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了讲好中国人权故事，提升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基于人民至上理念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案例，通过互联网搜集与疫情有关的主流抗疫对外话语语料，可以从跨学科视角研究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文本建构、翻译与传播路径。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生命权、健康权、信息知情权、隐私权、工作权以及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为主的多种文本建构；人权的核心理念在跨文化翻译上经历了去语境化、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深化过程，逐步契合国际受众的表达习惯；其国际传播效果在民间社会以正向为主。这说明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人权话语治理初见成效。提升中国人权的话语权，需要增加一种跨学科路径。
关键词：中国特色 人权话语 构建 翻译 传播 抗疫
中国在人权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但中国的人权话语仍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大环境。如何进行话语突围，改善人权的表达与传播是长期以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通过对国内外人权话语文献的梳理发现，一些学科，尤其是法学和哲学，为人权话语的系统性建设提出了各自学科的框架。实际上，中国在人权议题上面临中西方话语权的不平等对待，反映了国际秩序的不公正。如Chowdhury所言，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弊端主要就在于，国际人权法忽视其背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与社会结构对人权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人权往往被资本与权力绑架，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权话语的不平等。这为中国人权保护与话语创新，建立更为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人权话语秩序提供了启示。因此，中国的人权话语应揭示这种国际秩序的不公平，并积极尝试改善这种秩序，贡献中国的人权智慧。
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保护了公民的人权，在话语上也更积极有为，向世界讲述中国的人权保护措施与倡议，为国际人权秩序的改善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了较为充分的考察中国在抗疫中对外讲述中国特色的人权保护，本文结合实际案例，采取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的跨学科方法，同时也努力克服上述研究的不足，来分析权利话语的文本建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探索，提供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跨学科路径。
一、框架：“构-译-传”三维模式
本文的研究以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构建、翻译和传播三维模式作为分析框架。该模式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包括话语构建(文本生成/汉语表达)、话语翻译(外语转化/外语表达)与话语传播(跨文化推介)三大环节。在此模式中，源话语与翻译系统的互动共同构成话语在文本层面的再生产与建构、意义生成再造的过程，译入语需要平衡异域受众交际的特点与源话语的政治文化意涵，融通中外，以实现易被受众理解、尽可能与源话语等效的效果。因此，话语翻译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构建和传播效果。传播系统反过来可作为中国外交话语的反馈机制给翻译系统和话语构建提供中国国际话语效果的反馈，从而使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文本不断更新、重构、扩容，保持可持续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概言之，“构-译-传”环节是三位一体、相互联通、协同运作，共同构建外交话语体系的动态互动过程，有其独特优势。
选取上述三维模式是基于它的跨学科优势。可以看出，“构-译-传”模式至少涵盖语言学、翻译学和(国际)传播学三个学科，这种跨学科维度打破目前(如语言学、法学、传播学等)学科壁垒下对外交话语局部、孤立、单一研究的局限性，也更符合外交话语现象(包括人权话语在内)自身的跨学科属性和复杂敏感性。因此，跨学科视角能使我们较为精准和全面地认识、把握、评估我国外交话语状况、规律和行为，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综合方案和参考。这可以体现在我国秉承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抗疫话语案例上。
二、语料：中国抗疫中的对外话语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话语是中国人权话语的典型代表之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也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力救治患者，阻止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同各国合作抗疫、恢复经济以降低全球疫情的负面影响，是人民至上的实践写照，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生动体现。话语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击疫情的种种措施也必然体现在相应的抗疫话语实践上。因此，我国抗疫话语实践也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秉承人民至上，这自然成为中国人权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动体现。加之，各国应对全球流行疫情的防控情况可以重塑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与软实力，防控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健康治理格局。很显然，中国抗疫的显著成效正逐步地调整与重塑着国际人权话语秩序。鉴于此，研究中国对外如何通过讲述抗疫阐释人权理念及其世界性意义，对于提升人权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语料来源包括与抗疫有关的各种来自国内外的文字材料。中国的抗疫对外话语话语实践密集庞杂，包括大量内容，本文仅聚焦于以国家元首、政府机构及官媒为主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创新性的话语及案例进行分析。因为中国人权话语本质上属于精英话语，相比民间语料，上述以官方为主或被官方接纳的语料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我们优先选择官方机构(中国国务院、外交部)、领导人和政府首脑、中央主管的主流媒体(China Daily、新华社)就人权和疫情防控的白皮书、政策文件、发言、报道和评论(见表1)作为人权话语文本建构的来源。如上文所述，抗疫对外话语密集庞杂，本文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文本的翻译与传播进行分析。考虑到中国抗疫对外话语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通俗表达。我们只选择抗疫对外话语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人民至上”作为人权话语跨文化翻译与传播分析的典型案例。对于跨文化翻译，我们选择有权威性的中央政府网站及官媒代表China Daily上“人民至上”的译文语料进行分析。在跨文化传播方面，也选择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中外新闻数据库获取“人民至上”一年多来(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的汉语和英语文本来分析其传播效果。汉语数据库选择知网国内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英语库选择全球最大新闻数据库Factiva，分别以“人民至上”和“put people first”作为主题词检索获取语料。上述各类语料共计1300余篇，我们以此把握中国在抗疫对外话语中人权话语的总体态势和效果。语料的具体使用及分析情况将在下文相关部分详述。
