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上的人权观念总是与现实流变紧密相互形塑的，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引发的人权危机为背景，“流动性”可以成为兼容空间、行为与价值维度，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以及事件前后人权观念转变的分析性概念。通过流动性对现代性的进一步解构，全球化进程中的流动性悖论被揭示出来，并演绎、解释了现代人权观念遭遇危机的必然性。危机的化解有赖于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回归，尤其是国家必须重拾其引导公民平衡多元价值诉求的政治使命。

　　关键词：观念　流动性　全球化　自由　平等

　　一、导言

　　人权观关乎一个社会如何历史地形塑个体对自身权利的基本认知，是时空网格所框选出的特定观念体系的“微观基础”。以揭示因果关系和机制为使命的社会科学发展至今，在其内部不同学科间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就是：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需以人类集体社会生活的秩序为前提；这种“秩序”的实现有赖于个体的行为选择在规范下达到趋同；而塑造“行为”趋同的规范力量，直接来看是利益博弈的均衡，更深层次上则来自于人们界定利益时所使用的观念体系。因此，每当我们试图探索重大历史事件的里程碑意义时，不应忘记先从“人权观”这一观念与秩序的微观基础起步，首先厘清“事件人权观”间的“冲击回应”模式；然后，再以人权观的变化为原点，探讨、分析“观念利益行为秩序”链条上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指出，2020年的新冠疫情，已经从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蔓延成为一场人权危机。反思危机的升级，起初因是否应当强制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而引发的争议及由此导致的部分国家抗疫策略举棋不定，应在何种程度上对疫情扩散负责，又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与损失，要拿出科学证据并进行系统评估都还有待时日。但显而易见的是，新冠大流行作为“事件”，不但冲击、检验了世界上既有的人权观，而且正在将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差异逐级放大为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利益分化、行为冲突直至秩序对抗，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次地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面临一场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肩负重建人类合作及共处秩序的重要使命，此时，整个世界对人权观念和理论的反思、创新已是刻不容缓。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疫情中人权观念的冲突，源于人权概念内在的张力——到底是优先保护生命不被疾病危害，还是优先保护行动、选择的自由？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此类人类价值选择困境时，强调要将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特征作为约束，去理解和批判该时代所倡导的价值排序——一种“相对之绝对的选择”、一种“合法的偏见”。正如中国曾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为向导，却会在“历史沉思之处”重新讨论“真理的标准”一样：相互冲突的价值诉求可能曾经相互确认，却会在时代语境转换之际，失去旧有的平衡，需要新的调和。新冠疫情的爆发与蔓延，是怎样引发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人权观的失衡？后疫情时代的人权观又该如何重建平衡，从而影响甚至决定这场时代的转换？考虑到人权概念的丰富内涵，本文试图通过建构“流动性”（mobility）这一分析性概念，首先贯穿、整合人权观中有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发展”等价值的诉求，理清所谓“现代”人权观的内在价值平衡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接下去，我们将分析现代社会如何陷入“流动性”悖论，进而打破了现代人权观的内在平衡。随后，新冠疫情到来，加剧了冲突，暴露了失衡，也推动着人权观念共识的重新形成。

　　二、“流动性”与人权观念的演变

　　作为一种未知传染病，新冠肺炎在爆发初期所表现出的高传染性、高致病性和高致死率使其构成了对人类个体生命的重要威胁，而及时阻断新冠肺炎的传染、扩散并保护绝大多数尚未被感染者的健康与安全，也必然成为要履行保护人权使命的国家所必须紧急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是，在普遍可获得的疫苗来临之前，限制及阻断传染和扩散的有效“公共政策”，如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甚至“封城”，不可避免地直接危及被保护人群的“自由”。尤其是，当被保护者普遍提出，受限的自由同受损的健康相比，更加危害自身的人权时，国家主张阻断疫情的“公共政策”就会陷入保护人权的价值困境。更糟糕的是，疫情的意外延续，正在让前述价值困境不断复杂化——本应一视同仁得到保护的健康权、生命权，在无差别的公共政策约束下，却由于不同人群原有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而暴露出一种“不平等”的实现情况。比如，一些职业更容易暴露在疫情威胁之下，一些职业更严重地受到各种形式的“禁足”的冲击、蒙受更大的损失，而一些人群则在事实上更多地与这些脆弱的职业相联系。因此，新冠疫情演变为人权危机后，已经在安全、自由、平等诸核心价值维度上对现存主导的人权观念体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冲击。为了能够简洁、有力地呈现这一结构性冲击的性质和影响，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具有“统合”能力的分析概念：在横向上统合人权观念中核心的价值诉求，在纵向上统合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野。

