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生命至上?
如何看待疫情中有人提出“让65岁以上的人把希望留给年轻人”?
在疫情防控中,如何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命权?
在保护生命权的同时,如何合理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如何面临“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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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东西方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围绕这些“生命之问”,各抒己见,一场跨越时空,以“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权保障”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悄然开幕。
这是“全球疫情防控与人权保障”系列国际研讨会的首场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荷兰、法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40余名专家学者,会议采用了“实体+网络”的云会场形式。
“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权保障”国际研讨会实体会场。图片:贾璞玉
“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权保障”国际研讨会网络会场。图片:贾璞玉
会议开始前一小时,与会学者们开始陆续在网络平台提交“入场申请”,随着会议主持人的验证通过,电脑屏幕上的小窗口次第点亮,露出一张张东西方不同肤色的面孔,这种“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奇妙感受,闪烁在这些“见过世面”的学术大咖眼中。老朋友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一次,更是经历疫情“寒冬”后的学术“春播”。
2020年对于世界各国、全球人民和人类历史来说,注定是不平凡和难以忘却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暴发,迅速蔓延,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也带来关于人权的深入思考。
生命权在所有人权中处于基础性位置,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人权,是享有其他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生命无保障,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
“在突发重大疫情下,生命权的保障会面临一系列冲突,包括与其他人权、公共利益、不同主体和阶段的冲突”,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认为,“解决这些冲突只有综合运用规则、资源和机制,同时兼顾短期和长期,才能实现突发重大疫情下生命权的切实保障。”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志鹏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期,如果一个人主张自身自由的代价,是最终破坏社会整体的生命和健康形态,则这种自由的主张就是社会和政府无法认可和支持的。自由与生命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将生命权排序在最优的位置,是更有助于维护人权的有效手段。
来自荷兰的皮特·佩维雷利教授是一位跨文化领域的学者,他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讨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是一种正确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强调优势,互相指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适合自己国情的人权理念,国际社会对防疫方式达成共识的首要基础就是要在“生命”的价值观中求同存异,促进理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中国文化体现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这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了生动展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柳华文以法国名著《小王子》的故事与中国古代“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相互印证,说明“法律和政令必须符合实际”,中国的疫情防控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科学防控,依法防控。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韩大元教授认为,中国坚守生命至上的伟大精神,以此凝聚社会共识,不仅体现了共和国宪法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捍卫生命尊严的人权观。
来自斯里兰卡的学者贾亚纳斯·科隆贝格对于疫情期间中国给予斯里兰卡的合作和援助表示感谢,他认为,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斯里兰卡对于疫情会更加敏感,当认识不足的时候,都会采取更积极的带有预防性的措施,对生命加以保护。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反人性的说法和做法,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缺乏与弱者的共情能力,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保护弱者的权益,就无法达成基本的和谐。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荣誉院长克里斯蒂安·梅斯特教授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生命权取决于弱势群体的情况。他特别强调由于法国政府的失误,相关部门提供的口罩、手套、护目镜、洗手液、肥皂等防护用品数量不足,造成超过六千名卫生工作者被感染。目前有一千多名医生暂时决定控诉国家危害卫生工作者的生命。
这次会议的东道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认为,无论是“让65岁以上的人,把希望留给年轻人”,还是“出于政党之争,解除隔离或者不隔离”的说法与做法,都是与文明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是对人道主义提倡的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理念的直接迷失,严重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人性,其危害不可估量。
屏幕内外,线上线下,与会学者金句不断,学者们分享的“干货”从不同视角实锤中国在这次疫情大考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战疫,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的贡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疫情还未结束,我们对生命的思考也不会结束,人类要做好迎接“后疫情时代”各种挑战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疫情将给人权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疫情过后,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的价值,对人权保障提出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