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是一次罕见的全球性危机，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疫情阻击战也是一场人类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卫战。围绕疫情防控中的人权问题，由中国人权研究会指导，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究院、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疫情防控与人权保障”系列国际视频研讨会日前先后举行。

　　来自中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就“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权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疫情防控中的国际合作”“疫情防控中的特定群体权利保障”“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权观比较”“公共健康危机中人权维护的国家职责”等议题分别展开热议。

　　生命至上 共同保障生命权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各国在价值排序、对疫情的科学认识和具体的资源环境禀赋上存在不同，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的对生命权的认知和保护有所差异，但是与会专家认为，坚持“生命至上”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立场，在疫情之中，老人、妇女、儿童、一线医务工作者、外来劳工等弱势群体或高风险群体需要格外保护，必须重视其抵御风险的短板。

　　英国利兹大学法学院、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教授杰拉德·奎因指出，在法国有1/4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是老人，欧洲很多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居住在养护机构，他们不仅在获得医疗健康和相关服务方面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也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挪威奥斯陆城市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鲁尼·哈佛森指出，不同的人口受到的健康风险是不一样的，“保持社交距离”、商业关停、失业上升的后果，不是平等地分摊给社会成员，而是受到社会阶层、性别、残障脆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加剧。因此，要加强对特定群体的社会干预，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参与、影响决策的资格。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中心主任穆罕默德·拉辛介绍称，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及政党众多，巴国内不同省份有着不同的抗疫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儿童、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难民营的难民以及军事冲突地区的居民等更难以获取防疫信息，成为疫情中的弱势群体。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挪威人权研究中心博士瑞佛·胡斯塔德介绍说，疫情初期，挪威的移民工人群体由于看不懂用挪威语发布的防疫信息，导致感染比例很高。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万洪教授以中国防控疫情工作中的经验介绍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其所在机构与中国众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行动，通过与专家学者、志愿者、民间组织和残障组织紧密合作，在翻译防疫手册、制作手语视频等方面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有效弥补了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造成的人权保障短板。

　　疫情之下 国家治理新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冲击，也给各国国家治理带来新的课题。在论述疫情防控与人权保护的关系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人权法研究室主任孙世彦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采取的防疫措施会对部分人权的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家在处理疫情时，不仅要注意防疫效果，还要维持防疫和人权保护的平衡。

　　莫斯科国立大学副教授亚历山大·莫洛特尼科夫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大数据技术被应用于监测人们的行动轨迹，促使疫情防控更加高效，但这一技术的使用会对人们的隐私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应当注意人权和公共利益之间恰当的平衡。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就疫情防控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关系提出，在疫情影响下，政府应积极帮助企业承担租金、贷款等以促进就业、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等。

　　国际合作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疫情之下没有孤岛，不同群体、不同国家间只有积极合作才能共同渡过难关。澳大利亚国际人权法资深专家布莱恩·伯德金从国际法视角强调，国际合作符合国际法价值理念，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应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佛罗伦斯·罗默认为，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没有采取自私的政策，而是努力与国际社会合作抗击疫情。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志鹏教授强调，虽然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强制要求国家间进行合作，但疫情不分国界，国际社会应当在信息协同、管控协同、科技协同、理念协同四个方面共同合作抵抗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风险。如果各国各自为战，极易产生误解，疫情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张万洪从文化的角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中心和义务取向等因素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国际社会上，构建以反歧视为核心的人权文化是国际合作抗疫的关键，平等、宽容的理念是国际抗疫合作的基石。他以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公益组织“全球公民运动”共同举办的“同一世界：团结在家”特别慈善音乐会为例表示，这一活动就很好发挥了跨越国界和民族、种族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有助于形成共情。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弗吉亚·娜吉亚·楼恩表示，中国政府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视为首要任务、重视通过国际合作的多边机构来促进防疫工作等做法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她认为，未来在中国引领下，一个新的亚洲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与应对传染病的框架可能将逐步形成。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几内亚代表帕特里斯·瓦哈德、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官员什亚米·普维玛纳辛河博士和瓦拉达雷斯·瓦斯康塞洛斯·内托迭戈博士在联合发言中一致认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响应是捍卫发展权的机会，应当以此为契机，恢复日渐衰退的人类团结，并坚持以人为本的国际合作，实现人权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针对此次疫情中美国甩锅中国，试图将疫情政治化，乃至起诉中国的荒谬行径，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权中心主任、乌得勒支大学汤姆·茨瓦特教授和阿姆斯特丹大学亚历山大·诺普斯教授一致认为，这是在美国国内政治高度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将法律作为在冲突中进一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手段，这代表着美国日益增长的激进联邦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同时从法理和司法的角度分析称，美国密苏里州对中国提起的新冠肺炎法律诉讼案不太可能胜诉。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新冠肺炎的巨大挑战，国际社会理应进行全球合作。”巴基斯坦参议院（议会上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赛义德认为，任何试图指责或妖魔化任何国家、团体或民族的行为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