　　疫情对人类健康、安全的大规模危害肇始于其传染性与人口流动的结合。防疫、抗疫措施对自由的妨碍则源于对个人因就业、探亲、旅游乃至移民而产生的空间流动的抑制。而不同人群的主要经济、社会活动模式对于空间流动的依赖程度差异，则导致了疫情之下人群间脆弱性的不平等。据此，本文试图以“流动”为行为基础，通过向“流动”行为的规模、技术和成本等客观因素注入人权观念中的价值诉求，建构起“流动性”概念的分析功能。流动性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横向空间位移的强度，它在客观上是空间位移的距离与频率的统合，在主观上却可以因为洪灾设定变得利于维护安全，因为疫情设定而变得危害安全，又可以在同样设定下由于隔离技术的融入而变为对安全无害、对自由有利。具备兼容时间、空间、行为与价值诸维度的能力，使得“流动性”可以对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以及事件前后人权观念的转变，展开从微观行为到宏观价值取向的系统梳理，发掘人权观念演变的基本逻辑。

　　流动性在前现代社会中的情景设定是：人类试图摆脱“丛林社会”里恣意的暴力威胁，并通过维系传统国家来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以普遍保障个人的安全。在今天回看前现代社会传统国家的人权标准的确低的可怜，但其通过垄断暴力而建立的社会秩序，事实上既是人类有组织地保护人权的开端，又提供了人类普遍合作行为得以成为可能的基础要件——确定性。在这一设定中，流动性与确定性间的关系性质更多是零和的，人群因空间位移而出现的关系陌生化会冲击传统国家以人格化权威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秩序，而且会增加农耕经济自然演化出的熟人社会的合作成本，威胁前现代社会本就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以，前现代社会中对人权观念体系里“安全”价值的优先保障，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在固定空间内开展有限协作的农耕经济形态是相互塑造并契合的。在这一约束下，传统国家共有的特征和气质之一，就是对流动性的抗拒与贬斥——不论是在危机时刻还是在常规状态下。

　　相比之下，现代化特征和气质则是对流动性的推崇与褒奖。在现代人权观念体系中，“自由”开始逐步超越“安全”，在更多情形下居于优先被保障的地位。尤其是“迁徙自由”，更是在西方现代国家的人权观念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迁徙自由直接保障和推动的是人类生产的流动性——从低生产率行业（农业）向高生产率行业（工业及后来的服务业）的流动，以及生活的流动性——从分散的乡村向集聚的城市的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选项，其所以成为可能，得益于前后相继的三次产业革命；而人类得以实现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并在其中高效地实现分工协作，同样是依赖三次产业革命中交通工具与信息沟通工具的跃进，一面降低了流动的成本，一面降低了流动后陌生人之间熟识的成本。因此，自由的内涵在现代人权观念体系中的丰富及其重要性的提升，同样是与现代的工业经济形态相互塑造并契合的。在这一约束下，不断增强的流动性是工业经济形态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得以发展、成熟的前提，也就成为了自由价值的时代表征，被日益与现代人权观念等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业化提供了高效率、城市化提供了高聚集，现代国家具有了更多生产剩余来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借助城市化的人口聚集来实现更大的公共服务外溢效应。在所谓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设定下，流动性与安全也转而形成了一种正和关系。至此，流动性似乎已经成功平衡了人权观念中安全与自由诉求间的张力，现代化应该可以把流动性作为一种万灵药，为全人类的人权保障与提升带来终极的解决方案。