三、人权话语的文本构建
我们在疫情防控中有关人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官方及其媒体对外抗疫语料数据的整理，按它们所涉及的话题分类，归纳出五类有关中国人权理念与人权保护的话语实践。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话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其人民人权的基本理念，这也体现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话语中。2020年6月国新办发布的抗疫白皮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Fighting Covid-19：China in Action)指出，“面对未知病毒的突然袭击，中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举全国之力有效调动全国资源与力量来维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这种汇集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组认为：“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这一新的呼吸道病原体的迅速蔓延，改变了疫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进程。”这帮助外界了解中国抗疫成功的制度因素，也了解了背后的人权理念。中国执政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贯彻在国内疫情防控与救治上，也落实在对外疫情援助上。在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白皮书当中，中国明确“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2020年为15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提供遏制全球疫情方面的对外援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与最为集中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上述官方白皮书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重视表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术语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官方话语，尤其是人权领域中具有重要核心位置和统领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文本建构的特点：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贯穿于党的百年历史当中，而且在未来更加不确定的后疫情时代也是中国引领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国际事务的根本底色和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成为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纲领性话语，彰显了人权事业的中国特色，而且体现在中国涉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
(二)生命至上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话语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首要的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这除了防疫救助措施的人权行动外，也离不开保障生命、健康的权利话语建构。最典型的话语例子莫过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该白皮书全文37,000余字，80%的篇幅呈现中国如何防控疫情与治病救人，包括遏制疫情的纵向五阶段历程和指挥、防控、救治相结合的横向统一协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的抗疫措施。其中，专门用四小节以护佑生命主题作为标题(“全力救治患者、拯救生命”“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至个位数”“举国之力抗击疫情”)。正文内容与这些小节标题呼应，“在人民生命和经济利益之间果断抉择生命至上。”“疫情初期，病毒感染者急剧增多，中国把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作为首要任务，快速充实医疗救治力量，把优质资源集中到救治一线。……从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至100多岁的老人，不计代价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毫无疑问，抗疫白皮书将中国全社会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视为最重要的人权，这与美国党派政治、病毒推责导致的疫情防控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明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作为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中国主流媒体机构也在全程追踪这场与时间赛跑挽救生命的抗疫之旅，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变通灵活的风格。
除了向外界专门介绍国内抗疫的过程与措施外，中国政府还制定疫情防控的指导政策，统筹部署，传播国家抗疫对外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进行专题研究，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防控工作由此加强了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助于做到“全国一盘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紧接着在2月10日按照“一省支援一地市”原则，做出“对口支援”决策，追加部署19个省市帮助湖北省武汉外的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在3月10日考察湖北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落实“四早”“四集中”“筛查甄别-转送救治-康复出院-隔离观察”环节工作。在应对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中国还向多国提供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援助，助力他国抗疫保护生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于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10日，通过出口或捐助等渠道累计向美国提供420多亿只口罩，9亿多双外科手套，约7.8亿套防护服，约5,066万副护目镜，257台有创呼吸机，15，648台无创呼吸机。
以上官方和媒体的抗疫话语都展现了中国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对个体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建构起以“生命至上，健康至上”为主题的生命、健康权利话语。生命权和健康权话语通过三方面的描绘——国家层面决策部署的正确指引、地方与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与精准施策、中国的对外交流与援助，再现中国的防控措施和抗疫效果，使之成为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话语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三)疫情防控信息的知情权与隐私权话语
