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1年是中国发表第一部人权白皮书30周年。对历年白皮书进行文本梳理和话语分析，有助于发现中国如何表述“人权”，如何彰显人权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意识。人权白皮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其逐步细化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拓展表达了社会权利，回应了社会现实需求，并凸显了人权法治保障。人权白皮书是认识人权的官方文本，其通过“实践性”视角充分发挥了主体认同、观念培育和交流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释放了多元文化的潜在力量，为提升国内、国际人权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人权白皮书 话语分析 话语实践 社会文化功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全面发展，并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但一直以来，西方的部分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无视我国在人权保障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对中国的人权发展存在偏见，甚至企图歪曲事实，搞人权“双重标准”。为阐明事实，表达立场，中国政府于1991年发布了第一部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自此白皮书逐渐成为全面反映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历程和阶段性成就的重要载体。
纵观30年的人权白皮书文本，我们不仅可以通览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客观事实，更能深入发现我国人权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人权事业提供新的思想素材。过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白皮书的政治功能和宣传功能例如，但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国际人权交流、对话与合作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人权白皮书实际上具有“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作用。由此，本文立足于社会文化层面，通过对中国政府发布的人权白皮书进行文本梳理，着重从“话语”角度去解析中国人权事业30年从被动回应到自主建构的发展过程，旨在发现中国如何用“话语”去表达“人权”，彰显人权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社会文化功能。
一、人权白皮书30年的文本梳理
人权白皮书已连续发布30年，其作为一种人权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呈现出从抽象理论向具体实践转变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将中国的人权理念和价值观通过一定的规范话语，并辅之以“讲故事，摆事实”的方式来予以表达；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文本生产者的中国政府在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下，对人权实践经验的摸索和总结。截止到2021年8月，中国政府已经累计发布白皮书143部，其中带有“人权”字样标题的白皮书24部。从发布历程看，人权白皮书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程展开。在具体内容上，人权白皮书的主题广泛且重点突出，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人权实践经验，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概念、新素材。
(一)人权白皮书的发布历程
人权白皮书30年的发布历程，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1991—2004年)：这一阶段的内容主要涉及年度人权状况、罪犯人权、妇女儿童人权、宗教信仰自由、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劳动与社保、农村扶贫、西藏人权状况等。尤其是1991年第一部人权白皮书作为“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全面开启了记录中国人权事业建设的新篇章，中国的人权理念和人权价值观由此系统展开。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族边疆存在偏见和误解，白皮书也成为澄清谬误，展现西藏、新疆等民族边疆人权实况的重要窗口。
推进阶段(2004—2012年)：自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白皮书的内容从例行的年度状况扩展到人权法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状况、社会劳动保障等领域。尤其是自2005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以来，人权发展始终内嵌于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中，促使人权保障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同时，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就业状况等具体人权在这一时期也成为白皮书的焦点议题，其体现出国家对“劳动者”个人的尊重和保护。
多元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权白皮书的议题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围绕人权法治、发展权、环境保护、扶贫减贫、特定群体人权、气候变迁、民族边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体问题展开。
30年来，人权白皮书的发布数量逐渐增多，其以真实数据和客观事实清楚展现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政策理论与发展实践，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特定群体权利、人权法治等理论落在白皮书的字里行间，促使人权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联的意境下被感知、被认可，从而打破西方传统理论中缺乏现实合理性的人权概念。
(二)人权白皮书的核心议题
从人权白皮书的主题上看，其所涉内容广泛，表现为多主题、多领域、多元化，并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扩展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深刻看到政治和文化要素对于人类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和整体性的意义，也体现出国家在人权保障上全面、主动地担当作为。由此，人权白皮书的核心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综合总结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类。
第一类是综合总结类人权白皮书，主要为跨年度白皮书和年度白皮书。作为1991年第一部人权白皮书的延续与拓展，中国政府1994年、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2004年、2009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发布人权白皮书，分别系统介绍了当年的人权保护状况；并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发布了总结性白皮书，如2000年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50年》，2018年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2019年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以及2021年发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尤其是20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更高水平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决心和行动。这些白皮书是在不同阶段，从多个侧面、多维角度，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
第二类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类白皮书。人权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也只有通过不断完善与人权相关的民主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法律制度和其他制度，民众的公正审判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才能真正落到实处。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首次专门阐述“尊重和保障人权”。2008年《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提出“以宪法为根据，保障人权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2年《中国的司法改革》两部白皮书，详细介绍了维护司法公正与加强人权保障的关系，强调“加强人权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2016年《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宣布“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2017年《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提出“全方位提升人权保障法治化水平”，并将人权保障贯穿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这就使得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高度融合，为人权与法治的联结奠定了政府文献基础。
第三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类白皮书。其内容涉及发展权、扶贫减贫、社会劳动保障、健康状况、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食品药品、粮食安全等主题，这些主题关乎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致力于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从2016年发布《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到2021年《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从救济式扶贫到开放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扶贫入户，中国是如何走出一条独特的“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减贫道路，并实现从人权角度解决贫困问题。2016年《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再次重申了“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并将抽象的发展权理论分解为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绿色、共同发展的目标。
(三)人权白皮书的特定议题
除了核心议题之外，人权白皮书还涉及特定群体、民族边疆等特定议题。这既是对“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深入贯彻，也是通过大量数据和客观事实来向国际社会澄清谬误、还原真相。
