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影响对贫困人口更为明显。疫情期间对劳动权的保护成为了俄罗斯所面临的直接与民生和国家经济相关的重大挑战。在疫情期间，劳动法被证明是最迅速变化的部门法，其面临诸如社会检疫和卫生措施的推广执行、企业停工、国家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成本飙升等新问题。在保护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方面的国家“积极义务”方面，俄罗斯通过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方式值得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新冠疫情 生命健康权 劳动权 俄罗斯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基于对每个人拥有生命权这一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价值的认识。《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了生命权在现代视野下的定义，即“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种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初，“生命权”对应的是国家的“消极义务”。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了生命权的内涵范围，将其理解为“积极义务”，即要求各国在其管辖范围内采取积极行动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义务包括积极采取保护措施，及时消除对公民生命和健康的潜在风险。
由于COVID-19流行病的蔓延，这一义务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在过去的一年表现得极为明显。欧洲议会成员国和俄罗斯联邦均在此期间获得了机会，来证明“生命权”在其境内究竟是一项政治宣言还是一项真正受法律保障的权利。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影响。就俄罗斯而言，约有150万人因疫情失业，另有大量居民收入下降。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也对居民给予了财政支持，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不景气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收入损失对穷人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即使收入下降有限，这也会使他们缩减基本支出。此外，低收入人群很难形成储蓄，因此他们事实上没有应急储备。
根据俄新社的数据，2019年俄罗斯有12.3%的公民（近18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较之2018年12.9%的贫困率略有好转。在物质发达的当今社会，俄罗斯一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仍然在追求金钱，甚至是为生存而全力以赴。2019年全俄罗斯有1.9%的居民收入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一半，2018年的数据是2.1%，这是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占比。
如同俄罗斯各地其他指标的分布不均一样，极端贫困率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数据显示，全俄罗斯最高的极端贫困率出现在图瓦共和国，结合其他指标来看，这一地区各方面问题均很突出，约有6.6%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其次是印古什共和国，极端贫困率为4.8%。最后是阿尔泰共和国，极端贫困率为4.2%。这三个地区可以说是俄罗斯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
另外，全俄罗斯有9个地区的极端贫困率在3%-3.5%之间，还有5个地区位于2.5%-3%的区间内。主持俄新社此次数据调查的学者们认为，人均收入问题一方面与经济发达程度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地区差异紧密相关。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商业活动状况显著恶化，俄罗斯现有贫困状况很难得到扭转。虽然当前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危机是暂时的，毕竟其丰富的资源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但即使经济开始复苏，工资开始上涨，仍必须采取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和政策刺激，来改善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2021年6月初，俄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数字化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数字进程加快、数字生态系统和网络零售市场发展，以及投资转向无形资产等。无论国家和企业均需适应数字经济的新变化。以上数据表明，疫情期间对劳动权的保护成为俄罗斯所面临的直接与民生和国家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
在疫情期间，劳动法被证明是变化最迅速、面临各种监督和考验的部门法：各项社会检疫和卫生措施的推行、企业停工、国家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成本飙增等。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护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方面的国家“积极义务”上，俄罗斯是如何通过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0条规定国家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第41条规定了国家保护健康权，具体条文为：“1、每个人都有保持健康和医疗帮助的权利。在国家和市政医疗机关中依靠相应的预算、保险金和其他收入为居民提供无偿的医疗帮助。2、在俄罗斯联邦，为保持和加强居民健康的联邦纲领提供财政保障，采取发展国家、市政和私人卫生体系的措施，鼓励有助于加强人的健康、发展体育运动、生态和卫生防疫条件的活动。3、公职人员隐匿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事实与情况要依照联邦法律追究责任”。除了宪法层面的保护，还有联邦层面的单行法保护，《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基本保障法（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б основах охраны здоровья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4条规定，俄罗斯保障公民健康的基本法律原则有：（1）保障健康权和与此相关的国家权力保障范围内的所有公民权利；（2）与病人的医疗保障相关的利益应当具有优先级；（3）儿童健康保障应当具有优先级；（4）失去健康的公民应当获得社会救济；（5）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自治地区的地方权力机关、相关组织工作人员均有责任保障公民健康权；（6）医疗救助的可用性和质量应当得到保障；（7）不得拒绝提供医疗救助；（8）健康保障领域的预防应当具有优先级；（9）遵守为医患保密义务。