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同时，中国在疫情防控中还注重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与隐私权，建构了中国尊重公民知情权与隐私权的人权话语。我们对抗疫白皮书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涉疫文本的主题分析发现，知情权话语体现出技术化特色。技术化是指通过依法或经由公民个人授权同意的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获取与疫情有关的必要个人基本信息，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分析、管理，助力疫情治理。知情权话语的技术化则是中国倾向于展示技术在公开涉疫信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便民性，帮助政府及时、主动、准确、全面地将与疫情有关的权威信息公开，并实时更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比如，抗疫白皮书就报告了健康码、行程卡、“疫情地图”这些技术在健康结果查询、疫情管控通行与风险分类、传染源搜寻及流行病学调查上的作用，实现精准防控。对于基本的疫情信息需求和日常业务，公民通过一部手机基本上可以实现掌上通查通办，这些都得益于大数据的应用。不仅如此，这种技术化正向纵深发展。在国家卫健委等多部委2020年年底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中，政府明确提出医疗机构要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行业内“一码通”融合，互联网医院要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共同为患者提供便捷、高效、连续的服务，逐步实现居家康复。这些疫情防控信息细致、贴心、易得，体现了中国在信息披露上的技术驱动与透明性。
涉疫信息技术化的渗透使得公民难免有隐私泄露的顾虑。在回应这种关切时，中国展现出法治化规范与导向，也就是介绍抗疫工作时不仅明确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隐私，还指出这种保护由法律法规来保障。对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涉疫文本的分析发现，有26个法律、通知、决定和6个发布会涉及公民的隐私保护，如《网络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上述立法及政策文件及发布会涉及隐私的保护对象和内容多样，保护的操作要求也较详尽。它们规定了保护含“重点四类人群”在内的公民个人、乘客、志愿者、纳税人(含企业)的信息安全，其中重点规范了疫情防控工作中个人信息大数据支撑与信息化建设、心理疏导与援助、核酸检测中的隐私保护。比如，早在2020年2月发布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就规定：“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工信部在疫情防控攻坚时期的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了隐私保护措施，旨在消除人们对数据技术使用的顾虑。这些措施包括明确数据采集的法律依据和最小化原则，加强数据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的安全防护技术，完善严格的人员与数据分级分类管理规范，保障仅限疫情防控需要的数据使用。可以看出，中国努力在制度、管理与技术层面建立多重防护机制来保护公民信息隐私。此外，中国还发起了包含7条措施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不仅如此，中国在2021年病毒溯源调查的专题发布会上解释了未让国外专家拷贝原始数据和拍照的原因，即出于遵循国际惯例、尊重和保护病人隐私权的需要。这些国际层面的涉疫对话也显示出中国对国内外公民信息安全同样重视，具备全球视野下全人类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意识与担当。
(四)复工复产的工作权话语
在稳控疫情后，中国着手恢复社会生产生活，这体现在满足人民的就业、出行、教育等民生和企业需求的政策话语上。从2020年3月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的五个政策性文件，这些政策为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订进一步的复工复产落地计划和措施指明了方向。针对不同地区疫情风险，国务院发布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建议各地实施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低风险地区采取“逐步适当放开”原则，中高风险地区遵循“安全稳步”原则，以推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和服务业复工复市复学。各部委也相继出台了具体文件，其中涉及复工复产的达28个，占所有文件的60%，涵盖公路水路运输恢复及常态化防控、复工复市复学大数据解决方案、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人才评估、农民工返岗服务等。这些具体措施不仅是中国“六稳”“六保”政策落地的探索，也是努力保障公民工作权的话语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协调平台，涉及32个部门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更是全方位协调和实时公布疫情防控工作，其中包括防控常态化下的复工复产。我们通过统计发现，自疫情发生后的一年间(2020年2月-2021年1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有70场(占47.95%)与复工复产有关。不仅如此，中央政府在其官网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各界有关复工复产的各种疑问，并整理为企业篇、就业篇和上班篇三大类(共192个问题)，从小微企业租金怎么减，到贫困人口有哪些技能培训，再到工作场所怎么做好防护都能找得到，给企业和个人查询提供了便利。这些都是在疫情防控下努力保障人民工作权的丰富话语实践。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复工复产政策话语表明中国即使在全球疫情蔓延的环境下仍不遗余力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的工作权，并重点关注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出行、就业、旅游等方面。这反映出中国工作权话语具有明显的民生特色，有助于进一步建构中国致力于解决民之所需的务实与负责任大国形象。
(五)对全人类负责的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
中国在自身抗疫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卫生健康贡献力量，形成守望相助的健康共同体话语。首先，中国尽责向外界通报疫情，分享抗疫知识与经验。在疫情尚未大规模暴发时，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向世界发出警示信息：2020年1月3日起向世卫组织主动通报疫情，5日向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列，7日鉴定出病毒，这为各国抗疫、检测试剂研发和疫苗研制赢得了时间。在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流行病的第二天(2020年3月12日)，习近平主席就承诺同世界团结合作，共同抗疫，“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经验，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正在向疫情出现扩散的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科学家也将一线救治经验的文章、新冠肺炎科研论文、报告以及百余种刊物同各国分享，举办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合作抗疫，对人类健康负责。其次，中国在接受外界帮助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多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抗疫物资、人员、资金、疫苗、技术产权转让、仓储、通关、基础设施建设、缓免债务等。