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社区作为儿童学习、生活的重要环境影响着儿童身心发展，也是儿童权利实现的重要场域。然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儿童友好度不高，造成了儿童对社区环境的弃用和误用。本文提出了营造社区儿童友好环境的三个基本思路，即从成人视角向儿童视角转换、从单纯关注硬环境到兼顾“软硬”两种环境的转换、从环境提供到环境管理与使用指导，以及建设儿童友好社区环境的具体技术指标。

　　关键词：儿童友好社区 儿童权利 环境友好 服务友好

　　除家庭和学校之外，社区是儿童成长最重要的环境，为儿童身体健康提供条件保障，同时也是儿童社会交往的平台、认知社会的窗口、形成社区心理的场域。然而，目前城市社区的建设和营造往往是由成年人主导，并为成年人的需求服务，容易忽略其对儿童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建设儿童友好社区是保障儿童发展权，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在探讨社区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后，重点阐述社区建设中儿童友好环境的营造思路和具体指标。

　　一、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是保障儿童发展权的需要

　　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指出政府应当全方面履行《儿童权利公约》，不管是大城市、中等城市或是小城市以及社区，都应该在公共事务中给予儿童政治优先权，儿童也应被纳入决策体系中。由此看来，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使用和治理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儿童体能和智能、身体和心理充分发展的权利，保证儿童对社区环境及环境中教育资源的合理使用权，并尊重儿童参与社区生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

　　此后，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并维护儿童在城市空间中的利益。2010年，我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了《中国“儿童友好城市”的创建目标与策略措施》，鼓励地方政府提高管理儿童事务的责任意识，制定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公共政策；鼓励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各界、学校、家庭共同参与儿童事务的管理；鼓励儿童参与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生活，参与有关儿童事务的决策。目前，已有深圳、北京、长沙、成都和浙江海宁等多个城市将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儿童友好城市战略实施的重要主体，如何在社区尺度上提升环境的儿童友好度成为公共政策、社区治理、儿童权益、儿童发展、环境规划、社会服务及家庭教育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2016年3月，我国“儿童友好社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出台了《中国儿童友好示范社区建设指南》（下文简称《建设指南》）从政策友好、环境友好、服务友好三个维度来构建和评估“中国儿童友好社区生态体系”。 其中，政策友好维度强调在社区治理体系中提供政策和制度条件以保障《儿童权利公约》所列举的各项儿童基本权利。例如，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必须由街/镇以上行政级别政府牵头，形成普惠性儿童公共服务的财政配套预算及监督管理机制，为儿童友好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的备案或注册提供便利，建立儿童保护的发现、报告、回应和转介机制，向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和儿童宣传儿童友好社区理念及儿童优先、儿童参与原则。

　　空间友好维度强调如何在社区“硬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过程中实现对儿童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为此，需要社区环境规划师、设计师、儿童心理学家、街/镇政府、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方、学校、儿童及其父母等在建设不同阶段的共同合作与参与。《建设指南》要求社区环境的建设要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尊重儿童为主导的活动需求，将儿童的愿望切实落实在保障他们健康成长的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公共设施以及儿童自由玩耍的环境上面，据此展开全方位规划设计；以儿童居所为出发点，社区其他空间为主要辐射发展圈，合理规划布置各年龄阶段儿童的生活、学习、游戏空间与配套设施，确保所有儿童的安全与可及性，促进儿童、成人的社区参与和互动，提高社区公共空间利用率与社区活力，实现儿童在身体、心理、认知、社会和经济上的权益与福利；同时，鼓励儿童参与公共空间的设计和维护，鼓励社区对儿童意见的听取和采纳。

　　服务友好维度主要指社区“软环境”建设，目标是建立专业的社区儿童工作者队伍，为社区所有0-18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持续的普惠服务与支持。为此，社区建设要达到如下指标：普及社区儿童普惠服务与家庭养育支持，针对不同年龄段及特殊需求儿童开展连续的有地域特色、能体现传统文化的服务内容，倡导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的融合与互补，鼓励家长及儿童成立自组织，建立针对儿童友好服务质量的反馈和管理机制。本文主要聚焦城市社区建设的空间友好和服务友好两个维度。

　　综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以及儿童友好社区工作委员会出台的各类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的公约、倡议、建设指南等均明确提出了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制度要求，然而我国城市社区的现实状况却不尽如人意。