综上，依据俄罗斯现行立法，国家对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如下：第一，尊重健康领域的公民权并切实履行与生命权和健康权相关的公共保障领域的国家责任，不受公民居住地、财产状况和职位的影响，普遍承认、遵守和保护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并遵守公认的相关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第二，国家权力机关及自治地区的地方权力机关、相关组织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保障公民健康权，该责任涵盖了对危害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事实和情况不得隐瞒的内容（如上文《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1条第3款所述）。
第三，贯彻健康权领域的预防事项（和预防的优先事项等级）。国家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如《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Трудово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19条规定：“劳动关系是根据劳动合同产生的，是在符合劳动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或组织章程要求的情况下任命或批准的”；第67条规定：“劳动合同是书面合同，一式两份，每一份均由各方签署。一份劳动合同由劳动者持有，另一份由用人单位持有。”法律不仅根据书面合同保护劳动权，而且还保护与第15条（即“劳动合同（契约）是劳动者与企业、机关和单位之间的协议，按此合同劳动者必须按照一定的专业、技能或者职务完成工作，并且服从内部劳动制度；而企业、机关和单位必须付给劳动者工资和保证提供劳动法、双方的集体合同和协议规定的劳动条件”）相关的一切权利。
另外，《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基本保障法》中也有类似规定，俄罗斯联邦、国家主体和自治地区的组织有责任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提供稳定的卫生环境和预防流行病的环境，并保护他们免受其他健康威胁。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一般情况下，国家有两种方法来解决公民履行工作职责时的安全问题：其一，统计本次流行病带来的所有风险和控制成本，纳入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对劳动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实质性的劳动权利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动，因为卫生防疫措施的提供主体是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关。其二，区分国家体系和商业机构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的风险和支出，支持并鼓励商业机构、企业家在企业、公司和工厂中建立适合自己员工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革部分劳动法，使旧有制度适应防御流行病的现实需求。
本次俄罗斯联邦使用了第二种模式。国家提供了适当的激励措施（福利、补贴、罚款、延迟履行）来探索对这种模式的有效社会控制。与此同时，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直接执行卫生防疫措施本身已成为用人单位的积极责任。
一般来说，消除工作场所感染的威胁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建立一个全联邦范围内的远程工作监管框架体系，支持员工切换到远程居家工作模式，在尽量保障企业经济利益不受太大损害的情况下，避免潜在危险的人群扩散病毒、加大传播范围或受到二次感染的风险。
第二，根据联邦的法律法规，在极度危险时期应当完全停止工作。
第三，支持用人单位内部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安全保障，对其提供必要的国家协助。在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之初，俄罗斯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来将当前的工作关系置于远程管理之下。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远程教育的网络资源、设备资源和师生的相关知识储备都明显不足。现在联邦政府安排学生进行远程学习的举措已然有所保障，教育服务的远程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但是还存在的问题是，教师的远程教学中的劳动权保障是由用人单位通过地方法案决定的，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尚且有待确证。
2020年12月，《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通过。其中第49.1章的修正案规定，根据雇主的要求，在征得雇员同意或修改劳工合同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暂时实行远程工作模式。过渡到远程模式的理由由联邦政府和（或）各加盟共和国政府、地区政府决定，或者根据已经存在危及全体或部分公民正常生活条件的特殊情况决定。
因此，在2020年，部分劳动者转为远程工作的劳动权保障问题得到了立法上的妥善处理。俄罗斯联邦在劳动法领域创造了一种保护公民健康的模式，将其应用于实践之中，同时也通过劳动监察员的力量（这一职位的相关规则也已写入了新修改的《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确保了用人单位能够适当地控制这种模式的使用，以进一步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
在联邦层面上，一个适应疫情大流行的劳动权监管框架正在形成，并试图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各地区政府也已经根据疫情情况作出了各自对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然而，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企业方有可能获得以俄罗斯国家主体各自财政预算作为报销方式的各种优惠政策。
尽管国家在本次疫情中对用人单位承担了诸多责任，但国家不可能也无力承担所有与流行病有关的工作风险（这一部分归咎于监管机构的效率低下）。总而言之，本次疫情中俄罗斯联邦尽可能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及时地消除潜在风险，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劳动权。
（[俄]伊丽莎白•亚历山大罗夫娜•弗拉洛娃，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学博士。）
Abstract：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on a global scale，and this impact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for the poor.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facing Russia direct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country's economy.During the pandemic，the labor law proved to be the most rapidly changing departmental law，and it faced such new problems as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quarantine and sanitation measures，business shutdowns，and soaring economic costs for the state and commercial sectors.In terms of the state's“active obligation”to protect citizens' rights to life and health，Russia's way of protecting workers' rights to life and health through labor laws is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research.