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5月的G20全球健康峰会上承诺，中国向80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并介绍中国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美元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也是G20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总额超过13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同外国元首通话会晤等各种战疫外交和电话外交中都提出、践行合作互助的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这表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与“强实力强道义”的外交伦理，同国际社会一起致力于建设惠及全人类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除了具体的援助措施之外，中国还在理念和机制上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改革和创新。中国倡议“建立健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长效融资机制、威胁监测预警与联合响应机制、资源储备和资源配置体系等合作机制”来形成系统化的“全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设立疫苗合作国际论坛推进疫苗的公平分配，反对病毒污名化、政治标签化、种族歧视等霸权主义，建设公平正义的国际治理体系。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通过在文本层面再现中国的对外抗疫合作与援助，以及抗疫机制创新与倡议，建构了中国尊重和保护他国人权、负责任大国形象，反映了中国引领现有国际卫生治理体系改革与建立人权新秩序的系列探索与尝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和应用，这说明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顺应时代变化不断更迭、创新着自身的人权理念与话语。同时，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共识被写入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联合声明，则表明这一理念初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四、人权话语的跨文化翻译
人权话语在文本的生产建构之后，还需要进行语言转化进入异域文化的群体当中，这涉及重要的文本翻译环节。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英语是使用最广泛的通用语，中国的人权话语要进入国际社会获得认可，毫无疑问当下需要转变成英语才能被外界理解。在进行人权文本翻译时，要考虑基本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更要注重外交翻译中的“政治等效”原则。
“政治等效”是杨明星教授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等效”翻译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标准和新原则。它是针对某一专业特殊领域(尤其是外交)的翻译而增加的衡量标准，侧重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文的政治内涵而不失其交际功能。政治性、平衡性和动态性是“政治等效”的三个突出特征，可用来衡量外交翻译所负载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效果。这一理念契合中国本土话语实际，已被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的外交话语实践，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政治等效原则对中国外交话语中人权议题的翻译同样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在此，我们以“人民至上”的英文翻译为例对此予以说明。
“人民至上”的人权理念虽然近期才出现，但其翻译方式繁多、稳中有变。我们运用语料库方法对中国政府及其媒体网站英文报道进行梳理发现，“人民至上”的翻译多达24种。考虑到篇幅所限，我们仅选取出现次数最多的前7种(见表2)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英语文本对“人民”的翻译相同，都采用复数的人(“people”)，未使用单数的人(“individual”)，顺应集体主义文化。“至上”就是最高、位居第一的意思，其翻译除极个别用了“supremacy”和“front”之外，绝大多数使用“first”或“center”，较趋于一致。“人民至上”的不同翻译主要区别在两点：一是“人民的什么”至上的翻译，二是对“人民至上”这一提法的不同属性定位与理解。
上述翻译差异说明，官方对“人民至上”内涵的认识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put people first”或许是因为并未明确将“人民的什么”放在首位，适合各种语境(包括抗疫)，这种简明概括式的直译最受欢迎，在上述官网与政媒报道出现多达120次，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英语译文。从政治等效来看，相较其他译法，其能直接传达中国原创性话语“人民至上”的意义(将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也能保留中国特色政治理念，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同时也避免了像“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译法的不足，如过于正式、太高级和学术腔而显得有距离感。因此，“put people first”这种通俗译法与具体语境相结合较为自然贴切，风格统一。具体来讲，“put people first”，尽管其思想内容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独立性，但其通俗直白的表达形式使得只要将其放在具体国情，如抗疫大背景下，就容易让国外广大普通受众理解其意义。这就如同示例1和7所概括的那样，它们用全国抗疫的壮举和效果来诠释何为人民至上，也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记者王冠所说的“小词大用场”，面向媒体受众时将严肃的政治概念转换成了通俗表达翻译，再加上具体事例，大大降低受众理解异域人权理念的门槛。
如果说“put people first”相对抽象可作为上位词的话，那么其他译法(表2中的2-4译本)可作为下位词归为一类，都将“人民的什么”至上补译了出来。考虑到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成为当下最大的语境，如何防控疫情来挽救感染者生命、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和出行、恢复生产就业自然成为政府考虑的重要事项。换言之，当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时，这些基本权益成为人民至上翻译具象化的体现(“people’s lives”“health”“safety”)，使翻译内容充实起来。正如示例2、3、5所示，这类译文出现在抗疫举措论据与概括总结的过渡阶段，连接二者，起着论据分析与初步提炼的功能，将表面的抗疫升华到深层的精神信仰，使中国的人权故事变得更流畅和有层次感，不至于太跳跃突兀。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类翻译策略基本上是结合中国特定阶段面临的具体挑战，比如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面临危机时，来确定把“人民的什么”置于首位，将“人民至上”的意义具体化，也因此，这类作为下位词的译法会相对受制于语境。
第5-7种译法可归为另一类，具有抽象化、概念化、范畴化和理论化的倾向，反映出译者对“人民至上”的属性定位差异。具体来讲，它们采用“（put） people first/people-centered+宏大名词”（如“policy”“development”“approach”“philosophy”)结构，带有向名词化、正式性转变的倾向，脱离具体国情社情语境中的大事件，展现出从政策到方法论哲学的宏观理念演进路径。但也应当看到，这些翻译对“人民至上”仍有不同的理解：作为一种政策(policy)、发展道路和方法(development，approach)或者一种哲学理念(philosophy)。这种多重定位反映了学术界对“人民至上”概念的丰富研究和不同认识。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人民至上”的性质定位可以归纳为五种：作为一种价值理念(value)、作为一种抗疫的实践经验(practice)、作为一种依靠人民支持、参与和实践的方法论(approach)、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theory)和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观(governance philosophy)。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阐释与第5-7种翻译背后的理解有重合之处，包含更多样的内涵。因此，我们认为学术界的解读是对“人民至上”上述不同翻译定位的融合、深化和超越，但同时使这个概念因承载各方面内容而变得复杂，难以翻译周全，这类译法更适合官方和学术界等专业精英小众的正式严肃文体。