　　虽然社区作为儿童在幼儿园、学校之外体育运动、同伴交往、学习与实践的重要场所，应该发挥重要的教育功能；但是，大部分儿童在课余时间都宅在家里，守在“屏前”（手机、电脑、电视屏幕前），成了“宅童”和“屏奴”，很少到社区的开放环境中从事一些有益身心发展的活动。问题症结部分在于社区的环境营造未能满足儿童健康成长需求。虽然《儿童权利公约》提出“应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入街区或者城市的规划当中”，但是联合国发布的《2012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城市化世界中的儿童》却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城市正在遗弃儿童”。我国正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城市的建设没有体现“儿童友好社区”、“儿童友好城市”的理念，难以保障儿童使用社区环境的基本权利。那么，哪些社区空间特征与儿童身心健康有关，哪些服务设置更能体现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下文将以“儿童中心”视角，梳理体育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建筑设计等多个专业和学科对城市社区环境与儿童身心发展关系的研究成果，为城市社区的规划和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二、城市社区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

　　儿童发展包括儿童生理机能发育、语言和动作获得、各项心理机能的发展、个性形成与社会性的习得、依恋与人际交往能力形成与发展等等。儿童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更是与其直接接触的社区环境密切相关。“发展的小生境”理论提出，每个物种都有适合自己生长的独特小生境，以区别于其他物种，小生境遭到破坏物种将难以生存。社区的物理和人文环境、当地文化历史决定的儿童抚养和教育的习惯、父母的心理特征等形成了儿童发展所依赖的小生境 。社区环境通过住房结构、空间布局、活动器械和材料供给、传统育儿习俗、社区凝聚力等促进着、滋养着、限制着儿童的身心发展。

　　（一）社区环境是儿童身体健康及体育活动的条件保障

　　作为儿童的长久居住地，社区环境（包括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儿童疾病感染机会、超重和肥胖发生率、体育活动次数、遭遇交通事故的风险等，关乎儿童的生存和健康。

　　首先，社区中适宜体育活动的场地、器材和管理规则会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和体育运动。有关日常体育运动与城市空间布局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篮球场、公共绿地、健身步道等运动场所与住所的空间距离会影响人们进行体育锻炼次数。 对于儿童来说，自己所居住的社区是其可达性最佳（住所附近50-300米范围内）的运动场所，因此社区环境是否能为其体育活动提供支持条件，如公共绿地、运动器械、健身设施、机动车辆穿行禁令等，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的体育锻炼行为。然而，对我国近千名11-18岁城市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由于父母对户外环境安全性的担忧、社区缺乏运动支持性环境，80%的青少年运动不充分，73.2%的学生有看电视、玩电脑和手机等久坐行为和屏前行为。 这种身体活动不足以及生活方式由“动”趋“静”是共同构成“肥胖易感环境”的主要因素，它增加了儿童青少年发生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如果体育活动的运动水平没有达到建议标准或使用电脑、打游戏超出建议时间范围，其肥胖发生率可能是正常者的3-4倍，而每天看电视超过5个小时的孩子，其肥胖发生率比看电视在2小时以内的孩子高出5.3倍。

　　其次，社区的慢行环境能够提升儿童出行安全性，降低疾病感染率。除了在社区环境中的户外游戏、追逐等身体活动和运动外，儿童最大比例的中高强度身体运动是积极性通勤，即儿童青少年采用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上下学。而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以汽车为主的现代交通方式给步行、骑车等活动带来了安全隐患，增加了父母对孩子独立出行安全的担忧，这些都让儿童独立出行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欧一些国家，伴随着儿童独自出行率的大幅度下降，使用汽车接送儿童上学、去往其他活动地点的比例则大幅度上升。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英国伦敦在2004年提出并应用了“步行巴士”方式，即一群孩子在两个以上家长志愿者的护送下步行上下学。这一方式健康、环保，很快在英国普及并被其他国家借鉴学习。可见，社区道路是否利于儿童步行、是否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或者是否有配套的成人保护机制都将影响儿童独立、安全出行的可能性。此外，适合步行、骑自行车、有机动车禁行规定的慢行交通环境也有利于增加儿童体育活动，提高其疾病抵抗力，降低疾病感染风险。针对美国波士顿社区空间与儿童健康关系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可以到达的社区户外空间的覆盖率、步行指数等空间特征指标可以预测3-17岁儿童哮喘病急诊就医率。