Keywords：The COVID-19 Pandemic；Right to Life and Health；Labor Right；Russia
(责任编辑 郭晓明)
关键词：新冠疫情 生命健康权 劳动权 俄罗斯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基于对每个人拥有生命权这一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价值的认识。《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了生命权在现代视野下的定义，即“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种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初，“生命权”对应的是国家的“消极义务”。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了生命权的内涵范围，将其理解为“积极义务”，即要求各国在其管辖范围内采取积极行动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义务包括积极采取保护措施，及时消除对公民生命和健康的潜在风险。
由于COVID-19流行病的蔓延，这一义务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在过去的一年表现得极为明显。欧洲议会成员国和俄罗斯联邦均在此期间获得了机会，来证明“生命权”在其境内究竟是一项政治宣言还是一项真正受法律保障的权利。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影响。就俄罗斯而言，约有150万人因疫情失业，另有大量居民收入下降。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也对居民给予了财政支持，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不景气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收入损失对穷人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即使收入下降有限，这也会使他们缩减基本支出。此外，低收入人群很难形成储蓄，因此他们事实上没有应急储备。
根据俄新社的数据，2019年俄罗斯有12.3%的公民（近18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较之2018年12.9%的贫困率略有好转。在物质发达的当今社会，俄罗斯一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仍然在追求金钱，甚至是为生存而全力以赴。2019年全俄罗斯有1.9%的居民收入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一半，2018年的数据是2.1%，这是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占比。
如同俄罗斯各地其他指标的分布不均一样，极端贫困率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数据显示，全俄罗斯最高的极端贫困率出现在图瓦共和国，结合其他指标来看，这一地区各方面问题均很突出，约有6.6%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其次是印古什共和国，极端贫困率为4.8%。最后是阿尔泰共和国，极端贫困率为4.2%。这三个地区可以说是俄罗斯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
另外，全俄罗斯有9个地区的极端贫困率在3%-3.5%之间，还有5个地区位于2.5%-3%的区间内。主持俄新社此次数据调查的学者们认为，人均收入问题一方面与经济发达程度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地区差异紧密相关。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商业活动状况显著恶化，俄罗斯现有贫困状况很难得到扭转。虽然当前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危机是暂时的，毕竟其丰富的资源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但即使经济开始复苏，工资开始上涨，仍必须采取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和政策刺激，来改善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2021年6月初，俄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数字化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数字进程加快、数字生态系统和网络零售市场发展，以及投资转向无形资产等。无论国家和企业均需适应数字经济的新变化。以上数据表明，疫情期间对劳动权的保护成为俄罗斯所面临的直接与民生和国家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
在疫情期间，劳动法被证明是变化最迅速、面临各种监督和考验的部门法：各项社会检疫和卫生措施的推行、企业停工、国家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成本飙增等。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护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方面的国家“积极义务”上，俄罗斯是如何通过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0条规定国家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第41条规定了国家保护健康权，具体条文为：“1、每个人都有保持健康和医疗帮助的权利。在国家和市政医疗机关中依靠相应的预算、保险金和其他收入为居民提供无偿的医疗帮助。2、在俄罗斯联邦，为保持和加强居民健康的联邦纲领提供财政保障，采取发展国家、市政和私人卫生体系的措施，鼓励有助于加强人的健康、发展体育运动、生态和卫生防疫条件的活动。3、公职人员隐匿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事实与情况要依照联邦法律追究责任”。除了宪法层面的保护，还有联邦层面的单行法保护，《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基本保障法（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б основах охраны здоровья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4条规定，俄罗斯保障公民健康的基本法律原则有：（1）保障健康权和与此相关的国家权力保障范围内的所有公民权利；（2）与病人的医疗保障相关的利益应当具有优先级；（3）儿童健康保障应当具有优先级；（4）失去健康的公民应当获得社会救济；（5）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自治地区的地方权力机关、相关组织工作人员均有责任保障公民健康权；（6）医疗救助的可用性和质量应当得到保障；（7）不得拒绝提供医疗救助；（8）健康保障领域的预防应当具有优先级；（9）遵守为医患保密义务。
综上，依据俄罗斯现行立法，国家对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如下：第一，尊重健康领域的公民权并切实履行与生命权和健康权相关的公共保障领域的国家责任，不受公民居住地、财产状况和职位的影响，普遍承认、遵守和保护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并遵守公认的相关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第二，国家权力机关及自治地区的地方权力机关、相关组织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保障公民健康权，该责任涵盖了对危害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事实和情况不得隐瞒的内容（如上文《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1条第3款所述）。