特定群体类白皮书有9部。妇女、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罪犯等基于身心状况或社会文化身份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特定群体，其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也最需要特别措施来减少和消除因歧视造成的损害，使其获得实质平等的发展机会。其中，妇女人权类白皮书有4部，分别于1994年、2005年、2015年、2019年发布。它们用事实和数据表明妇女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凸显和重视，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去除“性别歧视”和实现“男女平等”，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在确认和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已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
民族边疆类白皮书有29部。关涉西藏的白皮书有14部，关涉新疆的白皮书有12部，关涉民族政策的白皮书有3部，其以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为主线，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藏、新疆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关于民族平等、民主、宗教、文化、反恐、劳动就业等人权发展和规划。这既是在做“加法”，即通过物质性成就和精神自信，增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平等对话的能力，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贡献历史和思想资源；也是在做“减法”，回应和反击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民族边疆地区别有用心的攻击，进而向世界阐明事实和真相，充分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和能力。
二、人权白皮书30年的话语实践
白皮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是传播人权知识、宣传人权理念的重要载体，其主要特点展现为三个层次：(1)语言描述的客观化，“以我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白皮书的内容主要以数据、图表、事例等进行历史对比描述，着重于清楚呈现人权发展的过程。(2)表达方式的生活化，即从抽象的理性思维转向具体的日常实践生活。一提到白皮书中的某些概念，就能与实践层面的具体事例联系起来，比如“免于贫困的权利”就与日常生活中的“扶贫减贫行动”相关联。(3)人权话语的体系化，白皮书发布30年来，我们对人权理论与实践的描述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比较系统、科学的知识内容，构成了一个从概念到日常实践，再到抽象认识的逻辑自洽的人权话语体系。人权白皮书在编写的结构体例上采用混合模式、“五位一体”模式、权利清单等不同模式，在话语描述上“以具体生动的、鲜活的人权取代了抽象的、空洞的人权”。主要表现为：白皮书的标题设置和顺序、特定词语的重复出现、关注社会需求的新议题、凸显人权法治保障。
(一)细化生存权、发展权内容
生存权和发展权总是位于各部人权白皮书之首，这体现了中国一直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的理念。但是在白皮书的具体表述上，则有些许变化：1991年的表述是“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1995年、1996年、1998年、2003年、2004年、2009年均使用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2000年使用的是“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改善”，2012年在目录中没有明确写明，而是内含于“经济建设中的人权保障”这一标题。2013年和2014年则直接把“发展权利”列于首位。2019年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作为核心命题纳入人权理论框架中，2021年则指出其构建起了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密码”。此外，该标题项下的“关键词”在不同的阶段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涉及温饱问题、人均寿命、改善生存条件，逐步增加了扶贫工作、消费结构、住房条件和环境、医疗健康、社会救助、劳动者就业、环境权利和邮电通信等关键词。这一特定话语经历了从单独表述生存权，到生存权与发展权并列，再到单独列明发展权利，以及最后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人权理论核心的过程，从而表明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自主发展和实践：首先，白皮书文本的排序并没有严格按照西方的相关理论，而是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并在尊重且参照国际人权条约普遍精神的前提下，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争取“像人一样生活的权利”进行了艰苦斗争，这正是生存权的最好例证和真实写照。其次，生存权、发展权话语的并列也意味着我国已经实现了从免于贫困的权利这一起码要求，转变到全面小康的进阶要求，再到追求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的跨越式发展。生存权中的“生存”既是物质文化层面呈现升级态势的“硬需求”，也包括围绕“生存”有关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平等、法治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求”。最后，白皮书所阐释的发展权话语，则是将生存权、生命权、自由、平等、尊严等纳入“人”的发展这一本质之下，强调新时代的发展权是人的全面发展，“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权是生存权的高级形态，二者统一于发展，依存于发展。”。
(二)社会权利的充分表达
社会权利是平等价值、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与公民政治权利相互依存，并具有相同价值。30年来，人权白皮书中有关“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居住权”“医疗健康”等关键词在文本中重复出现，这不仅是社会权的核心内容，还呈现出我国人权事业“关注和保障民生”的实践智慧。
《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将“劳动者权利的保障”和“受教育权”单独作为一个标题，分别位于第四、第五顺序。而之后的白皮书，则是将“受教育权”和“劳动权”整合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一标题下，作为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则表达了国家对通过劳动获得财产维持生存、通过教育实现自由发展这一方式的保障和肯定。《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在目录中单独将“社会保障权利”列为一个标题。社会保障权利的顺序变化，不仅是我国民生建设在人权保障领域的集中体现，更是将人权保障制度化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住房和居住条件”“医疗健康”“环境权”也是历年白皮书重点提及的语词。比如2003年、2004年、2020年的人权白皮书，鉴于当时的疫情影响，“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便成为这几部白皮书的核心表述内容。此外，“文化”一词在每部白皮书文本中均有出现，“社会保障”一词的出现频率也有所增加。可以看出，白皮书对社会权的表述是具体而开放的，每年的白皮书内容都会有所变化，有所侧重。这些事实与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社会权利方面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并根据“人”的现实需求进一步细化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从而将普遍性的人权概念内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念，在实践中习得反映中国现实的民生话语。这也有力地挑战了西方国家的传统理论，并为帮助其他国家摆脱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方案。
(三)关注社会需求的新议题
白皮书作为传播人权知识的重要载体，其话语表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积极关注和回应人权保障新议题。这些新议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民众需求相适应，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权利话语。
《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多次提到了“贫困”，并在《1995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部分提到了“扶贫”一词。自此，每年的白皮书中，扶贫话语都占据较大篇幅，体现了政府对民众“生存权和发展权”“免于贫困的权利”的重点行动和实践探索。2016年单独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重申了“减贫是涉及以人性尊严为价值基础的社会秩序构建的问题”。2021年《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采取了如下表述：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立足于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勾勒出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以“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国家目标，将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权利赋予”迈向“权利实现”。比如在《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第一次将“环境权”“言论自由权利”单列为一节：就“环境权”而言，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获得了一如既往的重视，还着重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保责任，明确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和环保义务；而对“言论自由权利”来说，其明确指出“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这不仅突出了在互联网背景下“言论自由”是我国人权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还深刻蕴含了对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等权利的保护。《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单列出“公正审判权”，并用司法公正、司法透明度、非法证据排除、司法体制改革、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等词语来表述“公正审判权”的核心要义。而“公正审判权”一词也在2017年《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得到延伸。这两份白皮书意味着，在司法工作中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以及将人权保障纳入法治化轨道。2019年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再次明确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针对2019年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表达了中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首要位置，平衡好当下公共卫生、依法防疫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并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因此，白皮书为回应社会需求而提出的新议题，意味着以发展的眼光来对人权概念进行解释和评判，这不仅能有效适应时代发展，还能与不同文化的国际受众者产生共鸣，减少西方学者的负面评价。