　　最后，社区人文环境与公共服务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保障。要实现儿童在社区中安全出行、自由玩耍的目标，除了上文提及的硬件环境外，社区“软环境”（如人文环境、治安状况和公共服务）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国内的社区家长交通志愿者、社区“四点半课堂”、以及国外“步行巴士”的家长志愿者团队都为儿童独立使用社区环境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氛围。国内一项社区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多数居民都来自同一个单位的机关大院社区互助氛围更好、社区活动参与积极性更高，更容易形成互相守望、互相帮助的邻里氛围。 儿童在这样的社区中独立出行、玩耍的可能性也更高。同时，社区面对儿童和家长的健康讲座、安全与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等也有助于降低儿童意外伤害、疾病感染的风险。

　　（二）社区环境是儿童青少年认知和情绪机能恢复的重要场所

　　首先，社区的优质自然环境能够为儿童心理机能的恢复提供条件。人类在忽略所有潜在的分心物，集中注意以保持认知清晰地完成工作和学习任务时消耗心理能量较多，极易疲劳，进而出现工作效率降低、作业错误率上升、消极情绪增加，甚至是短期生理机能失调或行为异常。此时人们对具备某些特征的环境（如景色迷人、存在视觉焦点、包含植物和水的自然环境）表现出特别的偏好，而且这种偏好是不学而会的，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由于各种生理和心理机能正处于未成熟状态，儿童在集中注意从事学习活动时的心理能量消耗更大，更容易疲劳而表现出一系列认知的、情绪的或行为上的偏差。在我们针对青少年的一项访谈研究中，有个中学生这样描述“学校像地狱，作业摞得像小山，几乎任何课外活动都是多余的，其实过得真的很苦，家长也不理解我们，苦命的可怜人，怎么这么多”。 可见，学业压力会让学生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在学习之余到自然环境中散步、运动、玩耍是保持儿童青少年认知机能、情绪调节能力快速恢复并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社区作为儿童能够方便、快捷接触的自然环境是他们认知和情绪机能恢复的重要场所。我们有关青少年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在社区小公园、街心公园、社区公共绿地、假山水池等建筑小品附近逗留、游戏、进行同伴交往，能够减少青少年感受到的学习压力和考试焦虑，有助于提升其积极情绪 ，维持较高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 。

　　其次，社区人际氛围有助于青少年缓解学习任务带来的人际压力。对于处于初、高中升学阶段的青少年来说，除了学习任务本身对体力、智力、耐力带来的挑战外，其所伴随的人际压力也是造成青少年认知功能降低、情绪失调的原因之一。学校和家庭都是由权威成人主导和控制、更加关注学业成绩的环境；而社区环境中的人际交往能够提供自由、平等的气氛，体现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独立性。我们对中学生社区环境利用的研究显示，一些充满人情味的社区小书店、小吃店成为青少年们喜爱和经常逗留的场所，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有助于放松心情、宣泄不良情绪。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相对牟利而言，店主更注重人际交往；店主与青少年的交往关系平等；谈话内容涉及人生理想、写作风格、小说题材等较为积极的话题。

　　最后，社区教育资源和服务项目能够帮助儿童全面发展，降低学业压力带来的心理机能失调。我国考试制度过分强调学业成绩而忽视青少年兴趣爱好及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导致青少年学业压力大的同时知识能力不全面，自我接纳程度不高。大部分青少年都期望能获得音乐、艺术、运动、计算机、绘画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以及增加对社会现实的了解，这些需求缺口是可以由社区及相关社工机构填补的。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青少年可以参加社区的各种体育活动或者兴趣爱好俱乐部、乐队、宗教信仰活动、社区服务等，从中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多种能力，争取更多的发展可能性；而我国青少年很少从社区得到这样的机会。

　　（三）社区环境是儿童社会交往的平台

　　美国心理学家Harris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强调了同伴交往对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作用。理论认为，家庭对儿童年幼时的最初社会化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后来逐渐减弱、淡化，被青少年的同伴群体影响所取代。青少年的同伴群体一旦形成，即发生着群体同化和群体异化现象，以传递已有的社会文化并形成新的文化。正是在此过程中，青少年的社会性得以不断发展，并成为其个性的组成部分，对其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青少年的同伴群体社会化是通过在一定场所从事群体活动实现的。通常，我们会认为青少年同伴群体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学校，但目前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是高度组织化的，其内容主要是上课学习，休息和活动时间非常少，不足以满足青少年同伴群体活动的需求。而家庭中青少年与同伴群体互动的机会比学校更少。因此，社区就成为学校和家庭之外，儿童青少年社会交往、群体活动的重要空间。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空间给青少年进行社会交往，更缺乏对青少年在社区活动内容的设计和指导。而在国外，很多社区都设有专门的青少年娱乐中心、男孩女孩俱乐部，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有指导的同伴交往活动。除社区外，美国各州在城市层面也为儿童们设置了学生课外活动阵地，向中学生们免费开放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公园、宇航馆、天文馆、水族馆、美术馆、科学普及中心、艺术中心等。这些空间有效支持了学生们积极的群体活动，如在科普中心合作完成一些化学实验。研究表明那些能够提供安全、健康的设备和活动，有明确的规则和期望，有成人指导和监控，同时又能保证青少年自主性的社区休闲活动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帮助儿童群体形成积极的同伴文化。