综上，我们认为“人民至上”不同译文中的“put people first”与“people-first approach”较为恰当和精准。其优点是省略“人民的什么”的翻译，适用于各种语境，表达上也较为简洁、透明，没有厚重包袱，既反映出“人民至上”的中国特色人权思想和国家立场，也就是将人民放在心中的首要位置，又接近英语中的相近概念，还可覆盖到国家领导人最近对外交流中重提的“以人为本”，可读性与可理解性较强，有利于广泛传播。
也许有读者会疑问，上述两个翻译看不出政治上的对等，似乎考虑更多的是语用交际效果上的对等，也并未将“人民至上”的丰富性质定位译出，为什么不采用其他译法？需要说明的是，政治等效并非意味着从字面上将政治概念、提法及态势一字不差地译出来，因为这种追求表层字面上的政治忠实难免带有宣传痕迹和明显的翻译腔(如“人民民主专政”的译文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民主党派”的早期译文democratic parties)，反而加深外界对中国的误读，不利于中国的国际交流。这涉及王斌华教授所说的“到底是为翻译而译，还是为交流而译的问题。(to translate or to communicate?)。”我们倾向于后者，翻译应当服务于沟通和交流，也就是只要语言背后的中国政治立场及用意被国际受众理解，语言上可采取一定的灵活处理，减少文本的晦涩与受众的疑点，兼顾交际效果，这才是政治等效的深层内涵。理解了这一点，就容易体会没必要在译文上添加“(governance)philosophy”或“development”刻意强化政治意涵。也许又有人疑问，为什么可以增加“approach”(道路、方法)？这是因为“approach”可以规避上述译文问题，融合丰富的意涵，表达上也融通中外，不至于顾此失彼。具体地讲，“approach”在英语语境下不仅指一种实现目标的行动路径和措施方法，背后也隐含了一整套与之匹配的哲学、价值观和理论视角。因此，“people-first approach”译文容易被国际受众理解，也契合国际表达惯例，是融通中外的恰当表达。在翻译实践中，为了实现地道表达、省略冗余或提供解释而增减、转化、并组调整都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类似政治意涵与地道表达的平衡处理也出现在其他抗疫话语翻译上。
五、人权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除了文本建构和语言翻译，跨文化传播对人权话语建设也有影响。我们通过分析疫情防控中“人民至上”人权理念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和特征来考察中国特色人权话语的传播效果。
(一)产生一定认知度的人权理念
我们通过全球最大的新闻数据库Factiva与中国知网国内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分别以“put people first”与“人民至上”作为主题检索词，截止日期是2021年3月19日，分别检索到10,660篇英文文档和761篇中文报道(见图1)。
令人意外的是，“人民至上”或者说“以人为本”在国外的使用远早于国内，这说明“put people first”在国外早已有之，1972-1991年的20年处于初期低水平发展，在1992年达小高潮后，经历90年代的小幅回落，从新世纪起逐步平稳并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从2018年到2020年传播势头迅猛；而国内对“人民至上”的认知从2020年暴增，仅一年时间，社会对“人民至上”的知晓度增长达20倍。
尽管国外对“put people first”的认知早于国内，但并不能排除国外的传播与国内“人民至上”话语没有关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的疫情防控和社会恢复正常都早于国外，中国的抗疫话语相应地也早于国外，抗疫话语不可能先从国外再传播到国内；其次，只有近两年中国与国外的“人民至上”传播趋势走向相同。仔细观察图1可以发现，相比之前国内外的变化(2011年到2018年没有共性)，只有在2019年至2020年二者走势相同，平行变化，都先增后减。我们的数据截止到2021年3月，所以2021年前三个月的传播数量较之2020年会大幅减少。综上，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人民至上”理念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度。
也许有人反驳，为什么国外对“put people first”比国内“人民至上”的认知早40年之久？“人民至上”理念不会受到国外“put people first”的影响吗？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从西方发展观历史和“put people first”在国内不同提法两方面来理解。
我们认为“put people first”与西方发展理论的演变分不开，因为它契合了这一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也就是将人的主体价值纳入到发展的内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并未改善，失业、分配与腐败问题丛生，促使人们反思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唯经济发展论，开始注重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共同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和资源枯竭日益突显，人们又将价值元素引入到发展理论当中，意识到生态环境也应当纳入到发展中。随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其定义为“满足当代人需要，也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至此，人文发展状况，也就是人们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都被纳入发展理念，将人作为最终的目的来衡量发展。通俗而言，就是将人置于首位，也就有了put people first，这一理念在国内的翻译与提法是以人为本。因此，在上图1中可以看到，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put people first”已零星出现，但未成气候；随后，1990年代初到2020年的近30年间逐渐稳步发展，发文量从200篇到近1200篇，增长了5倍，很可能是联合国广泛普及的结果。因为从1990年起联合国每年发布人文发展报告，尤其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从理念推向行动。这也在表3中有所显示，联合国及联大成为普及“put people first”理念的主要传播机构。
在传播上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不排除中国可能吸收其中的思想，但中国“人民至上”理念有自己的渊源、特色，也是对西方的超越，这就涉及“put people first”在国内提法的问题。“人民至上”可追溯到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这比西方发展观早数百年。“人民至上”很早就零星出现在公共领域，直到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这一概念才出现爆发式增长，被普通公众所感知，而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人民至上”更早一些，始于1996年。这说明国内学术界对“人民至上”认识相对较早，只是从理论论证到被政府吸纳，再经由传播媒体进入公共领域被普通公众所熟知，往往需要几年到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put people first”的汉语提法问题，我们通过互联网检索发现，China Daily将其译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在2003年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被正式提出，2007年成为胡锦涛主政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换言之，在“人民至上”提出之前，“以人为本”在2010年至2019年是中国传媒的主流，成为人们的主要认知(见图1中的长虚线)。