(四)凸显人权法治保障
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人权的法治精神长期浸润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进程中，这无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深层次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精神，而这一价值在历年的白皮书中尤为凸显。“人权法治保障”包含了人权与法律法规政策之间的关系。人权是白皮书表达和传递的重要精神价值，具有普遍性，但人权还应与国内的公法、私法等规则相衔接，不断与实在法体系相融合，才能将人权具体落实。历年白皮书中“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的具体表述，来源于“人权入宪”对人权法律关系的形塑，以及人权是政治话语和规范制度话语的统一。这不仅扩充了人权与法治的关联，即“人权是法治的根本价值，法治是人权的实现之道”；还通过法律促使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进而试图创建一个以人权为核心的法治社会。其中，在历年白皮书中重点提及的是“人权司法保障”。人权与司法的关系在白皮书中的表述从最初的“在司法活动中保护人权”，到“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再到“人权的司法保障”，最后定位于“人权司法保障”。这一话语表述的变化展现了两方面的内容：(1)这不仅是将抽象的人权落实到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中，还使其成为合乎宪法原则、可诉诸司法途径保障的实证权利。(2)人权逐步转化为民事、刑事、行政等领域的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这表明“人权的法律治理为人权的有效实现构筑起最为可靠的规范、确认、运行和救济体系”。“人权司法保障”的关键词之一是“保障”，这意味着既要通过司法保障实体权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要在司法中保障程序权利，尊重公民的正当程序请求权。而这里的另一个关键词“司法”，也不局限于诉讼程序，还包括司法制度、司法规则、司法技术、司法理念等。
三、人权白皮书30年的社会文化功能
30年来，人权白皮书不仅有效回应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歪曲和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白皮书文本本身的客观真实，以及与之相应的正确理解和诠释，使得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自我塑造”有了政府文献基础。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国际人权交流、对话与合作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人权白皮书具有知识传递的作用，其文本内容涉及对传统历史的回顾，对当下现实的关照，以及对未来人权事业的描绘。由此，白皮书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功能具有主体、内容、手段三方面的价值，并释放了多元文化创新的潜在能量。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主体认同功能
人权白皮书30年的发布历程表明，无论国际社会的压力是增是减，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始终强劲，其关键在于肯定了“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展现了“人人参与人权事业”，进而将抽象的“人”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的人。
1.肯定“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
历年白皮书将抽象的“人”的概念具体描述为：“人民”“劳动者”“特定群体”等，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与发展，摆脱了传统的身份约束和社会偏见。正是这些具象化的词汇，才使得抽象意义的“人”不再是一个空洞、笼统、缺乏明确性的概念，真正肯定了“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人民”一词在白皮书中重复出现，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以及“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核心命题的回应。尤其是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首先，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这既是确证人的主体地位与人格价值，又旨在通过对特定群体的保护来实现公平正义。而要维护和巩固“人民”这个集合体，不仅需要人们之间相互协调与合作，而且需要基于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所形成的共同意愿。其次，“人民”是个体的集合存在，其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由生产和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真正成为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由此，“人民”一词就具有了“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双重属性，即人都有确立其主体地位和主体诉求的可行能力，以及个体的自由发展仍需依赖国家力量的帮助和支持。
此外，白皮书对“劳动者”的阐述较多，劳动者权益保障一直以来都是人权白皮书的重要内容。《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及：“我国保障劳动者各项基本权利”。2020年发布的《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提出：“保障劳动权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就是保障人权”。人权白皮书多次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这不仅肯定了个人以“劳动创造财富”的方式实现自我生存，还确定了国家应当帮助劳动者维持其生存的权利，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外，白皮书还着重介绍了中国政府在推进“妇女、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定群体人权保障上所取得的成效，其话语表达蕴含从“物质帮扶”到“独立自主”，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等，既体现出在“慈恩”模式下对特定群体的“帮助、救助、扶助”，确保其获得适当食物、居住、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也强调在“人权”模式下“赋能、共融、发展正义”的平等与社会构建。这就促使其潜在的能力与精神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并破除了因生理因素或社会因素而导致的在同等条件下被无理忽视或权利被损害的情况，进而肯定“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落实“人人平等”的人权原则。
2.展现“人人参与人权事业”
人权白皮书的话语阐述不仅将人权与具体的“每个人”相连，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全民“人权事业参与者”的身份，即民众的人权意识和人权观念得到极大提升，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表现出“人权事业参与者”的能力和素质。在白皮书的不断介绍与宣传之下，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官方、学界、民间三方主体合力的人权事业参与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全民都是“人权事业参与者”。其一，每部白皮书在前言中都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人权事业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并强调要加强党对人权法治保障的领导。这表明党政领导的官方话语是权威性话语，其首要作用在于从实践中提炼出概念，引领人权话语，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其二，自2000年白皮书提出“人权教育”一词后，人权教育在各大高校、中小学迅速展开，并侧重于从“人权常识”“人权理论”“人权价值观”三个方面来进行。通过学习人权常识、研究人权理论和制度规范，最终形成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要力量的知识性话语。不仅完善了人权理论知识和话语体系，还为党政机关提供了知识增量与实践智慧。其三，人权白皮书的具体内容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易在民间形成朴素性的大众话语。通过白皮书的客观真实描述，民众可以依据自身的朴素感受及经验性接触，对当代人权现象和人权实践表达意见，以共同的经验事实逐步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民生话语，从而与官方话语、学界话语形成“三维立体”关系。和多维视角，彼此相互认同和巩固。
(二)观念培育功能
观念的功能不同于理念，其主要关涉文本是如何建构人权话语体系，民众是如何认识、了解人权的。“人权概念是人权话语的载体，人权话语是对人权概念的阐释。”人权白皮书30年发布历程既是对人权概念的阐释过程，也是人权话语体系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肯定了“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还为民众提供了一条“如何看待其自身，如何认识人权”的路径。
1.丰富人权思想的话语供给
通过人权白皮书30年的话语表达，我国已经提炼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人民美好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以人民为中心”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核心话语命题。2019年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在前言部分和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新中国70年人权事业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并以7个核心基本点作为支撑，而这7个核心基本点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的话语表达。当然，仅有这7个基本点的抽象表述是不够的，于是白皮书在下面的内容中将这7个基本目标再次分解，并因循“人权发展战略规划、具体权利设置规定、人权实施机制、国际人权参与合作”的路径。20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业绩，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了更好保障。由此，构建起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理念，以及开辟了人类人权文明的新天地。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能动和交互意义上，积极助力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通过人权白皮书的表述所塑造的这套人权话语体系，内含了从消极回应到主动争取，从概念阐述到理念建构，从抽象的原则到具体的实践转变过程，使得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再是一个平面的、生硬的表达，而是自主的、创造性的立体式表达。从人权话语到人权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将人权论证理论从超验人权观、先验人权观两种范式扩展到经验人权观三种范式。丰富了人权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注重对人之尊严与自由的充分保障。
