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鲁广锦：美式人权的困境及其结构性缺陷

　　近年来，发生在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现象是，向来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接连坐到被告席上，其人权状况多次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高专等的批评。先有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就美国种族主义问题举行紧急辩论并通过决议，这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历史上首次就美国人权问题召开紧急会议。继有2020年9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届会议国别人权审议中，110余国轮番批评美国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警察侵犯人权问题。后有2021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超过100个国家对美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并通过非洲国家集体提交的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决议。美国的人权状况如此接二连三地遭国际社会批评，实属少见。

　　美式人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出问题说明了什么？本文拟对此做些分析，以便人们能够从整体上对美式人权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美式人权存在系统性问题

　　人们稍加留心观察便不难发现，近年来美国人权出现的严重问题，并非孤立的个别的偶然性问题，而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性问题。说美式人权出现系统性问题，是基于对美国存在的诸多人权问题的理性分析得出的，并非危言耸听。

　　对于美式人权出现系统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认识。

　　第一个视角，美式人权存在系统性问题，表现在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几乎都出现了问题，具有整体性特征。

　　当今的美国人权，无论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各个层面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可以说美式人权陷入了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少有的困境。

　　先以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为例。从人权的角度审视，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道理很简单，人活着，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从原始的人，到现代的人，概莫能外。美国被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所谓“发达”，指的应该是发展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既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按理说人们的生存权保障是不存在问题的，然而现实的美国却并非如此。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约4000多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1850万美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超过500万人的生活状态同第三世界绝对贫困人群相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导致严重的人权灾难，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暴露和加剧，底层民众陷入更为艰难的生存困境。

　　再以生命权、健康权的保障为例。人们常说，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无价。而健康是生命得以存在和继续的最直接前提条件，无健康便无法保障生命。美国在表面上是一个十分重视生命权的国家，《独立宣言》开篇即突出了生命权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的美国，对生命权的保障却差强人意。在疫情失控、种族抗议和选举冲突交织影响下，2020年美国共有超过41500人死于枪击，平均每天达110多人。原本就高发的枪击事件和暴力犯罪在疫情期间迭创新高，再加上警察滥用武力暴力镇压抗议民众的状况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人民生命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人类经历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次“人权大考”。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科学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各国政府共同承担的人权责任。然而，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却表现出自利短见、任性低效和不负责任。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但截至2021年9月21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达4300万，超过全球总数的14%；67.6万美国民众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死亡病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19%。这一数字超过了103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中估计的死亡人数。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认为，“这是一场屠杀”。

　　最后以政治权利为例。“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论精准而又犀利地揭示了当代美国政治的本质。有分析认为，金钱支配下的美国选举实质上是“钱决”。金钱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富人阶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则日渐萎缩，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民众对选举的信任陷入危机。盖洛普公司网站2020年10月8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对总统选举非常有信心的受访者比例仅有19%，创下自2004年以来该调查的最低纪录。《华尔街日报》网站2020年11月9日的评论称，在2020年的选举中，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来最低点。

　　第二个视角，美式人权存在系统性问题，还表现在几乎所有人权问题都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相关联，具有顽固性特征。

　　种族主义，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如同一大毒瘤，时刻侵蚀着美国社会，使美国少数族裔权利遭到践踏。大量事实表明，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迄今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在新环境下又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

　　一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无处不在。当今美国，种族主义令人震惊，白人种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成员公然使用种族主义的标语、口号，宣扬白人至上，煽动种族歧视和仇恨；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语言，试图将种族、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边缘化，等同于煽动和助长暴力、不容忍和偏执。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20年7月的一项调查，5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社会是种族主义社会，非洲裔、拉美裔和亚裔受到歧视。在美国的各个行业中，均或明或暗的存在种族歧视现象。有媒体报道认为，“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国人最无奈的现实。联邦调查局13000名特工中，非洲裔仅占4%，而且这一比例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执法领域种族歧视问题触目惊心。接连不断的警察杀害黑人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抗议运动，使种族仇恨再次成为美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据统计，非洲裔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占被警察枪杀人数的28%，非洲裔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