　　（四）社区环境是儿童认知社会的窗口

　　个体的成长过程就是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作为由权威成人主导的环境，学校和家庭旨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尽快地促进青少年社会化，因此其社会化的内容是国家和社会期望个体应拥有的道德、理想、社会规范等。但这些实质上是一种“被过滤过的”理想文化，而不是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真实社会中的文化，远比学校和家庭所期望并传递的文化要丰富多彩，尤其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和多元文化盛行的时代，真实的文化更为丰富。社区能够为青少年提供自由接触真实文化的机会，成为儿童青少年认知社会的窗口。以美国社区服务为例，美国有很多组织可以提供给辖区中学生做义工的机会，比如各大医院、医学院实验室、社区各种服务机构、红十字会等等。在医院里，中学生可以帮助护士把病人送到放射科等各个辅助检查科室、或者与患有不治之症的晚期病人聊天、接听电话等；在社区养老机构中，青少年儿童可以为入住的老人们提供简单的血压、心率监控，表演文艺节目，提供陪伴服务；在博物馆、天文馆、动物园或植物园中也经常能看到青少年提供的科普介绍和年幼儿童陪伴服务。对这些真实社会场景中的真实服务的参与，能够提升儿童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水平，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社区环境是培养儿童社区心理的场域

　　社区不仅是人们居住之地，更是一个建基于共同心理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居民的共同心理体现为一系列心理变量，如共享的社区感、社区价值观和社区性格，对社区的认同和依恋，对社区事务的参与，邻里的相互信任和支持等等。 而对社区的依恋和认同则是社区共同心理的核心内容，在个体的儿童期就开始形成。根据美国心理学家Morgan（2010）的地方依恋发展模型，儿童对社区环境的依恋源自其童年期对社区物理环境的探索和使用。 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也指出，当儿童与同伴（或成人）在社区环境中的某个地方重复相遇、彼此熟识，最终建立深刻友谊时这个地方就成为儿童的“呵护场所”。它因为被儿童重复使用而成为儿童同伴关系的一部分，被纳入儿童重要记忆中，成为其未来对这个地方形成强烈归属感、认同感的基础。 儿童在社区环境中从事其喜爱的活动，拥有较多亲密的朋友、熟识的邻居都会增加其对社区的依恋和认同。因此，社区为儿童提供充足的物理空间和吸引人的活动内容，有助于培养儿童社区心理。

　　高社区认同的居民有更强的社区助人意向和社区参与行为。 同样，培养儿童的社区认同能够促进其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如参加社区文体活动、社区志愿组织等）。例如，Pivik（2008）开展的社区服务和学习项目，让儿童作为项目主导者召集并组织社区议事会、制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并从事公益二手商店的建设和经营活动；社区心理学家、学校老师及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社区成年居民作为支持者，帮助儿童学习并获得项目运营、公共事务决策等技巧和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儿童学习了社区参与的知识，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了社区参与。又如，我国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7年组织了红荔社区儿童参与社区规划，了解儿童对社区建设的心理诉求。综上，对社区空间经常性的自由使用、对社区建设的参与都有助于培养儿童的社区心理。

　　三、当前儿童社区环境使用存在的问题

　　社区环境作为家庭、学校环境的补充，对儿童身体健康、认知情感、了解社会、形成社区心理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当前儿童对社区环境的使用情况却不容乐观。目前，儿童对社区公共环境的使用可概括为三大特点：一是儿童正在从社区公共环境中“消失”，他们越来越少地使用这些环境；二是儿童经常“错误地”使用公共空间和设施；三是儿童没有“社区生活”，他们很少进入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视野中。

