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西方政治极化、传统冷战思维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构下支配性大国焦虑的共同产物，当下美英等国家的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既是言论自由的死敌，又是全球恐怖主义的温床。全球反恐和全球人权治理的根本主旨和终极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全人类的幸福生活，而不是追求一种偏激的政治正确观念。只有秉持谋求全人类幸福生活的信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践行全球反恐和人权治理的对话与合作，持续展开文明对话，才能走出21世纪人类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人权  政治正确  反恐怖主义  全球治理

　　2020年6月17日，美国在不顾中国严正交涉的情况下，签署了所谓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该“法案”的签署生效，不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正如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18日发表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去极端化问题。美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理应对中方采取的反恐措施予以支持。然而，美国却以所谓人权为名，恶意攻击中国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企图破坏新疆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是在反恐问题上典型的双重标准。

　　事实上，美英等国家之所以在人权问题（尤其是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呈现出双重标准，是其奉行的一种以西方文明优越论为中心的“政治正确”观念的使然。一旦裹挟了国家战略竞争和地区利益博弈等因素后，西方传统的政治正确观念往往会走向“异化”和“极化”，形成一种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果，既无力应对和解决被称作“21世纪政治瘟疫”的国际恐怖主义，也无法有效推进全球人权治理。因此，应该回归到一种什么样的共识性理念，才能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和危机对人类文明秩序的冲击的同时，构筑全人类的美好家园，仍然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全人类都需要认真对待的话题。

　　一、美英等国家的政治极化及其意识形态塑造

　　西方政治中的极化现象由来已久。某种意义上，政治极化是西方两党制政治和多党制政治的必然产物。西方的政党政治在制度构建上就为政治极化内嵌了生长和运行空间。在西方政治理论语境中，政治极化既包括党派极化，也包含意识形态极化。就其特征而言，“极化现象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二是各自内部的同一性。”以美国为例，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阵营曾出现了以通力合作为核心的短暂亲密期，但是总体而言，自20世20年代开始的100年来，在意识形态问题和政策考量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阵营各自内部的同质化不断提升，而两大阵营之间的异质化倾向也愈发明显。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球政治格局和秩序不断发生着解构和重构。作为伴生现象，西方世界也不断展示出新一轮的“政治极化”趋势。在种族关系极度恶化、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不断攀升、医疗改革止步不前、疫情防控进退失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党争异常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之深甚至可以用“超级极化”来表达。“面对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巩固执政权威、两党政客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将对华强硬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部分学术界精英等提出为了凝聚人心和强化国家认同，呼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正是这种“新冷战”思维，成为美国不断炮制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的重要原因。而美国签署“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就是试图用来缓和两党尖锐斗争，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寻求部分妥协合作、消解美国政治超级极化的一个策略性工具。

　　美国的“新冷战”思维需要意识形态为先导。而这种政治极化催生的意识形态，就是以“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

　　按照西方理论界的看法，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政治正确”的本意是为了消除歧视并追求平等。因此，“政治正确”观念要求禁止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或精神障碍、宗教或不同政治观点而产生的歧视，否则就可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是事实上，21世纪以来，在冷战思维并未完全消除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不断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传统地缘政治格局逐步解体，以及传统支配性大国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构而产生的忧虑，共同使得英美等国家基于支配利益的考量，不断塑造一种以保守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这种政治观念体系在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一种异化表现和极端要求，或者说呈现出“偏激”的特征。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以社会制度甚至国别为标准，其典型的实践表达就是“逢俄必反”和“逢中必损”。对于“逢中必损”，我们并不陌生，甚至都有些习以为常了。例如“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政治正确”的产物。假如谁敢冒美英等国家之大不韪而为中国说几句公道话，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遭到无情的围剿。201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公民、移民与国际贸易厅华裔厅长陈国治仅仅因为肯定中国人权的进步、强调对中国人权要“从民生的角度去看”，应“秉承开放、善意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就遭到了加拿大主流媒体和政客的质疑和“政治围攻”，最后被迫重申对加拿大效忠。再如，2019年英国外交部在伦敦召开了一场“媒体自由”大会。但“今日俄罗斯”（RT）以及“卫星通讯社”（Sputnik）这两家俄罗斯的知名媒体却被禁止参加会议。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称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视”。“今日俄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伦敦的“媒体自由”大会“一边宣传媒体自由，一边却封杀和污蔑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声音和媒体，这得多虚伪才能干出这种事来。”另外，曾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上议院助理议长的莫泽尔曼，由于撰写认可中国新冠肺炎防疫工作并称赞中国政府领导能力的文章而被迫辞职，继而其住宅于2020年6月受到澳大利亚政府情报机构以“调查外国政府特工渗透”为由的搜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例子都是美英等国家“政治正确”观念在大众传媒和政治过程中发挥支配性作用的典型。