　　二是种族仇恨难以遏制，仇恨犯罪居高不下。美国联邦调查局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9年执法部门报告的8302起单一偏见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种族族裔身份，其中高达48.4%是针对非洲裔，15.8%是针对白人，14.1%是针对拉美裔，4.3%是针对亚裔；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4930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多达2391人。美国联邦调查局2021年8月3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仇恨犯罪数量上升至12年来最高水平，其中针对非洲裔和亚裔的袭击事件增幅最大。根据该年度报告，在6431名已知罪犯中，55%是白人。一些美国人将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亚裔，对亚裔的歧视、骚扰和仇恨犯罪事件越来越多。观察人士指出，联邦调查局统计的数据只展示了仇恨亚裔现象的冰山一角。“停止仇恨亚太裔”组织过去一年记录了近900起反亚裔仇恨犯罪投诉，远高于联邦调查局报告统计的274起。

　　三是种族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的研究显示，2020年6月至11月，美国的贫困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而非洲裔的贫困率上升了3.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是非洲裔的42倍，是拉美裔的23倍。《今日美国报》网站报道，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白人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73.7%，而非洲裔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却只有44%。《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称，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处境极为艰难，超过五分之一的非洲裔家庭面临食物匮乏，这一比例超过白人家庭3倍之多。

　　四是种族不平等在疫情下更为凸显。2020年8月2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向人权理事会第45届会议提交报告指出，美国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体现了明显的种族差异，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别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英国《金融时报》网的报道称，“没有什么比这场疫情下的生与死更能体现美国的肤色差异了”。疫情中的种族差异扩大到了儿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拉美裔儿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儿童的9倍，非洲裔儿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儿童的6倍。

　　第三个视角，美式人权存在系统性问题，又表现在美式“普世人权观”的傲慢与偏见，具有非理性特征。

　　多年来，美国基于自身的价值观，试图制造一种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和接受的“普世人权观”。“普世人权观”是文化普世主义的产物，在美式“普世人权观”的思维下，讲人权不应该考虑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社会背景，不应该强调人权的特殊性，即各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只要讲人权，就应该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美国标准。

　　按照美式“普世人权观”，凡是符合美国人权标准的，就符合人权要求；凡是不符合美国人权标准的，就不符合人权要求。为推行普世人权观，同时也为表明这一人权观的正确性，美国采取了对自己一套、对他国另一套的做法。同样一件事情，在美国发生了，就不是侵犯人权，而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就是侵犯人权。这便是美式“人权双重标准”。美国的“普世人权观”，完全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是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的需要。

　　由于奉行普世人权观，美国根本无视联合国和发展中国家关于提高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其他各项发展权利的要求，只是一味强调所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一些国家培植“不同政见者”，并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打压，甚至颠覆其政权。因为奉行“普世人权观”，美国迄今仍以不符合国内法律原则为由拒绝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并漠视大多数国家业已批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美国政府每年都在炮制《国别人权报告》，无视客观事实，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而对自己国内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视而不见。

　　正是在“普世人权观”的作用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开始大力推行人权外交，以人权为手段推行美国价值观，利用人权干涉他国内政。美国的人权外交基本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以美国的人权标准衡量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这就是“普世人权观”；二是对“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制裁，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三是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美国以人权外交为由头，与西方有的国家一起构建价值观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政治对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美西方普遍认为是美国推行“普世人权观”的胜利。此后，人权更加成为美国向全球特别是中国等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美的国家，推行其政治霸权的重要工具。为达到政治目的，美国精心制造了一套话语，否定文明多样性，提出历史终结论。“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参与利比亚、叙利亚战争，期间不断打出“保护他国民众人权”的幌子，结果不仅没能保护人权，反而肆意践踏了他国人权，造成旷日持久的人道主义灾难。据统计，美国出兵阿富汗20年，累计致17.4万人死亡，超过1000万民众沦为难民，无数阿富汗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当美国企图以“普世人权观”左右当今世界而又无法达到目的时，便采取了傲慢且非理性的做法。2018年6月19日，美国以所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长久以来对以色列存有偏见”为由，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真实原因，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曾毫不遮掩地表示，美国呼吁改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呼声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显然，此次美国之所以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其说是因为“长久以来对以色列存有偏见”，还不如说是因为美式“普世人权观”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受挫。

　　以上诸种现象，足见当今美国人权状况之一斑。这也充分说明在人权问题上，美国非但不完美，而且问题百出，弊端多现，存在着系统性问题。

　　美式人权存在结构性缺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式人权之所以存在困境，有其自身早已存在的结构性原因。这是美式政治文化的直接产物，可谓与生俱来。这也恰恰说明了美式人权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性、顽固性、长期性。