　　三、“流动性”悖论与现代人权观的危机

　　人权观念现代化流动性，在这组可被抽象为“观念利益行为”逻辑的链条中，断裂的风险从未消失——尽管安全与自由的张力可以在“发展”中得到缓解，但历史上人权观念中共有的平等诉求与流动性间的冲突却很难化解。现代化了的生产领域，会由于既有产业内部及既有产业与新兴产业间的生产率差异而呈现梯度分布，流动性意味着进入不同产业的人群不可避免地面临致富能力的不平等。而现代化了的生活领域，同样在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依集聚程度而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流动性意味着安家在不同地点的人群不可避免地面临获得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成本的不平等。因此，如图1左半部分所示，现代化进程的延伸与扩展、流动性的不断提升，在逻辑层面倾向于加剧人权观念中自由与平等维度间的张力。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平衡人权观念中基本价值间的冲突，需要国家和社会基于各自的自主性进行博弈后，围绕共识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然而，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和现代社会的自主性都高度被市场经济所左右，前者变成了生产型国家，后者变成了消费型社会。斯密在《国富论》深刻地揭示出市场经济得以持续带来生产率提升和社会财富增长的秘诀——专业化分工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需要人力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规模经济则需要人力资本向具备区位优势的生产生活地点流动并最终实现集聚。所以，市场经济需要流动性作为“看不见的手”和“自发秩序”达成高配置效率的保障。为此，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自主性已经被流动性所裹挟。在自由与平等的权衡中，现代性优先保障的是自由和流动性，只能对平等进行修修补补。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共识是，既然市场经济和流动性可以使西方和新兴国家摆脱物质匮乏，那么只要坚持信仰自由，就已经是在力所能及地捍卫平等了。

　　执著于生产率提升的现代国家和执著于消费升级的现代社会，奉流动性和自由为广泛实现人权的圭臬，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建成了一个从区域一体化、国际化、全球化发展至超级全球化的地球村。其间，为了缓解自由优先和高流动性导致的不平等问题，现代化了的人权观注重首先在理念上将不受限制的流动自由等同为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为其自由高于平等的价值排序提供合法性。其次，在操作层面上，全球贸易体系和福利国家制度成为了自由和流动性对现实进行支配的方式：前者将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资源吸纳进同一个分工协作体系，在进入的意义上实现了形式的平等；后者在发达国家内部实施无差别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最低保障，为所有公民进入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流动平等赋能。客观评价，前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合法性支配方式”体系，不仅确立了新的人权观念，而且史无前例地改善了全世界的人权状况，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开辟了可资比较、借鉴的发展道路。但是，通过获得平等的自由来进行流动，这不是平等的全部内涵，更无法消除自由与平等间的张力。现代化的延续所带来的人的更充分发展，一定会导致安全、自由、平等等人权观念价值内涵间优先级的“再平衡”；流动性的加剧所带来的人的境况的骤变，一定会打破以固化的人权观作为制度安排的“历史的终结”。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不平等问题的恶化，逐步揭示出一种“流动性”悖论的存在。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全球贸易体系，但“南北差距”在主要人类发展指数上并没有缩小，非洲和拉美国家民众对于自由贸易的失望反过来加剧了当地的政治动荡。中国等极少数国家确实通过加入WTO实现了快速追赶，可他们的成功经验却普遍是对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国家干预，一种有选择、受限制的流动。在西方现代国家内部，英美等国为了支持市场灵活的动态调整和跃进式的创新（leap innovation），鼓励无限流动，这使得作为政治博弈产物的福利政策很难跟上节奏，其缓解社会不平等的效果更加微弱；瑞典等北欧国家和德国则选择以福利政策升级为先导，限制了产业淘汰的“创造性毁灭”和超大规模城市化，用放缓流动性、保障社会平等来维系其在特定产业环节内精耕细作、渐进创新（routine innovation）的竞争力。结果，在自由和流动性受到较少限制的地方，产业梯度和“中心外围”结构无法缓解甚至恶化了人群内部的收入与公共服务不平等；伴随时间延续，不平等及其衍生出的社会阶层固化开始让社会分裂，缺乏相对获得感的国家和人群只能在绝望中选择更加激进和极端的手段来“破坏”流动性；民意基础的出现，会使得“民粹主义“政客在竞争型民主和选票政治中脱颖而出，“脱欧”与“脱钩”的逆全球化政策应运而生，自由与流动性从人权观念到生产、生活行为的全面支配，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自己开启了危机时刻……