2.传播人权知识的有效路径
通过人权白皮书30年展示的关键词表明，中国取得的物质性成就与精神自信使中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社会平等对话的资格，其丰厚的历史和思想资源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了理论增量和实践指南。“人权进步是自我解放的问题，而不是外部施压的问题。”这种实践智慧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与国际人权规范形成互补，具有社会价值的正当性，呈现出人权的社会演进与本土化发展，形塑了新时代人权观念的主体性意识。
而人权白皮书作为政府传播人权知识的有效路径，有利于跨文化人权的交流与碰撞。一般而言，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中涉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知识，体现在日常的整体生活方式之中，是在社会环境中熏陶而成的根深蒂固的内容，很难在短时间内流动传播。但是人权白皮书给予了人权知识传播的机会，民众通过人权白皮书，可以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培育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意识和能力。由此，人权白皮书30年的连贯性发布提供了一条传递人权知识、生成人权观念的有效路径，即：兼具个体性与集合性的“每个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界分自己的利益范围，如何平衡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同时也反映出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具有主动言说人权、发展人权事业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在人权价值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要素，以解决中国最突出的现实问题为基本目标；在人权实施上，主张政府主导、社会推动与个人行动并举，挖掘本土资源与吸收联合国优秀经验并蓄；在人权方式上，始终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采用互动平衡与精准施策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勾勒出自主性的人权发展意境。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在人权道路、人权内容、人权理论创新机制和人权治理等方面皆取得了重大创新发展。
(三)交流媒介功能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个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权利，其以国家和社会的保障责任为前提。由此，通过白皮书可以促进个人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发展。
1.宣传国民关系的多重定位
“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建构性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人权实践形成的。”从1991年第一部人权白皮书发布，到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再到“人权法治保障”的确立，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发展新思想。这一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人权理论，国家对民众从“掠夺之手”转向“帮助之手”，使得人权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人民性”特征，其关键在于保护人民，防范政府的某种行为或不作为所带来的后果。
国家对公民的人权保障可以体现为三种义务，而这三种义务在人权白皮书中均有所体现：第一种是国家对公民的消极尊重义务，公民由此获得了排除国家侵犯的消极地位。在白皮书中有很多关于禁止性规范的表述，比如“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禁止法外设权，违法用权”等，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权保障。第二种是国家对公民的积极给付义务，这主要是指国家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使得个人能够更充分地享有和行使其权利。这一义务在历年白皮书中着重体现在教育、医疗、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就业等民生词汇中，进而使得国家从不惊扰个人权利生活的守夜人变成了回应公民请求的奉事者。第三种是国家对公民的积极保护义务，相较于消极尊重义务而言，积极保护义务主要指涉的是非国家行为或“第三方”对权利的侵害。比如，2005年和2015年发布的两部关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为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通过历年的白皮书可见，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从传统的防止国家侵犯人权，逐步演变为国家直接向个人提供实现人权的便利条件，从而积极消除人权实现的障碍。白皮书中占据较大篇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最终指向国家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促使公民与国家保持稳定的双向互动关系。
2.强化国际关系的话语资源
《世界人权宣言》深刻改变了国际视野和国际关系，它确立的精神散布于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及其他宣言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文化、民族都与人权联系在一起。正如学者所言：“它并非是一个充斥着西方自然法理论与基督教传统的普世价值标准，它的实现既依赖于全世界人民基于理性和良心承担起对自由和尊严、权利平等的义务，以及根据社会历史环境所作的经验性解释。”从历年白皮书的内容来看，每部白皮书在最后都会表明中国人权发展与国际人权事业的关系，从1991年“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到2019年“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再到2021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其内容表述不仅折射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将人权事业发展的中国经验主动在国际社会进行分享与交流，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体表述为四个发展轨迹。
第一，人权白皮书作为交流的纽带，并不是在追随西方人权议题，也不再是政策性的宣传口号，而是通过“行为示范、规则发展和理念引导”等实践来分享中国方案，具有真实性、可感知性。
第二，白皮书的发布不仅立足于现实国情，同时也考虑受众者的习惯与文化，并灵活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极大优化了人权交流的内容与效率。
第三，人权白皮书中数据和事例的增减变化，内容篇幅的增多，自主性议题的展开，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家与民众、国家与国家双向互动的结果，也会尊重和借鉴国际社会的优秀经验，扩展中国人权事业的内容和进程。
第四，如果说之前的白皮书着重于关注特定议题，那么现在的白皮书则表现出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兼具“广度”与“深度”，不仅注重“代表性影响”，也竭力提升“实质性影响”。通过白皮书所传递的事实与经验，能够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主动提出议题，并就某项议题提出决议草案以供讨论，或对会议主题表达政府立场。
尽管国家行为会受到国际规范、政治现实和权力因素的影响，但人权白皮书作为增强国际对话协作的纽带，既有普遍性的视角，也有特殊性的层面，其目标都是在坚持主权平等、自主发展的联合国基本原则下，传播人权理念、发展国际人权规则，改变西方国家压制、忽视、甚至否定非西方国家人权理论和实践自主性的态度。国家间文化差异并不会广泛到足以质疑整个人权事业。正如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哲学委员会所言：“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共识，并不会导致人权共识的达成。相反，人权共识所依赖的理念并非是推断的抽象结果，而是实践的结果，是在指引行为的一整套信念上达成一致。”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同时，“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人权白皮书30年的发布历程展示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将西方社会的传统理论知识，转变为以现实需求、历史、国情、文化等地方性要素为主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中国理论，挑战了西方的人权话语霸权。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激烈复杂的国际人权斗争形势，我们还要通过人权白皮书加快建构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人权之声。一方面，人权白皮书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注重从制度优势、文化特色、发展战略等角度来建构。另一方面，要通过对话、辩驳来不断吸收世界各国人权观念中的合理资源，提升人权白皮书的价值共识和可通约性，促使其在国际秩序中继续发扬行为示范、规范发展和理念引导功能，以此提升国际话语权。
（张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Abstract：2021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Textual sorting and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white papers over the years can help discover how China’s expression of“human rights”demonstrates its endogenous power and sense of autonomy in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As a discourse practice，the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gradually refines th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expands and expresses social rights，responds to the real needs of society，and highlight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The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is the official text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rights，as it proceeds from a“practical”perspectiv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subject identity，concept cultivation，and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unleash the potential power of multiculturalism，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Keywords：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Discourse Analysis；Discourse Practice；Sociocultur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郭晓明)