　　建国初期构建起的美式人权，对后世影响长达200多年。这种以基督教教义、白人至上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权观，以天赋人权、个人至上、追逐资本为目的，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历史的进程。这也反映了在一定历史时期，美式人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其局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构性缺陷。

　　就美式人权的局限性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视个人自由主义为抽象的、绝对的、超国家的概念，造成了自由的滥用和难以限制。这也造成了美国社会为保障个人权利而滋生出诸多矛盾，如暴力政治和枪支泛滥等问题。

　　二是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作为主要人权，忽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基本权利。尽管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也有过“四大自由”，有过关注民生的一面，但并未成为主流。

　　三是推崇白人至上主义，存在严重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美式人权最大的问题是白人优越，也可称“白人人权”，并由此造成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这是美国社会最大的痼疾、顽疾，带来的问题至今依然十分严重。

　　美式人权的上述局限性，导致其存在无法摆脱的结构性缺陷。个人自由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唯资本主义，是美式人权在结构上最为突出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美式人权的价值链，自成一体。

　　这里重点就个人自由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问题做些分析。

　　先来看基督教新教、个人自由主义与“上帝的选民”之关系。

　　美国是一个由基督教新教徒组成的移民国家，对个人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精神追求。基督教教义认为，自由意味着抛弃带有原罪的生活。《新约》中宣称：凡上帝精神所在之处，自由也就同在。在这种定义下，遭受奴役与获取自由是两种不但不矛盾、反而相互强化的状态，因为接受了基督教诲的人在“从原罪之中获得解救”的同时，也成为了“上帝的仆人”。基督教关于自由是一种精神解脱的思想不仅在美国建国之初即被发挥，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中来，否则就不能把问题说清。15、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所产生的基督教新教（简称新教、清教），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源头。

　　众所周知，14世纪欧洲暴发席卷全欧的“黑死病”，疫情过后，教会通过多种手段敛财、扩张势力，包括贩卖赎罪卷、圣职等，教会腐败日甚。针对此种状况，16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主张“因信称义”（指人们仅凭信仰耶稣基督，就可获得神的恩典而得救，并非单单依靠神职人员或教会，并排除其他经典，而把新、旧约《圣经》奉为唯一权威）。

　　继路德之后，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在路德基础上，强调“预选说”与“命定说”。认为上帝早已择定天选之人，这些人将在死后上天堂永生，而其他人则会下地狱，且只有上帝有能力救人，人们自身无法有任何作为。

　　英国新教徒多为加尔文教派。正是在加尔文教的影响下，1647年，英国威斯特敏斯特的宗教会议通过《信仰宣言》，其中关于“预选说”与“命定说”有这样的表述：“按照上帝的判决，为了显示上帝的荣耀，天使和一些人命中选定永生，其他人则命中先定永忘。”“对人类中命中先定永生的那些人，在世界奠基之前，上帝按照他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意旨以及意志的暗示和善愿，已经挑选基督赋予永久的荣耀。”“凡上帝已经注定永生的人，而且只有这些人，上帝乐于在他指定和满意的时候通过他的话语和精神有效地进行召唤……”

　　新教加尔文教派鼓励教会人士从事商业与政治活动，从事经济活动并赚取更多金钱。他们坚持认为，在世俗中不断取得成功，代表这是受上帝眷顾之人；在世俗中越成功，象征越蒙福，就越有可能是“上帝的选民”，以此荣耀上帝。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一批又一批的清教徒们坚信，他们面临的一切宗教或世俗问题都能在《圣经》里找到解答，上帝的话语能够引导他们。

　　新教究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这是许多思想家们感兴趣的话题。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由于新教将信仰、道德观与职业、金钱挂钩，而催生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使资本极大化，并结合了基督教极大的传教热情，进一步让基督徒自带优越感地为了商业经济利益向外扩张、殖民。

　　正是按照“预选说”与“命定说”，美国建国初期制定的宪法，对当时生活的美国人作了三种区分：第一种人是土著印第安人，他们被视作其部落之下的成员，并不是美国人民；第二种是其他人，即奴隶，同样不属于美国人民；第三种人是“人民”，亦即来自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只有第三种人才能得享自由的恩惠。当时有一位叫埃克托尔·圣约翰·克雷维克的人，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美国人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人？”他自己回答说：“（美国人）是一个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的混合体——他是一个欧洲人或一个欧洲人的后裔。”也就是说，除欧洲人外，其他人都不是美国人。黑人更不是美国人，他们是奴隶，奴隶不等于人。