　　二、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阻碍全球反恐怖主义

　　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当美英等国家以人权问题和人道主义为修辞而实施军事干涉，打开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国际恐怖主义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的“政治瘟疫”。美英等国家自身也深受其苦。然而，在全球反恐过程中，美英等国家却又在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的支配之下，实施反恐与人权保障的双重标准，选择性地实施政治表达与行动。

　　2016年震惊世界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6·28阿塔图克国际机场恐怖袭击，已造成近50人死亡，147人受伤。据美国CNN6月30日的报道，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的3名人弹，分别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地区。这次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确信就是车臣老牌恐怖主义分子“独臂恰达耶夫”。事实上，尽管自2003年起俄罗斯政府就以资助恐怖主义、加入恐怖组织和训练恐怖分子的罪名，将恰达耶夫列入通缉名单，然而奥地利却以俄罗斯实施政治迫害为名，给予恰达耶夫以政治庇护；尽管瑞典、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国政府数次因藏匿枪支、爆炸物和爆炸装置设计图而逮捕恰达耶夫，俄罗斯要求以恐怖主义罪名将其引渡回国，然而部分美英等国的人权组织却不断施压以阻止引渡，大赦国际则声称，如果引渡恰达耶夫，他将在俄罗斯面临不公正审判和酷刑。正是因为如此，欧洲人权法院命令乌克兰拒绝俄方的引渡请求。直到2015年2月恰达耶夫加入伊斯兰国并成为高级指挥官时，美国司法部才将他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本来完全可以经由引渡并通过俄罗斯的法律制裁而避免的这起特大恐怖袭击案，却为什么能够得以顺利实施，造成人间惨剧？在全球反恐时代，这确实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土耳其6·28阿塔图克国际机场恐怖袭击，恰恰是美英等国家长期奉行偏激型的“政治正确”观念及其塑造的人权双重标准的直接后果。

　　笔者相信，美英等国家政界和传媒界肯定也会有不少明白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谁也不敢揭开美英等国家“政治正确”这件“皇帝的新衣”，甚至不敢对此表示出丝毫的怀疑或偏离。因为这样做的政治成本是高昂的，陈国治和莫泽尔曼就是例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人权法院和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会千方百计阻碍俄罗斯引渡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恰达耶夫的根本原因，而不论后者是否会策划和发动恐怖袭击。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不断加剧美英等国家的政治极化和新民粹主义的急剧发展。正如国内学者指出，西方世界政治极化与“新民粹”的一个根源就是政治正确与传统政治体制的落差。“被政治精英无限拔高的‘政治正确’到了建制内无法解决的程度，于是，一些精英选择将他们不敢表态也不愿担责的问题推向选民，这等于在现实层面吹响了激发民粹主义的动员号角。”

　　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看出，美英等国家以高度意识形态化为特征的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既是言论自由的直接死敌，又可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潜在盟友。在恐怖主义与媒体和政府的“三角式互动沟通模式”中，恐怖主义试图通过媒体来实现如下目标：“媒体报道使他们获得了公众和上层社会的关注，为他们提供宣扬恐怖主义视野及不满情绪的平台，并为他们赢得尊重甚至是某些圈子里的合法性。”然而，美英等国家在新闻传媒领域和人权领域一意孤行地奉行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在客观上压制与“政治正确”相反的言论。其结果是支配和禁锢美英等国家民众的思想自由，使民众沉浸在以“历史光荣”和“当下优越”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梦之中。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曾经因为打破宗教桎梏、追求人类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历史文明发展中树立了里程碑的话，那么今天美英等国家高度意识形态异化下的“政治正确”，却正在腐蚀、最终将瓦解这座丰碑。更为严重的是，恐怖主义与媒体的联姻，加速了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美英等国家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所塑造的人权观，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法治和人权事业上不断取得的发展和进步视而不见，对中国和俄罗斯深受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发挥的巨大力量视而不见，赤裸裸地表现为一种人权的偏见。而对于中国的乌鲁木齐“7·5”事件、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袭击等事件，美英等国家主流媒体的消极评价也再次展示着这种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这种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所塑造的人权偏见，必将成为全球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障碍，最终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提供舒适的温床和坚硬的堡垒。