关键词：人权白皮书 话语分析 话语实践 社会文化功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全面发展，并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但一直以来，西方的部分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无视我国在人权保障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对中国的人权发展存在偏见，甚至企图歪曲事实，搞人权“双重标准”。为阐明事实，表达立场，中国政府于1991年发布了第一部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自此白皮书逐渐成为全面反映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历程和阶段性成就的重要载体。
纵观30年的人权白皮书文本，我们不仅可以通览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客观事实，更能深入发现我国人权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人权事业提供新的思想素材。过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白皮书的政治功能和宣传功能例如，但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国际人权交流、对话与合作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人权白皮书实际上具有“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作用。由此，本文立足于社会文化层面，通过对中国政府发布的人权白皮书进行文本梳理，着重从“话语”角度去解析中国人权事业30年从被动回应到自主建构的发展过程，旨在发现中国如何用“话语”去表达“人权”，彰显人权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社会文化功能。
一、人权白皮书30年的文本梳理
人权白皮书已连续发布30年，其作为一种人权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呈现出从抽象理论向具体实践转变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将中国的人权理念和价值观通过一定的规范话语，并辅之以“讲故事，摆事实”的方式来予以表达；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文本生产者的中国政府在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下，对人权实践经验的摸索和总结。截止到2021年8月，中国政府已经累计发布白皮书143部，其中带有“人权”字样标题的白皮书24部。从发布历程看，人权白皮书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程展开。在具体内容上，人权白皮书的主题广泛且重点突出，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人权实践经验，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概念、新素材。
(一)人权白皮书的发布历程
人权白皮书30年的发布历程，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1991—2004年)：这一阶段的内容主要涉及年度人权状况、罪犯人权、妇女儿童人权、宗教信仰自由、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劳动与社保、农村扶贫、西藏人权状况等。尤其是1991年第一部人权白皮书作为“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全面开启了记录中国人权事业建设的新篇章，中国的人权理念和人权价值观由此系统展开。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族边疆存在偏见和误解，白皮书也成为澄清谬误，展现西藏、新疆等民族边疆人权实况的重要窗口。
推进阶段(2004—2012年)：自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白皮书的内容从例行的年度状况扩展到人权法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状况、社会劳动保障等领域。尤其是自2005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以来，人权发展始终内嵌于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中，促使人权保障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同时，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就业状况等具体人权在这一时期也成为白皮书的焦点议题，其体现出国家对“劳动者”个人的尊重和保护。
多元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权白皮书的议题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围绕人权法治、发展权、环境保护、扶贫减贫、特定群体人权、气候变迁、民族边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体问题展开。
30年来，人权白皮书的发布数量逐渐增多，其以真实数据和客观事实清楚展现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政策理论与发展实践，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特定群体权利、人权法治等理论落在白皮书的字里行间，促使人权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联的意境下被感知、被认可，从而打破西方传统理论中缺乏现实合理性的人权概念。
(二)人权白皮书的核心议题
从人权白皮书的主题上看，其所涉内容广泛，表现为多主题、多领域、多元化，并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扩展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深刻看到政治和文化要素对于人类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和整体性的意义，也体现出国家在人权保障上全面、主动地担当作为。由此，人权白皮书的核心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综合总结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类。
第一类是综合总结类人权白皮书，主要为跨年度白皮书和年度白皮书。作为1991年第一部人权白皮书的延续与拓展，中国政府1994年、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2004年、2009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发布人权白皮书，分别系统介绍了当年的人权保护状况；并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发布了总结性白皮书，如2000年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50年》，2018年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2019年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以及2021年发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尤其是20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更高水平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决心和行动。这些白皮书是在不同阶段，从多个侧面、多维角度，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
第二类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类白皮书。人权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也只有通过不断完善与人权相关的民主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法律制度和其他制度，民众的公正审判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才能真正落到实处。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首次专门阐述“尊重和保障人权”。2008年《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提出“以宪法为根据，保障人权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2年《中国的司法改革》两部白皮书，详细介绍了维护司法公正与加强人权保障的关系，强调“加强人权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2016年《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宣布“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2017年《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提出“全方位提升人权保障法治化水平”，并将人权保障贯穿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这就使得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高度融合，为人权与法治的联结奠定了政府文献基础。
第三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类白皮书。其内容涉及发展权、扶贫减贫、社会劳动保障、健康状况、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食品药品、粮食安全等主题，这些主题关乎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致力于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从2016年发布《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到2021年《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从救济式扶贫到开放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扶贫入户，中国是如何走出一条独特的“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减贫道路，并实现从人权角度解决贫困问题。2016年《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再次重申了“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并将抽象的发展权理论分解为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绿色、共同发展的目标。
(三)人权白皮书的特定议题
除了核心议题之外，人权白皮书还涉及特定群体、民族边疆等特定议题。这既是对“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深入贯彻，也是通过大量数据和客观事实来向国际社会澄清谬误、还原真相。
特定群体类白皮书有9部。妇女、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罪犯等基于身心状况或社会文化身份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特定群体，其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也最需要特别措施来减少和消除因歧视造成的损害，使其获得实质平等的发展机会。其中，妇女人权类白皮书有4部，分别于1994年、2005年、2015年、2019年发布。它们用事实和数据表明妇女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凸显和重视，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去除“性别歧视”和实现“男女平等”，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在确认和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已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