　　抱着“上帝选民”的荣誉感，大批清教徒跨过大西洋，克服了疾病以及与当地印地安人的争斗，并把北美之地视为上帝恩赐的“新迦南”（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子孙后代之福地），开始了打造“新大陆”这一“荣耀上帝乐园”。他们发现了来自非洲便宜而又充足的劳动力——黑人，并蓄养为奴，残酷压榨其剩余价值。自由意味着，有权向整个大陆扩张，“上帝的选民”拥有对其他任何人的支配权。在西进的过程中，北美土著人的家园，特别是印第安人的家园接连被占领，他们的文化传统以及对土地的控制权遭到严重破坏。

　　“命定说”和“天选之地”的观念可以说深入美国白人的骨子里。如《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表示：“上帝曾把我们的先辈当作旧世界的选民，引导他们离开故土，把他安置在一片到处充满着生活所需物质和舒适条件的土地上。”被认为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梅尔维尔在其著作《白外套》中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选民，是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这段话可以说把美国白人自命不凡的种族优越感表达的淋漓尽致。

　　再来看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问题。

　　在美国历史上，“上帝选民”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相互作用，打造出白人至上主义。因为有“上帝选民”之说，才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存在；反过来，因为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才使“上帝选民”之说大行其道。

　　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是指公元五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一些民族，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他们使用日耳曼方言，被英国历史学家比德认为是三个强大的西欧民族——源自日德兰半岛的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以及来自之后称作下萨克森地区的撒克逊人的后裔。

　　如前所述，受基督教新教的影响，英国，这个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为主组成的国家，视自己为自由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是为自由而生和为自由而战的国家。英国人的自由并非普天之下共同享有的自由，而是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充满敌视。正是打着自由的名义和旗号，英国为自己的殖民地政策开出正义的理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海外扩张战争，并利用法治确立起符合自己自由意志的规则，进而构建起一个日不落帝国，亦即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而其他所有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则成为其奴役的对象。在他们的观念中，非洲人没资格与英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非洲人只能是奴隶。因此，当他们把几十万、几百万非洲人贩运到美洲新大陆去当奴隶时，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之处。

　　“上帝的选民”带来的“天选观”，让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北美白人自觉高人一等。他们认为黑人和印地安人是上帝恩赐给他们的珍贵礼物，强调黑奴即使受洗，也不会改变其奴隶身份。甚至有奴隶主认为，非洲黑人并非完整的人类，他们天性驽钝，文明落后，既无法领略基督教义，而基督教的力量也无法改变他们，所以他们为人类主流文明所主宰。

　　南北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邦联“副总统”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说，美国建国的“基石立于一个伟大的真理之上：白人与黑人是不平等的，作为奴隶服从优越的种族是黑人自然、正常的状态。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这一伟大的物理、哲学和道德真理而存在的政府”。“在我们这里，所有的白人，无论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黑人不是如此。黑人处在从属地位。黑人，无论他天生就是黑人，还是因迦南所受的诅咒而成为黑人，都适合他在我们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尽管在南北战争（1661-1665年）结束后，美国国会在1665年通过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宣布废除奴隶制；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以一系列的判例，从法律上宣告种族隔离政策的终结，但那从“上帝选民”衍生出来的高姿态，依然深植于部分美国民众的心中。据统计，现在美国各地，仍有超过1700座纪念南方邦联的纪念碑。显然，这些纪念碑不是用来纪念解放黑奴战争的，而应是用来对南方邦联时代的纪念。

　　对于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对印第安人、黑人的歧视，自美国建国以来，爱好正义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它的批评和谴责。

　　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接受委托，对革命成功后的美国进行了考察，并写出了极有影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由衷的赞赏之时，受人性和理性的驱使，托克维尔对印第安人、黑人的地位也表示了极大同情，并批评了白人的不文明做法。对于黑人和奴隶制，托克维尔在书中至少表达了以下几种看法：第一，“在美国未来可能遭受的所有灾难中，最可怕的就是黑人的出现。”第二，“一般来说，人们的好高骛远和狂热追求往往会带来长久的灾难。然而，还有一类灾难，在它降临到世界上时，却是悄无声息的：最开始的时候，它以人们刚刚能察觉的形式出现在一般权力中，在历史上一个无名之辈的手里诞生；之后，它像一种撒在大地上的某种可怕病菌，通过自身的快速繁殖向四周轻轻地蔓延，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长。这个灾难就是蓄奴制。”第三，“瞧不起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天然的偏见，而当这些人变得和自己平等后，它仍然会瞧不起人家。”第四，“在废除了奴隶制度以后，现代人还需要破除比蓄奴制度更难对付的三个顽固偏见：奴隶主的偏见、种族偏见、肤色偏见。”历史不幸被托克维尔言中了。