　　第一，儿童越来越少的社区使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主动地、游戏式地探索社区环境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必要。然而，近年来儿童独立自主地在社区中活动或游戏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在没有成人监控的情况下到社区中玩耍的概率大幅度下降。一项早期的纵向研究报告：在英国，7岁儿童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独自上学或在社区玩耍的频率从1971年的72%下降到1990年的7%，而10-11岁儿童的这一比例从94%下降到54%；2010年开展的后续研究指出英国儿童在社区活动的机会和独立活动的水平仍在继续下降。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研究也同样表明了这种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对我国北京、上海等五个大城市5000余名6-12岁儿童户外活动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87.4%的儿童喜欢户外活动，但是实际上能够到户外活动的比例却远低于这个比例。父母担心安全问题却没有时间陪伴看护、社区缺少合适的活动场地等是制约他们在社区进行户外活动的主要原因。 可见，父母们不再将社区视为安全空间，他们担心陌生人诱拐，担心交通、建筑的安全风险，宁可陪孩子一起在社区玩耍或者在家里游戏。街道、社区等公共的户外环境对儿童来说越来越难以接近，环境利用度也越来越低。

　　第二，儿童“错误的”环境使用。虽然越来越多儿童成为“宅童”，很少利用社区公共空间，但许多儿童还是对户外空间充满热爱。对武汉市4所学校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如果有更多的户外游戏场地，90％的儿童愿意减少室内活动；“柔软的空旷草地”是他们最理想的游戏场地；但实际上，他们中却有99％的人曾在交通繁忙的街头游戏、玩耍。 Vanderbeck和Johnson发现，当代城市儿童和青少年已经被户外开放空间边缘化，他们的聚会地点开始转向商店和大型购物场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儿童在悬挂着“禁止攀爬”标志的景观雕塑或假山上攀登、嬉戏，无视“器械使用说明”把成人健身器械当成攀登架，将成年人的吊臂器当作篮板练习投篮。这些对环境的“错误”利用反映了社区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首先，未能提供足够的适合儿童游戏运动的空间及设施；其次，现有设施很乏味，不能吸引儿童；最后，社区景观和器械设计根本没有考虑儿童的独特视角。

　　第三，儿童基本不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很少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由于双休日制度的实行、教育减负政策的推进，加上寒暑假和国家法定假日，我国中小学生目前的课余时间己经占据了全年近二分之一的时间。这一休假制度安排给了中小学生充足的校外学习和实践机会。但是，事实上中小学生却很少在社区参加此类活动。即使参加了，也仅将其作为一项校外作业来完成，并未视其为自己社区生活的常态。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社区活动和服务的供给不足。目前的多数城市社区未能提供面向儿童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社区服务；社区治理也基本是成人导向的，鲜有与儿童成长有关的议题，吸纳儿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情况更是罕见。

　　综上，儿童对社区环境的“弃用”趋势和“误用”现实说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物理环境设计视角错位、物理环境的后续管理和使用指导乏力、社区软环境发育不良等问题，需要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中解决和改进。

　　四、社区中营造儿童友好型环境的基本思路

　　基于社区环境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和当前儿童社区使用中表现出的问题，我们提出在城市社区中营造儿童友好型环境的三个基本思路。

　　（一）从成人视角向儿童视角转换

　　综观城市规划、环境设计等专业有关儿童游戏空间、儿童居住环境设计的文献和实践，我们发现该领域中的空间环境设计表现出典型的“成人视角”，而较少采用“儿童视角”，致使环境规划和建设未能真正服务儿童。例如，上面提到的儿童对环境的“错误”利用，通常被归为道德教育和公德缺失范畴，并未进入环境设计和社区营造的学术和实践视野中。这就反映了公众、研究者、环境规划者都未能意识到“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差异。环境设计中的“成人视角”表现为人们更重视环境被社会定义的“标准功能”（如健身器械的使用说明），很少突破社会定义做其他联想。儿童却更愿意自己定义环境或器械的功能（我们称之为“儿童视角”）。他们通过观察环境的形态和结构，思考能为自己的活动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而不会留意环境的社会定义。例如，儿童看到一个沙发，更多想到的是可以在上面弹跳、占有它、攀爬和躲藏。当成人认为儿童在错误地使用场所元素时，其实是场所元素被成人错误地设计，以致造成供给的滥用。在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的营造中需要做出从成人视角向儿童视角的转换，避免对儿童活动空间和活动器械进行“过度标准化”的功能定义，给儿童留出创造的空间。我们还要对游戏运动场所和器械的“挑战性”“控制感”“持续供给力”“领地感”“私密性”“生态性”“可玩性”等能够反映儿童需求的指标给予更多关注。