民族边疆类白皮书有29部。关涉西藏的白皮书有14部，关涉新疆的白皮书有12部，关涉民族政策的白皮书有3部，其以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为主线，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藏、新疆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关于民族平等、民主、宗教、文化、反恐、劳动就业等人权发展和规划。这既是在做“加法”，即通过物质性成就和精神自信，增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平等对话的能力，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贡献历史和思想资源；也是在做“减法”，回应和反击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民族边疆地区别有用心的攻击，进而向世界阐明事实和真相，充分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和能力。
二、人权白皮书30年的话语实践
白皮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是传播人权知识、宣传人权理念的重要载体，其主要特点展现为三个层次：(1)语言描述的客观化，“以我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白皮书的内容主要以数据、图表、事例等进行历史对比描述，着重于清楚呈现人权发展的过程。(2)表达方式的生活化，即从抽象的理性思维转向具体的日常实践生活。一提到白皮书中的某些概念，就能与实践层面的具体事例联系起来，比如“免于贫困的权利”就与日常生活中的“扶贫减贫行动”相关联。(3)人权话语的体系化，白皮书发布30年来，我们对人权理论与实践的描述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比较系统、科学的知识内容，构成了一个从概念到日常实践，再到抽象认识的逻辑自洽的人权话语体系。人权白皮书在编写的结构体例上采用混合模式、“五位一体”模式、权利清单等不同模式，在话语描述上“以具体生动的、鲜活的人权取代了抽象的、空洞的人权”。主要表现为：白皮书的标题设置和顺序、特定词语的重复出现、关注社会需求的新议题、凸显人权法治保障。
(一)细化生存权、发展权内容
生存权和发展权总是位于各部人权白皮书之首，这体现了中国一直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的理念。但是在白皮书的具体表述上，则有些许变化：1991年的表述是“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1995年、1996年、1998年、2003年、2004年、2009年均使用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2000年使用的是“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改善”，2012年在目录中没有明确写明，而是内含于“经济建设中的人权保障”这一标题。2013年和2014年则直接把“发展权利”列于首位。2019年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作为核心命题纳入人权理论框架中，2021年则指出其构建起了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密码”。此外，该标题项下的“关键词”在不同的阶段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涉及温饱问题、人均寿命、改善生存条件，逐步增加了扶贫工作、消费结构、住房条件和环境、医疗健康、社会救助、劳动者就业、环境权利和邮电通信等关键词。这一特定话语经历了从单独表述生存权，到生存权与发展权并列，再到单独列明发展权利，以及最后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人权理论核心的过程，从而表明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自主发展和实践：首先，白皮书文本的排序并没有严格按照西方的相关理论，而是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并在尊重且参照国际人权条约普遍精神的前提下，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争取“像人一样生活的权利”进行了艰苦斗争，这正是生存权的最好例证和真实写照。其次，生存权、发展权话语的并列也意味着我国已经实现了从免于贫困的权利这一起码要求，转变到全面小康的进阶要求，再到追求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的跨越式发展。生存权中的“生存”既是物质文化层面呈现升级态势的“硬需求”，也包括围绕“生存”有关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平等、法治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求”。最后，白皮书所阐释的发展权话语，则是将生存权、生命权、自由、平等、尊严等纳入“人”的发展这一本质之下，强调新时代的发展权是人的全面发展，“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权是生存权的高级形态，二者统一于发展，依存于发展。”。
(二)社会权利的充分表达
社会权利是平等价值、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与公民政治权利相互依存，并具有相同价值。30年来，人权白皮书中有关“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居住权”“医疗健康”等关键词在文本中重复出现，这不仅是社会权的核心内容，还呈现出我国人权事业“关注和保障民生”的实践智慧。
《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将“劳动者权利的保障”和“受教育权”单独作为一个标题，分别位于第四、第五顺序。而之后的白皮书，则是将“受教育权”和“劳动权”整合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一标题下，作为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则表达了国家对通过劳动获得财产维持生存、通过教育实现自由发展这一方式的保障和肯定。《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在目录中单独将“社会保障权利”列为一个标题。社会保障权利的顺序变化，不仅是我国民生建设在人权保障领域的集中体现，更是将人权保障制度化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住房和居住条件”“医疗健康”“环境权”也是历年白皮书重点提及的语词。比如2003年、2004年、2020年的人权白皮书，鉴于当时的疫情影响，“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便成为这几部白皮书的核心表述内容。此外，“文化”一词在每部白皮书文本中均有出现，“社会保障”一词的出现频率也有所增加。可以看出，白皮书对社会权的表述是具体而开放的，每年的白皮书内容都会有所变化，有所侧重。这些事实与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社会权利方面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并根据“人”的现实需求进一步细化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从而将普遍性的人权概念内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念，在实践中习得反映中国现实的民生话语。这也有力地挑战了西方国家的传统理论，并为帮助其他国家摆脱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方案。
(三)关注社会需求的新议题
白皮书作为传播人权知识的重要载体，其话语表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积极关注和回应人权保障新议题。这些新议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民众需求相适应，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权利话语。
《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多次提到了“贫困”，并在《1995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部分提到了“扶贫”一词。自此，每年的白皮书中，扶贫话语都占据较大篇幅，体现了政府对民众“生存权和发展权”“免于贫困的权利”的重点行动和实践探索。2016年单独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重申了“减贫是涉及以人性尊严为价值基础的社会秩序构建的问题”。2021年《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采取了如下表述：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立足于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勾勒出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以“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国家目标，将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权利赋予”迈向“权利实现”。比如在《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第一次将“环境权”“言论自由权利”单列为一节：就“环境权”而言，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获得了一如既往的重视，还着重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保责任，明确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和环保义务；而对“言论自由权利”来说，其明确指出“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这不仅突出了在互联网背景下“言论自由”是我国人权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还深刻蕴含了对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等权利的保护。《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单列出“公正审判权”，并用司法公正、司法透明度、非法证据排除、司法体制改革、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等词语来表述“公正审判权”的核心要义。而“公正审判权”一词也在2017年《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得到延伸。这两份白皮书意味着，在司法工作中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以及将人权保障纳入法治化轨道。2019年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再次明确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针对2019年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表达了中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首要位置，平衡好当下公共卫生、依法防疫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并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因此，白皮书为回应社会需求而提出的新议题，意味着以发展的眼光来对人权概念进行解释和评判，这不仅能有效适应时代发展，还能与不同文化的国际受众者产生共鸣，减少西方学者的负面评价。
(四)凸显人权法治保障