第三，贯彻健康权领域的预防事项（和预防的优先事项等级）。国家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如《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Трудово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19条规定：“劳动关系是根据劳动合同产生的，是在符合劳动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或组织章程要求的情况下任命或批准的”；第67条规定：“劳动合同是书面合同，一式两份，每一份均由各方签署。一份劳动合同由劳动者持有，另一份由用人单位持有。”法律不仅根据书面合同保护劳动权，而且还保护与第15条（即“劳动合同（契约）是劳动者与企业、机关和单位之间的协议，按此合同劳动者必须按照一定的专业、技能或者职务完成工作，并且服从内部劳动制度；而企业、机关和单位必须付给劳动者工资和保证提供劳动法、双方的集体合同和协议规定的劳动条件”）相关的一切权利。
另外，《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基本保障法》中也有类似规定，俄罗斯联邦、国家主体和自治地区的组织有责任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提供稳定的卫生环境和预防流行病的环境，并保护他们免受其他健康威胁。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一般情况下，国家有两种方法来解决公民履行工作职责时的安全问题：其一，统计本次流行病带来的所有风险和控制成本，纳入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对劳动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实质性的劳动权利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动，因为卫生防疫措施的提供主体是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关。其二，区分国家体系和商业机构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的风险和支出，支持并鼓励商业机构、企业家在企业、公司和工厂中建立适合自己员工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革部分劳动法，使旧有制度适应防御流行病的现实需求。
本次俄罗斯联邦使用了第二种模式。国家提供了适当的激励措施（福利、补贴、罚款、延迟履行）来探索对这种模式的有效社会控制。与此同时，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直接执行卫生防疫措施本身已成为用人单位的积极责任。
一般来说，消除工作场所感染的威胁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建立一个全联邦范围内的远程工作监管框架体系，支持员工切换到远程居家工作模式，在尽量保障企业经济利益不受太大损害的情况下，避免潜在危险的人群扩散病毒、加大传播范围或受到二次感染的风险。
第二，根据联邦的法律法规，在极度危险时期应当完全停止工作。
第三，支持用人单位内部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安全保障，对其提供必要的国家协助。在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之初，俄罗斯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来将当前的工作关系置于远程管理之下。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远程教育的网络资源、设备资源和师生的相关知识储备都明显不足。现在联邦政府安排学生进行远程学习的举措已然有所保障，教育服务的远程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但是还存在的问题是，教师的远程教学中的劳动权保障是由用人单位通过地方法案决定的，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尚且有待确证。
2020年12月，《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通过。其中第49.1章的修正案规定，根据雇主的要求，在征得雇员同意或修改劳工合同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暂时实行远程工作模式。过渡到远程模式的理由由联邦政府和（或）各加盟共和国政府、地区政府决定，或者根据已经存在危及全体或部分公民正常生活条件的特殊情况决定。
因此，在2020年，部分劳动者转为远程工作的劳动权保障问题得到了立法上的妥善处理。俄罗斯联邦在劳动法领域创造了一种保护公民健康的模式，将其应用于实践之中，同时也通过劳动监察员的力量（这一职位的相关规则也已写入了新修改的《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确保了用人单位能够适当地控制这种模式的使用，以进一步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
在联邦层面上，一个适应疫情大流行的劳动权监管框架正在形成，并试图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各地区政府也已经根据疫情情况作出了各自对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然而，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企业方有可能获得以俄罗斯国家主体各自财政预算作为报销方式的各种优惠政策。
尽管国家在本次疫情中对用人单位承担了诸多责任，但国家不可能也无力承担所有与流行病有关的工作风险（这一部分归咎于监管机构的效率低下）。总而言之，本次疫情中俄罗斯联邦尽可能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及时地消除潜在风险，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劳动权。
（[俄]伊丽莎白•亚历山大罗夫娜•弗拉洛娃，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学博士。）
Abstract：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on a global scale，and this impact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for the poor.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facing Russia direct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country's economy.During the pandemic，the labor law proved to be the most rapidly changing departmental law，and it faced such new problems as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quarantine and sanitation measures，business shutdowns，and soaring economic costs for the state and commercial sectors.In terms of the state's“active obligation”to protect citizens' rights to life and health，Russia's way of protecting workers' rights to life and health through labor laws is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research.
Keywords：The COVID-19 Pandemic；Right to Life and Health；Labor Right；Russia
(责任编辑 郭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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