　　（二）从关注硬环境到兼顾“软硬”两种环境

　　现有的社区环境评估指标主要是针对环境的物质特征（如场所空间大小、器械种类、设施尺度等），且强调环境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如是否提供了儿童参与体育运动、游戏活动、独立出行的物质条件，而忽略了社区人文环境和服务提供等“软件”特征在促进儿童同伴交往、环境探索、帮助儿童认知社会、培养儿童社区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事实上，社区硬环境和软环境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社区人文环境的营造与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物质环境的不足。例如，邻里互助、相互守望的社区氛围或者“步行巴士”的存在可以让没有完全做到人车分流的上下学路径变得不那么危险。另一方面，社区硬环境的变化也会带来软环境质量的提升。例如，社区增建的儿童游乐场不仅为儿童提供了游戏场所，促进了儿童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形成，更是促进了儿童照看者之间的交往，可能孕育出家长志愿组织、儿童权利保障协会等。

　　下面以成都双和社区“儿童交通友好社区”项目为例展示硬环境改造与软环境营造是如何相互配合，实现儿童友好度提升的 。该项目为解决社区交通拥堵和儿童安全隐患问题，对社区硬环境进行了改造，如新增阻车花台、交通标识等设施，设置单行线，增划人行横道，解决了机动车占道行使问题。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联动儿童、家长组建志愿服务队，宣传交通规则和儿童保护理念，指导儿童、社区居民、学校周边商户如何规范行车，改变错误交通习惯；还推出 17 条交通友好社区公约，让“儿童交通友好”有章可循，同时，建立儿童交通友好商家联盟，汇集辖区内更广泛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营造儿童交通安全友好的氛围。

　　（三）从环境提供到环境管理与使用指导

　　以往的社区建设（或改造）主要关注社区物理环境的提供：是否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配套的运动器械、达标的绿地覆盖率似乎就决定了社区环境的建设水平，而相对忽视对环境的后期管理、维护，更是未将社区环境的使用纳入到社区建设的考察视野中。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的营造是一个系统过程：“社区环境的提供”仅仅是社区环境建设的起点，后续的环境管理与环境使用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的儿童友好度，甚至环境管理与使用会反过来影响和修正最初提供的环境。

　　社区环境管理包括对社区硬件环境（如场地、设施、器材等）的维护、维修与更新，保障其使用安全性；也包括社区人文环境的营造、公共服务的购买、社区自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以及相应政策和制度的保障，而后者经常被研究者忽视，也成为当下社区建设的短板。一项对上海某社区儿童的调查结果再次印证了这种社区建设的片面性。 儿童对那些反映社区物理环境状态的指标（如社区游戏空间、绿化、步行通道等）评价较高，但是对凸显社区环境管理的指标（如活动场所设施的维护、社区植物是否有名称标识牌、玩耍是否受到穿行车辆影响、是否参加过儿童主导的校外小组或活动等）的评分较低。

　　有效的社区环境使用指导是实现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建设价值的必由之路。社区管理者、儿童教育者都需引导儿童使用社区环境，并邀请儿童共同制定环境使用规则，允许儿童开发和创设环境的新功能，并对原有社区物理环境细节、环境管理工作进行调整，使之更加体现儿童视角，这也是对儿童行使参与权的保障。总之，社区儿童友好度的提升应该是环境提供、环境管理和环境使用指导三者相互磨合、相互补充、相互修正的过程。

　　五、社区儿童友好环境建设的技术指标

　　若要将上述儿童友好社区环境的营造思路变成社区建设的实践，有必要在社区建设的操作层面抽取出具体技术指标，一方面用来指导社区环境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作为未来检视和评估社区环境儿童友好度的标准。对应儿童友好环境营造的三条思路，社区环境建设的技术指标也分为三大类：物理环境建设指标、物理环境管理指标、人文环境与公共服务建设指标。三大类指标之间会存在部分交叉，即一个指标可能同时对物理环境的设计管理和人文环境同时提出要求。

　　首先，物理环境建设最重要的标准为是否充分体现儿童视角，可以大致分解为如下七个技术指标。需要指出的是这七个指标并非完全独立，指标之间会有相互影响，在考虑单个指标适宜度的同时还需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匹配度。