这也反映出中国历届政府对人民的重视与强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概念提法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到西方的发展往往是基于个体的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中国的是基于集体的人的利益，也就是将单个的人视为群体的成员与一分子，将群体视为一个整体，涵盖小到家庭大至国家、全人类的范围。它意味着成员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成员往往有着明显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有助于克服个人主义文化的自私和自由主义倾向。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对西方发展观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弥补西方社会资本逻辑带来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
通过对Factiva与知网重要报刊数据库语料的机构分析发现，国内外就“人民至上”的获得渠道是不同的。国外主要是全球层面机构与大型企业贡献了这一理念的推广和传播(见表3)。比如，欧盟、联合国、万豪、脸书，甚至中国企业中石化，都贡献了“人民至上”的海外传播。这与国内外一些研究相一致，也就是，中国越来越注重主体及渠道的多样性，无论是“借船出海”，还是“借嘴说话”，来弥补官方发声的单一性。相比而言，国内主要是通过政府媒体及当地媒体的传播帮助受众获得“人民至上”的认识，以党政、经济、理论及军队各领域的机关报为主导(69%)来向公众普及这一理念。这种内外差异对于“人民至上”理念的未来传播也提供了方向，即加大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传播和增强民间传播渠道，扩大中国声音的覆盖面。
(二)以正向为主的国际认知
我们对从Factiva数据库收集到的最近一年的、排除重复新闻的、含有“put people first”的151篇网页新闻，参考功能语言学的情感倾向标准，进行人工标注，运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3.2.4w进行统计发现，有别于一些西方政府对中国疫情防控的污名化，国外民间受众大部分对“put people first”持积极态度(占比77.48%，见表4)。这表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中国的人权理念与价值开始赢得外界，尤其是西方民间社会的认同。我们通过下面的示例进一步证明。
Examining the results for the year just ended，we can say that we have achieved our objectives.We naturally felt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but，also thanks to the fact that we put people first，we succeeded in ensuring a high level of business continuity and largely met the profitability target，...(20210311F58)
盘点刚过去一年的结果，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很自然能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也要庆幸我们把人民放到首位，成功确保了高水平的业务连续性，很大程度上达到利润目标……
此例是意大利能源和电缆通讯行业引领者普睿司曼集团(Prysmian Group)CEO Valerio Battista在回顾公司2020年优秀业绩时的讲话。Battista把人(包括员工或用户)的重要性放到第一位。“完成目标”“成功”“庆幸”“高水平”“业务连续性”“达到利润目标”这些词汇涉及商业的成就与达标，唤起受众对企业的认可、经营能力的肯定和未来美好愿景，因而是一种积极正向的情感与评价倾向，反映出企业对“人民至上”或者说“员工至上”“用户至上”价值的认同。尽管没有提供中国政府的抗疫评价，但从上下文中了解到该集团的业务理念与行动，为武汉医院捐赠电缆，助力抗疫救人，而这恰恰与中国举国抗疫、人民至上的理念不谋而合，也是中外合力战疫的生动脚注。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有关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安全危机各方面能力提升的发现。与中国合作的这类企业家很有可能成为“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力量，为增进中外交流与相互理解发挥建设性作用。不仅如此，美国社会反结构性种族不平等也诉诸“人民至上”：
“Our values drive us to put people first.That is why we are working to address anti-Black racism by helping mak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work for more producers，”said Anna Richo，Cargill’s general counsel，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and corporate secretary.(20210304F070)
“我们的价值促使我们将人民放在首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帮助使农业经济为更多生产者服务来处理反黑人的种族主义”，嘉吉公司法律顾问、首席执法长及公司秘书Anna Richo说道。
“价值”“帮助”“为……服务”“更多生产者”“处理”为“put people first”建构了一种积极有为的正向态度与价值导向，也就是嘉吉公司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把黑人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从农业入手帮助解决针对黑人的不平等问题，因此，“人民至上”在文本中呈现一种正向的态度建构。这与中国“人民至上”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上述分析表明，外界对中国抗疫所体现的人权理念的认知态度是多元化的，民间多以正面为主，而非一味抹黑中国的抗疫工作或对其所做的人权贡献视而不见。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国际民间社会与中国享有共同的人权理念与价值，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人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中国“人民至上”理念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具备J.Hu所说的超越“本土地方性知识”而被世界所共享的“普遍性知识”优势，中国人权话语的世界性意义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应继续保持包容、开放、对话的心态来建设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权话语，改善现有的国际人权结构。
六、结语
本文将外交话语体系框架“构-译-传”模式应用到抗疫对外话语中的人权话语，考察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的文本建构、跨文化翻译和传播效果，提出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跨学科路径。中国人权话语通过多种权利文本来建构，包括核心人权理念话语、生命权和健康权话语、知情权与隐私权话语、工作权话语、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核心人权理念“人民至上”的跨文化翻译反映了去语境化、抽象化和理论化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也越来越顺应国际受众表达习惯。其传播效果以正向反馈为主，不仅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一定的知晓度，也得到了西方民间社会的认同。上述发现说明，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构-译-传”跨学科路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不仅展示了中国在应对疫情中全力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捍卫联合国机制下人权的国际准则，而且展示了中国人权理念的世界性意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为国际人权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从跨学科视角探索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构、译、传”三部曲为中国人权话语的系统性建设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和可能，它打破了学科局限，更易实现理论上的创新，也基于一定的实践经验，更有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实践层面，它总结出人权话语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文本建构、翻译和传播经验，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人权话语治理提供了参考。