　　曾任《纽约时报》芝加哥分社社长、现任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的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在她的《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对美国存在的种族主义做了迄今最为深刻透彻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她使用的不是种族主义，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种姓制度”（当然，这个概念的提出她不是第一人）。她认为，美国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二战时纳粹的种姓制度共同构成了人类三大种姓制度。

　　她分析指出：“纵观人类历史，有三个种姓制度极为突出。首先是纳粹德国的种姓制度，它悲剧性地加速发展，令人不寒而栗，已经正式宣告失败。其次是延续千年的印度种姓制度。最后是美国变化多端、不言自明、以种族为基础的种群金字塔。它们每一个都依赖于给所谓的‘劣等人’打上烙印，以让其待在社会底层所必需的非人化变得合理，为强制执行相关规定提供合理的借口。种姓制度能够恒久存在，是因为它往往被正当化，被认为是神明的意志，被认为是源于神圣的文本或所谓的自然法则，从而在整体文化中得到加强，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她接着写道：“美国独立战争前一个多世纪时候，在后来成为美国的这片受到各方争夺的土地上，就已经形成了一套人类等级制度，它是天赋权利的概念，是一种有权扩张的诱惑，它将启动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度，并由此形成对人类价值与用途的等级排名。”

　　她继续写道：“为了给他们的计划正名，他们利用自身占据中心的地位的既有观念，通过对《圣经》做出对自身有利的诠释来巩固基础，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规定谁能做什么，谁能拥有什么，谁有上，谁在下，谁在两者之间。全球性的人类阶梯由此形成，占据梯级最上层的人来自欧洲，其中也分不同的层级，英国新教徒在最顶上……其他人的梯级根据他们与被定为最优越之人的接近程度依次向下。排序一直往下，直到最底层：非洲奴隶，他们被运去建设‘新世界’，一辈子为胜利者服务，一代接一代，延续了整整12代。”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的分析提出了构成美国种姓制度的八大支柱：神圣化、承袭性、内婚制、纯洁性、职业等级制度、非人化和污名化、残暴化、固有化。她认为，“无论在美国、印度还是纳粹德国，种姓制度都建构在这些原则之上，这些‘信念’在某些时期深埋于绝大多数民众的集体潜意识和文化之中，种姓制度从而得以正常运转。”

　　美式人权神话的破灭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一书中谈到“虚构故事”时这样写道：“无论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像中的虚构故事。”美式人权制造的神话，最能体现尤瓦尔·赫拉利关于“虚构故事”的说法。

　　大量且充分的事实足以说明，美式人权困境重重，深陷泥潭之中。多年来，美式人权曾经制造了许多虚假神话，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这些神话如同泡沫般一个一个的破灭了，不能不令人深思。

　　“自由的土地”“民主的灯塔”“民族的熔炉”，等等，此类是美国虚假人权神话的代表性语言文字符号。

　　先来看“自由的土地”上的不自由。

　　自由是美国政治词汇中的一个中心词，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比自由更为至关重要。《独立宣言》将自由列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之一种，联邦宪法将保卫自由宣示为自己存在的目的。说归说，做归做。美式自由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享有充分自由的历来只是一部分人，或白人的自由，而黑人和其他人则难有更充分的自由。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黑人为争取自由、获得人权而进行的斗争不计其数，付出的代价巨大，到头来还是难以享有真正的自由。二是放任的自由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枪支管控问题和民粹政治现象。自由成为威胁他人和危害社会安全的借口。

　　对于这种美式自由的神话，理性的人们已经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二战时美国历史学家雷福特·洛根曾有过这样的比喻：在美国“民族团结的大厦中”，黑人呆在“一个被隔离的偏房”里，在“门廊上刻着剥削、无选举权、种族歧视、私刑、蔑视”的字样。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埃里克·方纳(EricFoner)在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美国革命给后来数代美国人留下了一份用之不尽却又矛盾重重的遗产。革命创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即在这个充满压迫的世界上，美国是自由的惟一的避难所，这种幻觉在当今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仍然存在。但是，在自由的襁褓中诞生的美国同时也藏匿着一个快速增长的奴隶群体，这种情形至少说明，开国领袖们那种将自由宣示为普遍的天赋人权的豪言壮语是极不真实的。”