　　第一，游戏运动空间的可达性。在社区环境与儿童身心发展关系的已有研究和社区环境设计实践中，最为成熟的友好度评估指标就是游戏运动场所的“可达性”，即这些场所距离儿童家的远近程度。无论基于GPS追踪技术、现场观察法还是问卷调查法进行的研究大都指出社区环境的主要利用人群是12岁以下儿童，他们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是离家100-300米范围内的空间。因此，社区游戏运动场所的设计需考虑与住户的空间距离，保证儿童能够步行前往。

　　第二，社区环境的安全性。社区环境的“安全性”是影响儿童环境利用的重要因素。安全性一方面指场地、设备的尺度、形状、材质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也包括父母们担心的陌生人诱拐、欺凌、虐待、歧视及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可见，安全性指标同时涵盖了对社区硬件设备和社区氛围这个软件条件的要求。

　　第三，环境的“年龄特异性”。年龄特异性是评估物理环境必不可少的指标。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社区环境、游戏场所、运动器械的需求不同。重复性的、身体运动类游戏，如低年龄儿童的滑滑梯、荡秋千、攀爬或追逐游戏受游戏场所、设施可达性影响；但对于那些喜欢激烈体能运动的青少年来说，场所的大小、骑行适宜性、是否具有环形步道、是否有运动器械和设备、有无使用时间和金钱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更大。因此，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活动空间位置远近、器材类型和尺度等均不相同，应针对不同需求分类设置。

　　第四，环境的“生态性”。相对于人工环境而言，户外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包括植物和水的自然环境）更有利于儿童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形成良好的注意品质和动作协调能力。西欧一些国家在幼儿园和学校环境设计中融入自然元素有效提升了儿童注意广度，延长了儿童集中注意的时间。因此，在社区物理环境设计中要尽可能保持生态性，避免过于人工化。例如，社区绿地可保留未被修整的地方，允许儿童在那里挖土、捡石块、了解有趣的杂草、观察昆虫；除观赏的乔木植物、起阻隔功能的灌木植物外，在儿童活动区域适当种植可供攀爬的、采摘的植物，给儿童亲近自然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性指标不仅仅是对物理环境规划的要求，同时也为环境的后续管理、使用指导，以及社区公共服务等提出要求。社区在现有物理环境条件下，合理规划环境的使用范围（观赏或把玩），引导儿童参与到物理环境使用规范的制定、环境维护和建设工作中。例如，社区可以组织儿童识别社区内栽种的植物，为不同类型的植物制作名牌，了解植物属性后参与到植物的后期养护中，如为植物换盆、松土、修剪枝叶、采摘种子、进行下一轮种植等。

　　第五，环境的远景“开放性”与近景“私密性”。低年龄儿童在社区中玩耍需要成年人陪伴、看护，因此环境设计中应尽量保证成人目光不被阻隔。但该年龄段儿童正热衷于“藏猫猫”游戏，需要可以遮挡视线的环境设置。这就需要在安全性与趣味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环境设置中可采用低矮灌木组建迷宫、各类动物造型，既实现远景的开放，满足成人的监控需要，又保证了近景的私密让儿童的游戏有趣。

　　第六，环境的“持续供给力”（或称为“游戏可能性”）。环境持续供给力指环境的结构、形态能够被利用来游戏、改造、升级出新游戏的能力。如果一把椅子除了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之外，还可以让儿童躲在椅面下面当作“屋子”，也可以让儿童站在上面做跳台，同时允许儿童躺在上面把它当床用，这把椅子的持续供给力就比一把只能坐下休息的椅子高许多倍，对儿童来说也更有吸引力。社区环境中的假山、雕塑经常被儿童用来藏东西、攀爬、躲藏，说明其具有一定的“持续供给力”。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儿童赋予环境新的特征，让环境更具有吸引力。若环境的持续供给力被恰当地或者具有远见地设计并允许儿童在使用过程中改变、创造不同的玩法，将给儿童带来愉快的游戏体验和难忘的社区使用经验。所以，环境供给力的实现一方面得益于物质环境的精心设计，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环境的后续管理和使用指导。

　　第七，交通的儿童友好性。除社区游戏运动场所、设备外，儿童友好型社区的评估还包括通往这些场所的“儿童出行路径”，以鼓励儿童独立出行去参与运动和游戏。这些路径确保儿童以步行、自行车出行等慢行交通方式能方便、安全地到达。它不仅包括适宜儿童出行的路径规划、交通标记系统，还包括被社区居民接受并遵守的一系列维护路径友好度的交通规则、倡导儿童优先的社区氛围。