　　四、结论

　　“去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当英美的民粹主义领袖在新冠疫情中煽动“群体免疫” “解放纽约”“解放加州”时，流动性悖论所引发的人权价值内涵冲突不过是在进一步发酵：禁足措施之下，百业凋敝、民生多艰，可拥有亚马逊、谷歌等互联网企业的巨富们，却依然在靠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正常运营、扩充身家……对这种不平等的无奈与愤怒，让西方国家中越是受到疫情重创的群体，反而越是抵制严格的抗疫措施。那一刻，他们抵制全球生产体系的流动性，却激烈要求恢复国内生产体系的流动性；他们呼吁用允许流动来摆脱生活困境，却全然不顾因流动而成为暴露给疫情的最脆弱的群体。一种逻辑可以解释这种令人唏嘘而困惑的行为——时至今日，西方现代人权观念以自由至上为合法性基础、以生产和生活的流动性为支配方式而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已经难以为继；它的坍塌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反思和预警，而是“天下苦秦久矣”后群众性反抗与共识的结果。当自由为社会不平等的开脱无法令众人信服时，现代人权观念的危机就已不可避免。

　　这场危机的转机，如前文所述，有赖于国家自主性和社会自主性通过互动博弈来重建新时代的价值共识。但正如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学”中所描绘的那样，西方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的公共管理，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按着自身需求来塑造和掌控人权观念形成与演变的工具。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疫情将近乎疯狂流动着的现代国家与社会推入一种“例外状态”，从而用人群间丧失流动性后的不平等来暴露出他们从流动性中获益的严重不均，那么现代人权观念用自由赋能平等的美妙愿景还可以继续感召一些国家和社会在流动性悖论的道路上执迷不悔。可经此一“疫”，在美国发生了持续的黑人平权运动；在法国，尽管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却由“经济危机和就业困难”逆转为“个人和亲友的健康”。西方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已经在“例外状态下”和重返平等、安全至上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得到激活。那么，现代人权观念能否得以重塑并渡过危机的关键便在于西方国家与政治家精英如何对现实及高涨的社会呼声做出反应。

　　1895年，内燃机和电气革命所引发的全球化方兴未艾，韦伯却已经开始提醒崛起的现代国家：“当我们面对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人的幸福安康，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而同时代的马克思更是洞察到，相比于传统国家和政治将自己异化为“神圣形象”来教化民众、维持秩序，资本主义则是将现代国家和政治异化为实施社会契约、企业合同和官僚制规则的“非神圣形象”来维持“现代化”的秩序的。换言之，西方现代国家对自由主义的推崇，既带有破除“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进步意义，但又陷入了“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极端，完全被市场理性所操控，越来越丧失健全人的素质、引导价值观间平衡的功能。历史是以片面的形式实现自身的发展的。在对传统人权观矫枉过正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人权观念越来越模糊自由与其他价值间的界限，任何国家和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通过限制自由来保障其他人权的做法都被妖魔化为试图用安全和平等来引诱人类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只有“弱国家”和“小政府”才能保护市场带来个人财富的积累，通过塑造一大批中产阶级来实现公民社会的和谐与民主。然而，如今逆全球化的动荡与疫情的苦难告诉人们，自由并不能使人超越人性的缺陷：欲壑难填却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抽身而去，无疑纵容了人们对自己致富后他人的困顿视而不见，对自己流动后他人承受的危险无动于衷。充分发展的人与合格的公民不可能仅凭自由就从天而降，在塑造更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权理念时，国家不能继续退隐而将人的培养拱手于市场规律，而是必须承担起政治“协调差异并做出妥协”的职责，同社会一起重新排定充满张力的价值诉求在未来人权观念体系中的次序。

　　（于君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