　　安全是充分享有自由的前提，无安全便谈不上自由。近年来枪支在美国的愈加泛滥，与其说是社会矛盾加剧所致，不如说是人的安全感降低导致自由无法得到保障的结果。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疫情失控导致人们对社会稳定失去信心，许多曾经反对拥枪的人士也开始购枪，导致疫情期间的枪支购买量飙升。据《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在疫情失控、种族抗议和选举冲突交织影响下，2020年美国的枪支销量高达2300万支，比2019年激增64%。根据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数据，2020年美国首次购买枪支的人数超过800万人。《今日美国报》网站2020年12月18日报道，美国的持枪杀人率是其他发达国家的25倍。毫无疑问，枪口下的自由，是最不自由的自由。

　　再来看“民主的灯塔”被无情地碾碎。

　　多年来，美国自诩为“民主的灯塔”“民主国家的榜样”，并通过输出民主价值观的方式，对其他国家搞颜色革命。然而，通观美式民主的历史与现实，其存在的弊端也是多多。历史上，美国两党政治制造的政治对垒，始终是美国的一大政治顽疾。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尽显劣迹，两党之争演变为身份政治，极化政治演变为分裂政治，充满戾气，加剧美内部混乱。两党政治对垒已然使美国政治及社会陷入多年未见的严重撕裂。有分析认为，如今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形同两个“部落”，基于精致利己主义考量展开政治表演，“一个美国”反对“另一个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与共和党相互“极度讨厌”人数比率从25年前的16.5%上升到当前的80%以上。据此，有人甚至说，“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正在爆发一场国内冷战”。

　　如今，美式民主更加演变成“金钱民主”。美国民主制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因此必然体现资本家意志，为资本家利益服务。富人通过资助竞选经费的方式挑选合格的政治代理人，使他们成为候选人，进而赢得选战。在这种选举制度设计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链接成为天作之合。富人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选举参与政治来保障，政治人物需要借助金钱来进行选举，金钱极为容易地充当了政党政治“链条”中的“起点与终点”。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是空谈。金钱政治无情地碾碎了美式“民主的灯塔”神话。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近来“民主的灯塔”竟乱象丛生。其中，尤以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引发的“国会山暴乱”令世人震惊。有舆论称此为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军火烧白宫和国会山以来美国首都政治核心区遭遇的最严重破坏，也是美南北战争、反越战游行和黑人民权运动以来美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分裂。有分析认为，这是典型的美式“颜色革命”，是美式民主的“一次失败大表演”。

　　最后看“民族的熔炉”中的种族不平等。

　　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美国绝不是一个“民族的熔炉”，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殖民时代开始，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白种人，便对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等展开了屠杀和驱赶，并对从非洲等地贩卖来的黑人进行奴役剥削。有人说，一部美国发展史，就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泪史，这话是经得起推敲的。种族主义在美国从来就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这样的悲剧依然在美国不断上演。

　　历史上少数族裔的不幸遭遇已经凿证了“民族的熔炉”是彻头彻尾的假说，而现实中的种族不平等，更是着实证明了此说不过是为掩饰深刻社会矛盾的政治话术。近年来，在白人至上主义、民粹主义等的作用下，美国白人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特别是因弗洛伊德事件等引起的种族矛盾，使所谓的“民族的熔炉”已然变成种族主义角斗场。针对拉丁裔美国人、锡克教和穆斯林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和移民的仇恨犯罪激增。尤其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裔美国人每天都要面对欺凌、歧视、野蛮和暴力。

　　旧的不平等未解决，新的不平等又生成。今日美国，穆斯林群体遭遇到了更加严重的歧视，在美国“做一名穆斯林”变得十分困难。2017年1月27日，美国政府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7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由于禁令所涉国家均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因此该行政令也被普遍解读为“穆斯林禁令”。这一禁令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引发了广泛抗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美国成年穆斯林表示美国社会存在大量对穆斯林的歧视，69%的普通公众也持相同观点，50%的穆斯林表示，近年来在美国“做一名穆斯林”变得更加困难。

　　美式人权的困境，根源于美国历史，渗透在美国社会，非短时间内生成，也非短时间内能够解决。从根本上改善美式人权状况，解决影响人权实现的根本性问题，特别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需要从改造美国的政治文化入手。惟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文明社会。

　　（作者：鲁广锦，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吉林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