　　其次，除了环境物理特征外，对环境的管理、对环境使用的指导也是儿童友好型环境营造中必不可少的一大类指标。除了上面提到的环境生态性、环境的持续供给力、交通的儿童友好性外，环境使用的复合性、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与互惠、环境管理的制度化、儿童参与性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技术指标。

　　第一，环境使用的复合性。在城市高层建筑组成的社区中，提升儿童友好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资源有限，不容易一一满足社区数量庞大的各类人群的不同需求，因此提高环境复合性就变得格外重要。复合性高的社区环境能够让儿童游戏场所同时承担着其他功能，不同功能不会彼此干扰，可能还会相互促进。例如，低龄学步儿的游戏场所与老年人的聚会场所可以实现和谐共享。浙江省海宁市在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营造中就通过建设“长幼共融”的社区文化，不仅激活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使得养老事业和儿童发展事业都得到了社会文化的支持。

　　第二，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与互惠。当环境的安全性达标、持续供给力较强时，说明它能够满足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为儿童提供了从事喜爱活动的条件，儿童会表现出对环境的关心和维护意愿。社区环境管理需要提供条件引导儿童与环境达成这种互动、互惠的关系，并帮助儿童把环境维护愿望转变为行动，增加儿童对环境的认同与依恋。

　　第三，环境管理的制度化。无论是对社区空间、设备、器械的维护、保养和升级，还是对空间、设备的使用引导和儿童对环境的再创造都应该是常态化、制度化的，不能因人员更替、时间流逝而懈怠、疏忽。为此，社区管理部门应该有相应的工作方案、流程、机制，并在政策上、财政上给予充分保障。

　　第四，儿童参与性。社区环境的管理和使用指导应将环境的使用者、改造和再创造者——儿童，纳入到队伍中，作为儿童参与社区事务、参与社区管理的一个途径。儿童参与可以分为观点表达、决策参与、行为参与等不同程度，也应该是制度化的、常态化。

　　最后，人文环境与公共服务建设指标包括上文提到的社区环境的安全性、交通的儿童友好性，还包括社区服务的普惠性、服务的针对性、儿童活动的教育性、社区参与的组织性。

　　第一，服务的普惠性。根据《中国儿童友好示范社区建设指南》的要求，社区与服务中心、驻地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合作，定期开展家庭教育主题的社区服务或主题活动，保证每天都有常态化的普惠性儿童及家庭服务项目开展，所有儿童及家庭都能得到普惠服务的支持。

　　第二，服务的针对性。社区开展针对0-18岁不同年龄段及特殊需求儿童的各类服务。儿童社区服务能够体现地方特色、弘扬传统文化，且活动能够持续开展，不因服务机构的调整而取消。辖区内的幼儿园或学校、社区服务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之间定期互动，组织儿童开展社区实践，组织教师和家长定期讨论、交流，达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互融合补充的效果。

　　第三，活动的教育性。为儿童青少年组织的社区活动应该是能促进其身心发展的，具有如下特征：活动时间有规律，活动有明确规则，有一个或多个成人指导，活动强调技能发展和能力提升，活动的难度和复杂度不断增加，活动结果有反馈，在活动中有同伴合作或家庭成员支持，活动符合社会认可的价值规范。

　　第四，社区管理的组织性。社区参与和管理不仅是个体自发行为，还可以建立儿童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等组织。《建设指南》鼓励社区中具有一定议事能力的中小学生自愿组成儿童委员会，代表整个社区的儿童参与社区建设。委员会应该有正式的组织结构、章程和工作计划，由老师和社区工作者作为顾问，定期召集会议。同时，辖区内的每个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有专人负责，不定期召集会议参与社区建设。

　　目前，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领域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区物理环境的建设上，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比较丰富；而针对社区软件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的管理与使用、人文环境与公共服务建设）的研究则十分罕见。提升社区硬件环境儿童友好度无疑是保障儿童发展权的必要举措，然而儿童发展权、参与权的充分实现离不开社区软件环境的营造，这就需要各领域研究者、家庭、学校、社区其他单位、社会工作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多方力量联动，共同实现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从政策倡导到实际落地的跨越。

　　（池丽萍，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教授。本文系中华女子学院校级重大课题成果之一。）

Abstract: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which influences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field for children’s rights realization. However, the child-friendly degree of urba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not high, which results in the abandonment and misuse of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by children. The present research put forward three basic ideas for creating a child-friendly environment in the community. Tha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ults to that of children, from a simple focus on the hard environment to a balance between the hard and soft environment, from the environment supply t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use of guidance. Some technical indicators for building a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environment were prop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