　　可以说，在美英等国家中，“政治正确”不仅比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重要，而且也要比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对其国民造成的潜在危害性重要得多。分析至此，恰达耶夫是不是6·28阿塔图克国际机场恐怖袭击案的主谋，已经不再重要。即使他没有参与土耳其的这起恐怖袭击，但只要他是恐怖主义分子，只要美英等国家继续秉持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观念所塑造的人权偏见，“恰达耶夫们”仍然会低成本地策划和实施其他的恐怖袭击。虽然“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强化政府权力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相应地还要对其进行限制，防止在反恐过程中滥用国家权力”，但这种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绝不是偏激的政治正确观念能够实现的任务。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性提升，以及旧有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不断解构和重构，美英等国家的“政治正确”观念会继续成为其用来进行国际斗争的一种工具，还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强化，成为支配和禁锢人们思想言论、指导和规制人们行动选择的一条意识形态的红线。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以精英主义政治为支撑的“政治正确”观念，会不会受到质疑和否弃？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不再把美国传统“政治正确”观念奉为圭臬而是高调推行以“美国（利益）优先”为中心的霸权主义的特朗普，最终压倒了强调传统“政治正确”观念支持者的希拉里。但纵观其执政以来的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并没有真正否弃美英等国家的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反倒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同样要注意的是，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占领华盛顿运动中出现“我们才是99%”的标语和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大多数民众对于美英等国精英政治及其塑造的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的质疑。但是这种质疑，并不会在全球人权治理和国际反恐怖主义问题上迅速改变美英等国家的双重标准立场。究其原因，如前所述，在人权问题和反恐问题上给其他国家制造麻烦，既是美英等国家的国家利益使然，又是其缓和党派恶斗、消解政治超级极化的伎俩；既是美英等国家的固有意识形态观念使然，又是其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而提升其软实力的策略。

　　三、全球反恐的理念重构：实现人类幸福生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和难题。2006 年9 月8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A/60/L.62）强调要紧急采取行动，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的措施。《行动计划》指出这些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长期未能解决的冲突、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受到的非人性化对待、法治不彰、侵害人权、族裔、民族和宗教歧视、政治排斥、社会经济边缘化，缺乏善政等。然而，从全球反恐怖主义的实践来看，尽管国际社会承认恐怖主义是共同打击的对象，但是美英等国家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在反恐与人权保障问题上塑造的“双重标准”，恰恰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不仅阻碍了全球反恐战略共识的达成，阻碍了全球反恐怖主义的交流合作，而且妨害了国际社会遏制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推进全球人权治理的成效。因此，对于全球反恐怖主义而言，重要的是重构其理念，构建一种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

　　在笔者看来，构建这种支撑全球反恐怖主义的理念，其逻辑起点应当是重新阐释人权的目的性价值。毫无疑问，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人权的逐步实现和保障更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实践。21世纪的政治文明，最终将以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为导向。在此值得追问的是，人权作为一套理念体系和制度体系，其目的性价值到底是什么？《世界人权宣言》似乎是从世界自由、和平与正义的角度给出答案，即：“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并且从“人民的最高愿望”——“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的维度做进一步证成。然而，上述论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就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本身而言，也只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并没有构建起以人为中心的目的性价值的逻辑；另一方面，仅仅把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充裕和安全的世界视为“人民的最高愿望”，没有关注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性价值的意义，则在整体上缺乏一种充分的意义向度。

　　事实上，在人权概念产生的初期，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从不同角度阐发社会契约的缔结和自然权利的构造时，就已经以人们自身的福祉为逻辑起点。“安全、自由、平等和秩序，是人类实现其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目标——追求以生存为前提的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在21世纪重新思考人权作为理念与制度的体系构造时，应当重新回到幸福生活或者福祉的基点上。换言之，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应当从人类的幸福与人的基本价值层面来阐明人权的目的性价值，通过证明人权对于人的幸福和安宁的不可或缺性，来证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正当性。

　　2018年12月，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强调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2019年《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再次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在这种理论视野下，中国国内政治实践的逻辑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制定宪法、建立政权及其各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谋幸福”，就是现代中国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人民的幸福安康是民主与人权制度的最高价值，而对这些价值的实现和维护，是民主政治和人权制度的根本目的。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谛所在。同时，在国际政治实践层面，全球反恐和全球人权治理的根本主旨和终极目标，是谋求全人类的幸福生活。在全人类的幸福生活的价值导向下，倡导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不是追求某种抽象的政治正确观念，更不是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才有可能真正提升全球人权治理的绩效和有效遏制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要实现全人类的幸福生活，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对21世纪全球人权治理的智识贡献，为全球反恐怖主义注入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看来，全球反恐和全球人权治理需要的是以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边治理结构。基于对政治文明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的全球治理强调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协商与对话，反对和抵制那种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对于国际政治的“道德”绑架。从全面应对现代化风险和反恐怖主义的全球实践来看，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已经无力承担重任，而以非此即彼、颉颃对抗为思维特征的偏激型政治正确观念也无力应对。必须回归到全球治理的真谛，激发治理主体之间共生共存的理念共识，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观”，构筑全球协同治理和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网络，寻求合作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共同分享治理和发展的红利。质言之，只有秉持谋求全人类幸福生活的信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合作和持续展开文明对话，才能开拓21世纪人类的发展之路。

　　（钱锦宇，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