（金茹花，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博士后人员，副研究员，中原工学院讲师；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院长，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课题项目号：17ZDA318)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To make a better China story about human rights and entr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based on the exampl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pandemic under the concept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on linguistic data relevant to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andemic collected through Internet，we propose the text constr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Th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 variety of texts focusing on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the right to life，the right to health，the right to information，the right to privacy，the right to work and a sense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concepts of human rights have experienced the deepening process of decontextualization，abstraction and theorization to gradually conform the expression habits of international audiences.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mainly positive in civil society.It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have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To enhance China’s discourse power on human rights，we need a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Keywords：China’s Discourse Power on Human Rights；Construction；Translation；Communication；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19 Pandemic
(责任编辑杜磊)
关键词：中国特色 人权话语 构建 翻译 传播 抗疫
中国在人权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但中国的人权话语仍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大环境。如何进行话语突围，改善人权的表达与传播是长期以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通过对国内外人权话语文献的梳理发现，一些学科，尤其是法学和哲学，为人权话语的系统性建设提出了各自学科的框架。实际上，中国在人权议题上面临中西方话语权的不平等对待，反映了国际秩序的不公正。如Chowdhury所言，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弊端主要就在于，国际人权法忽视其背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与社会结构对人权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人权往往被资本与权力绑架，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权话语的不平等。这为中国人权保护与话语创新，建立更为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人权话语秩序提供了启示。因此，中国的人权话语应揭示这种国际秩序的不公平，并积极尝试改善这种秩序，贡献中国的人权智慧。
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保护了公民的人权，在话语上也更积极有为，向世界讲述中国的人权保护措施与倡议，为国际人权秩序的改善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了较为充分的考察中国在抗疫中对外讲述中国特色的人权保护，本文结合实际案例，采取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的跨学科方法，同时也努力克服上述研究的不足，来分析权利话语的文本建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探索，提供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跨学科路径。
一、框架：“构-译-传”三维模式
本文的研究以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构建、翻译和传播三维模式作为分析框架。该模式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包括话语构建(文本生成/汉语表达)、话语翻译(外语转化/外语表达)与话语传播(跨文化推介)三大环节。在此模式中，源话语与翻译系统的互动共同构成话语在文本层面的再生产与建构、意义生成再造的过程，译入语需要平衡异域受众交际的特点与源话语的政治文化意涵，融通中外，以实现易被受众理解、尽可能与源话语等效的效果。因此，话语翻译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构建和传播效果。传播系统反过来可作为中国外交话语的反馈机制给翻译系统和话语构建提供中国国际话语效果的反馈，从而使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文本不断更新、重构、扩容，保持可持续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概言之，“构-译-传”环节是三位一体、相互联通、协同运作，共同构建外交话语体系的动态互动过程，有其独特优势。
选取上述三维模式是基于它的跨学科优势。可以看出，“构-译-传”模式至少涵盖语言学、翻译学和(国际)传播学三个学科，这种跨学科维度打破目前(如语言学、法学、传播学等)学科壁垒下对外交话语局部、孤立、单一研究的局限性，也更符合外交话语现象(包括人权话语在内)自身的跨学科属性和复杂敏感性。因此，跨学科视角能使我们较为精准和全面地认识、把握、评估我国外交话语状况、规律和行为，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综合方案和参考。这可以体现在我国秉承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抗疫话语案例上。
