是根据网络线索抓人。经公安部统一部署，在三天内，就把这个遍布全国的松散团伙一网打尽。

　　作为一级的“神秘人”也揭开面纱：梁某，安徽人，只有初中文化，无业。

　　检方共对42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涉及公民个人信息达120余万条。最终，全部公诉意见均获得了法院的判决支持，梁某也被判刑4年半。

　　此案办结后一段时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以及次生的电信诈骗等犯罪，都陷入了低潮。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还是变着花样卷土重来。有时，甚至是单位有组织、有计划的犯罪。

　　海淀区一家大数据公司，专门为汽车经销商提供客户画像服务，为了寻找潜在客户群体，这家公司也动起了歪脑筋。窃取某知名出行平台客户信息。

　　出行平台发现异常后报警，但由于服务器托管商通风报信，致使大数据公司提前删除了全部电子数据。

　　对于许丹来说，这起案件是天生的“瘸腿案”——没有证据。

　　突破口供，几乎是惟一的办法。但销毁了证据，谁又会主动交代呢？

　　许丹和受害公司的技术人员深入交流，弄懂了作案手法。

　　原来，大数据公司利用token（在计算机身份认证中是令牌的意思）漏洞，通过伪造客户，调取出了平台上真实客户的相关信息。

　　许丹又打了一个比方：比如真实用户A利用平台出行，其相关记录就会保留在该平台，一般只有本人才能查询自己的出行记录等信息；大数据公司则虚拟了一个A，进而从平台信息库里调出了A的出行信息。

　　如此高科技的手段，许丹首先想到的是大数据公司的程序员，没有他们的技术支持，公司是不可能实现信息窃取的。

　　依据这条思路，许丹找到了公司首席程序员。

　　一开始，程序员还想用各种专业术语难为许丹，但不曾想，许丹早已摸清犯罪手段，并牢记住相关专业名词。一轮交锋下来，程序员便宣告败北，吐露真实案情。

　　很快，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又一个公司高层承认同意或参与了此次犯罪，但他们都提出，犯罪的目的并不是贩卖信息获利，只是想充实大数据，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许丹并没有把案件“一抓抓死”，只是把7名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送上了被告人席，且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7名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涉案大数据公司重新走上正轨，继续经营。

　　工作15年，上千件案件的磨砺，培养出许丹敏锐的证据嗅觉，这也是他和高智商犯罪“斗法”的资本。也许，高科技犯罪会越来越“聪明”，但犯罪终会留痕，痕迹就是弱点，抓住弱点，便能一击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