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人权的法治精神长期浸润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进程中，这无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深层次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精神，而这一价值在历年的白皮书中尤为凸显。“人权法治保障”包含了人权与法律法规政策之间的关系。人权是白皮书表达和传递的重要精神价值，具有普遍性，但人权还应与国内的公法、私法等规则相衔接，不断与实在法体系相融合，才能将人权具体落实。历年白皮书中“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的具体表述，来源于“人权入宪”对人权法律关系的形塑，以及人权是政治话语和规范制度话语的统一。这不仅扩充了人权与法治的关联，即“人权是法治的根本价值，法治是人权的实现之道”；还通过法律促使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进而试图创建一个以人权为核心的法治社会。其中，在历年白皮书中重点提及的是“人权司法保障”。人权与司法的关系在白皮书中的表述从最初的“在司法活动中保护人权”，到“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再到“人权的司法保障”，最后定位于“人权司法保障”。这一话语表述的变化展现了两方面的内容：(1)这不仅是将抽象的人权落实到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中，还使其成为合乎宪法原则、可诉诸司法途径保障的实证权利。(2)人权逐步转化为民事、刑事、行政等领域的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这表明“人权的法律治理为人权的有效实现构筑起最为可靠的规范、确认、运行和救济体系”。“人权司法保障”的关键词之一是“保障”，这意味着既要通过司法保障实体权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要在司法中保障程序权利，尊重公民的正当程序请求权。而这里的另一个关键词“司法”，也不局限于诉讼程序，还包括司法制度、司法规则、司法技术、司法理念等。
三、人权白皮书30年的社会文化功能
30年来，人权白皮书不仅有效回应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歪曲和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白皮书文本本身的客观真实，以及与之相应的正确理解和诠释，使得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自我塑造”有了政府文献基础。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国际人权交流、对话与合作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人权白皮书具有知识传递的作用，其文本内容涉及对传统历史的回顾，对当下现实的关照，以及对未来人权事业的描绘。由此，白皮书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功能具有主体、内容、手段三方面的价值，并释放了多元文化创新的潜在能量。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主体认同功能
人权白皮书30年的发布历程表明，无论国际社会的压力是增是减，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始终强劲，其关键在于肯定了“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展现了“人人参与人权事业”，进而将抽象的“人”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的人。
1.肯定“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
历年白皮书将抽象的“人”的概念具体描述为：“人民”“劳动者”“特定群体”等，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与发展，摆脱了传统的身份约束和社会偏见。正是这些具象化的词汇，才使得抽象意义的“人”不再是一个空洞、笼统、缺乏明确性的概念，真正肯定了“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人民”一词在白皮书中重复出现，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以及“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核心命题的回应。尤其是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首先，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这既是确证人的主体地位与人格价值，又旨在通过对特定群体的保护来实现公平正义。而要维护和巩固“人民”这个集合体，不仅需要人们之间相互协调与合作，而且需要基于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所形成的共同意愿。其次，“人民”是个体的集合存在，其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由生产和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真正成为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由此，“人民”一词就具有了“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双重属性，即人都有确立其主体地位和主体诉求的可行能力，以及个体的自由发展仍需依赖国家力量的帮助和支持。
此外，白皮书对“劳动者”的阐述较多，劳动者权益保障一直以来都是人权白皮书的重要内容。《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及：“我国保障劳动者各项基本权利”。2020年发布的《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提出：“保障劳动权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就是保障人权”。人权白皮书多次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这不仅肯定了个人以“劳动创造财富”的方式实现自我生存，还确定了国家应当帮助劳动者维持其生存的权利，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外，白皮书还着重介绍了中国政府在推进“妇女、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定群体人权保障上所取得的成效，其话语表达蕴含从“物质帮扶”到“独立自主”，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等，既体现出在“慈恩”模式下对特定群体的“帮助、救助、扶助”，确保其获得适当食物、居住、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也强调在“人权”模式下“赋能、共融、发展正义”的平等与社会构建。这就促使其潜在的能力与精神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并破除了因生理因素或社会因素而导致的在同等条件下被无理忽视或权利被损害的情况，进而肯定“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落实“人人平等”的人权原则。
2.展现“人人参与人权事业”
人权白皮书的话语阐述不仅将人权与具体的“每个人”相连，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全民“人权事业参与者”的身份，即民众的人权意识和人权观念得到极大提升，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表现出“人权事业参与者”的能力和素质。在白皮书的不断介绍与宣传之下，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官方、学界、民间三方主体合力的人权事业参与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全民都是“人权事业参与者”。其一，每部白皮书在前言中都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人权事业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并强调要加强党对人权法治保障的领导。这表明党政领导的官方话语是权威性话语，其首要作用在于从实践中提炼出概念，引领人权话语，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其二，自2000年白皮书提出“人权教育”一词后，人权教育在各大高校、中小学迅速展开，并侧重于从“人权常识”“人权理论”“人权价值观”三个方面来进行。通过学习人权常识、研究人权理论和制度规范，最终形成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要力量的知识性话语。不仅完善了人权理论知识和话语体系，还为党政机关提供了知识增量与实践智慧。其三，人权白皮书的具体内容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易在民间形成朴素性的大众话语。通过白皮书的客观真实描述，民众可以依据自身的朴素感受及经验性接触，对当代人权现象和人权实践表达意见，以共同的经验事实逐步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民生话语，从而与官方话语、学界话语形成“三维立体”关系。和多维视角，彼此相互认同和巩固。
(二)观念培育功能
观念的功能不同于理念，其主要关涉文本是如何建构人权话语体系，民众是如何认识、了解人权的。“人权概念是人权话语的载体，人权话语是对人权概念的阐释。”人权白皮书30年发布历程既是对人权概念的阐释过程，也是人权话语体系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肯定了“人人平等”的主体诉求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还为民众提供了一条“如何看待其自身，如何认识人权”的路径。
1.丰富人权思想的话语供给
通过人权白皮书30年的话语表达，我国已经提炼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人民美好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以人民为中心”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核心话语命题。2019年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在前言部分和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新中国70年人权事业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并以7个核心基本点作为支撑，而这7个核心基本点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的话语表达。当然，仅有这7个基本点的抽象表述是不够的，于是白皮书在下面的内容中将这7个基本目标再次分解，并因循“人权发展战略规划、具体权利设置规定、人权实施机制、国际人权参与合作”的路径。20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业绩，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了更好保障。由此，构建起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理念，以及开辟了人类人权文明的新天地。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能动和交互意义上，积极助力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通过人权白皮书的表述所塑造的这套人权话语体系，内含了从消极回应到主动争取，从概念阐述到理念建构，从抽象的原则到具体的实践转变过程，使得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再是一个平面的、生硬的表达，而是自主的、创造性的立体式表达。从人权话语到人权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将人权论证理论从超验人权观、先验人权观两种范式扩展到经验人权观三种范式。丰富了人权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注重对人之尊严与自由的充分保障。
2.传播人权知识的有效路径
