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在西方国家媒体、智库与外交机构瞠目结舌之时，再次为美国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增添了难堪的一笔。撤离中的混乱无序与弥漫的失败情绪，印证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做出的论断——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与人物，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美式霸权和干涉主义政策遭遇了新的失败，但对于阿富汗人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这场荒诞闹剧的代价过于沉重。政治失衡超越了国界演化为人权危局，成为每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严肃面对的难题。

　　美国的干预给阿富汗人民的生存权、生命权造成严重威胁。据统计，阿富汗战争累计造成包括3万多平民在内的17.4万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6万。美军在军事活动中屡屡违反区分原则，攻击平民目标，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破坏，其战争罪行在2017年甚至引发了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持续的战争与动荡严重摧残了阿富汗社会的健康发展机会。在战火中，阿富汗全国人口有近1/3沦为难民。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残破落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援助与外部资金。在广大山区，教育、医疗、文化事业缺乏资金，难以为继。更严重的是，阿富汗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罂粟种植国和鸦片生产国，鸦片产量超过全球总产量的85%，毒品泛滥遏制了阿富汗人民寻求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可能。

　　美国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宣称为了打击“基地”组织。但以反恐和人道主义为名义的干预，不但没有清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反而摧毁了被干预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一次次人道主义危机，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数量激增，并向着中东、东亚地区扩散。

　　美国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是它霸权扩张的最新恶果。阿富汗人民遭遇的悲惨命运背后，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肆意妄为、攫取权力的行为方式，以及固守零和博弈，拒绝合作、包容的多边国际秩序的冷战思维。这种外交政策糅合了自以为是的“美国例外”论、自鸣得意的传教士精神和极度自利的资本主义扩张诉求，随着其在二战中的胜利，演化为美式霸权最富象征性的标志，缔造了数十年的冷战对抗与国际冲突。

　　美国擅长于将对另一国家的干预、入侵、操控表述为“多数利益”与“普世价值”。在国家利益方面，将这种干涉主义形容为保障本国、盟国利益乃至地区性安全稳定的必要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不断强化自身作为国际社会“普世价值”代言人的地位，影响国际舆论对干涉行动的态度。从越南战争开始，贯穿冷战历程的干预活动几乎都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在对越南、安哥拉、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的干预中，美国政府宣称自己为保障“自由世界”，对抗苏联的中坚力量；入侵巴拿马时，美国以“确保民主选举”为借口掩盖它实际控制运河的利益目标；对黎巴嫩、利比亚的干预，则与石油资源紧密联系起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与北非诸国的干预，更是以人道主义干预、反恐等理由，将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捆绑在自己的干预政策之上。

　　干涉主义在阿富汗遭遇的失败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以人权为名的干涉主义幽灵仍然在游荡。美国针对中国香港、台湾、新疆罗织各种人权罪名，不断兴风作浪；在拉美地区，美国还是固执地要“扎紧后花园篱笆”；在阿拉伯世界，“颜色革命”带来的创伤和动荡延烧至今。美国对他国内政的干预，凸显出霸权扩张的野心与虚伪，也造成了国际社会中一次又一次的人权危机。

　　阿富汗的困境是由美国霸权与干涉主义政策造成的。它明确地向华盛顿的政客们说明，炮舰外交与冷战思维早已成为历史遗物，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有能力、有资格决定另外一些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局势正在走向衰败。

　　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守不干涉原则的国家，始终主张通过积极有效的政治斡旋、经济援助、社会建设、文化沟通解决问题，不断增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为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做出卓越贡献。干涉主义伴随着帝国霸权走向黄昏，而那些曾经饱受大国政治干预的民族，将有机会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多边主义秩序之下，同世界人民一道争取自身幸福。

　　（作者是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