通过人权白皮书30年展示的关键词表明，中国取得的物质性成就与精神自信使中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社会平等对话的资格，其丰厚的历史和思想资源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了理论增量和实践指南。“人权进步是自我解放的问题，而不是外部施压的问题。”这种实践智慧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与国际人权规范形成互补，具有社会价值的正当性，呈现出人权的社会演进与本土化发展，形塑了新时代人权观念的主体性意识。
而人权白皮书作为政府传播人权知识的有效路径，有利于跨文化人权的交流与碰撞。一般而言，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中涉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知识，体现在日常的整体生活方式之中，是在社会环境中熏陶而成的根深蒂固的内容，很难在短时间内流动传播。但是人权白皮书给予了人权知识传播的机会，民众通过人权白皮书，可以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培育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意识和能力。由此，人权白皮书30年的连贯性发布提供了一条传递人权知识、生成人权观念的有效路径，即：兼具个体性与集合性的“每个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界分自己的利益范围，如何平衡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同时也反映出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具有主动言说人权、发展人权事业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在人权价值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要素，以解决中国最突出的现实问题为基本目标；在人权实施上，主张政府主导、社会推动与个人行动并举，挖掘本土资源与吸收联合国优秀经验并蓄；在人权方式上，始终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采用互动平衡与精准施策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勾勒出自主性的人权发展意境。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在人权道路、人权内容、人权理论创新机制和人权治理等方面皆取得了重大创新发展。
(三)交流媒介功能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个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权利，其以国家和社会的保障责任为前提。由此，通过白皮书可以促进个人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发展。
1.宣传国民关系的多重定位
“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建构性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人权实践形成的。”从1991年第一部人权白皮书发布，到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再到“人权法治保障”的确立，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发展新思想。这一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人权理论，国家对民众从“掠夺之手”转向“帮助之手”，使得人权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人民性”特征，其关键在于保护人民，防范政府的某种行为或不作为所带来的后果。
国家对公民的人权保障可以体现为三种义务，而这三种义务在人权白皮书中均有所体现：第一种是国家对公民的消极尊重义务，公民由此获得了排除国家侵犯的消极地位。在白皮书中有很多关于禁止性规范的表述，比如“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禁止法外设权，违法用权”等，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权保障。第二种是国家对公民的积极给付义务，这主要是指国家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使得个人能够更充分地享有和行使其权利。这一义务在历年白皮书中着重体现在教育、医疗、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就业等民生词汇中，进而使得国家从不惊扰个人权利生活的守夜人变成了回应公民请求的奉事者。第三种是国家对公民的积极保护义务，相较于消极尊重义务而言，积极保护义务主要指涉的是非国家行为或“第三方”对权利的侵害。比如，2005年和2015年发布的两部关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为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通过历年的白皮书可见，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从传统的防止国家侵犯人权，逐步演变为国家直接向个人提供实现人权的便利条件，从而积极消除人权实现的障碍。白皮书中占据较大篇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最终指向国家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促使公民与国家保持稳定的双向互动关系。
2.强化国际关系的话语资源
《世界人权宣言》深刻改变了国际视野和国际关系，它确立的精神散布于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及其他宣言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文化、民族都与人权联系在一起。正如学者所言：“它并非是一个充斥着西方自然法理论与基督教传统的普世价值标准，它的实现既依赖于全世界人民基于理性和良心承担起对自由和尊严、权利平等的义务，以及根据社会历史环境所作的经验性解释。”从历年白皮书的内容来看，每部白皮书在最后都会表明中国人权发展与国际人权事业的关系，从1991年“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到2019年“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再到2021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其内容表述不仅折射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将人权事业发展的中国经验主动在国际社会进行分享与交流，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体表述为四个发展轨迹。
第一，人权白皮书作为交流的纽带，并不是在追随西方人权议题，也不再是政策性的宣传口号，而是通过“行为示范、规则发展和理念引导”等实践来分享中国方案，具有真实性、可感知性。
第二，白皮书的发布不仅立足于现实国情，同时也考虑受众者的习惯与文化，并灵活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极大优化了人权交流的内容与效率。
第三，人权白皮书中数据和事例的增减变化，内容篇幅的增多，自主性议题的展开，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家与民众、国家与国家双向互动的结果，也会尊重和借鉴国际社会的优秀经验，扩展中国人权事业的内容和进程。
第四，如果说之前的白皮书着重于关注特定议题，那么现在的白皮书则表现出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兼具“广度”与“深度”，不仅注重“代表性影响”，也竭力提升“实质性影响”。通过白皮书所传递的事实与经验，能够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主动提出议题，并就某项议题提出决议草案以供讨论，或对会议主题表达政府立场。
尽管国家行为会受到国际规范、政治现实和权力因素的影响，但人权白皮书作为增强国际对话协作的纽带，既有普遍性的视角，也有特殊性的层面，其目标都是在坚持主权平等、自主发展的联合国基本原则下，传播人权理念、发展国际人权规则，改变西方国家压制、忽视、甚至否定非西方国家人权理论和实践自主性的态度。国家间文化差异并不会广泛到足以质疑整个人权事业。正如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哲学委员会所言：“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共识，并不会导致人权共识的达成。相反，人权共识所依赖的理念并非是推断的抽象结果，而是实践的结果，是在指引行为的一整套信念上达成一致。”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同时，“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人权白皮书30年的发布历程展示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将西方社会的传统理论知识，转变为以现实需求、历史、国情、文化等地方性要素为主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中国理论，挑战了西方的人权话语霸权。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激烈复杂的国际人权斗争形势，我们还要通过人权白皮书加快建构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人权之声。一方面，人权白皮书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注重从制度优势、文化特色、发展战略等角度来建构。另一方面，要通过对话、辩驳来不断吸收世界各国人权观念中的合理资源，提升人权白皮书的价值共识和可通约性，促使其在国际秩序中继续发扬行为示范、规范发展和理念引导功能，以此提升国际话语权。
（张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Abstract：2021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Textual sorting and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white papers over the years can help discover how China’s expression of“human rights”demonstrates its endogenous power and sense of autonomy in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As a discourse practice，the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gradually refines th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expands and expresses social rights，responds to the real needs of society，and highlight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The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is the official text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rights，as it proceeds from a“practical”perspectiv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subject identity，concept cultivation，and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unleash the potential power of multiculturalism，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Keywords：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Discourse Analysis；Discourse Practice；Sociocultur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郭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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