二、语料：中国抗疫中的对外话语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话语是中国人权话语的典型代表之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也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力救治患者，阻止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同各国合作抗疫、恢复经济以降低全球疫情的负面影响，是人民至上的实践写照，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生动体现。话语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击疫情的种种措施也必然体现在相应的抗疫话语实践上。因此，我国抗疫话语实践也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秉承人民至上，这自然成为中国人权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动体现。加之，各国应对全球流行疫情的防控情况可以重塑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与软实力，防控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健康治理格局。很显然，中国抗疫的显著成效正逐步地调整与重塑着国际人权话语秩序。鉴于此，研究中国对外如何通过讲述抗疫阐释人权理念及其世界性意义，对于提升人权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语料来源包括与抗疫有关的各种来自国内外的文字材料。中国的抗疫对外话语话语实践密集庞杂，包括大量内容，本文仅聚焦于以国家元首、政府机构及官媒为主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创新性的话语及案例进行分析。因为中国人权话语本质上属于精英话语，相比民间语料，上述以官方为主或被官方接纳的语料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我们优先选择官方机构(中国国务院、外交部)、领导人和政府首脑、中央主管的主流媒体(China Daily、新华社)就人权和疫情防控的白皮书、政策文件、发言、报道和评论(见表1)作为人权话语文本建构的来源。如上文所述，抗疫对外话语密集庞杂，本文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文本的翻译与传播进行分析。考虑到中国抗疫对外话语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通俗表达。我们只选择抗疫对外话语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人民至上”作为人权话语跨文化翻译与传播分析的典型案例。对于跨文化翻译，我们选择有权威性的中央政府网站及官媒代表China Daily上“人民至上”的译文语料进行分析。在跨文化传播方面，也选择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中外新闻数据库获取“人民至上”一年多来(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的汉语和英语文本来分析其传播效果。汉语数据库选择知网国内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英语库选择全球最大新闻数据库Factiva，分别以“人民至上”和“put people first”作为主题词检索获取语料。上述各类语料共计1300余篇，我们以此把握中国在抗疫对外话语中人权话语的总体态势和效果。语料的具体使用及分析情况将在下文相关部分详述。
三、人权话语的文本构建
我们在疫情防控中有关人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官方及其媒体对外抗疫语料数据的整理，按它们所涉及的话题分类，归纳出五类有关中国人权理念与人权保护的话语实践。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话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其人民人权的基本理念，这也体现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话语中。2020年6月国新办发布的抗疫白皮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Fighting Covid-19：China in Action)指出，“面对未知病毒的突然袭击，中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举全国之力有效调动全国资源与力量来维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这种汇集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组认为：“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这一新的呼吸道病原体的迅速蔓延，改变了疫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进程。”这帮助外界了解中国抗疫成功的制度因素，也了解了背后的人权理念。中国执政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贯彻在国内疫情防控与救治上，也落实在对外疫情援助上。在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白皮书当中，中国明确“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2020年为15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提供遏制全球疫情方面的对外援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与最为集中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上述官方白皮书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重视表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术语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官方话语，尤其是人权领域中具有重要核心位置和统领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文本建构的特点：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贯穿于党的百年历史当中，而且在未来更加不确定的后疫情时代也是中国引领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国际事务的根本底色和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成为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纲领性话语，彰显了人权事业的中国特色，而且体现在中国涉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
(二)生命至上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话语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首要的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这除了防疫救助措施的人权行动外，也离不开保障生命、健康的权利话语建构。最典型的话语例子莫过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该白皮书全文37,000余字，80%的篇幅呈现中国如何防控疫情与治病救人，包括遏制疫情的纵向五阶段历程和指挥、防控、救治相结合的横向统一协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的抗疫措施。其中，专门用四小节以护佑生命主题作为标题(“全力救治患者、拯救生命”“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至个位数”“举国之力抗击疫情”)。正文内容与这些小节标题呼应，“在人民生命和经济利益之间果断抉择生命至上。”“疫情初期，病毒感染者急剧增多，中国把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作为首要任务，快速充实医疗救治力量，把优质资源集中到救治一线。……从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至100多岁的老人，不计代价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毫无疑问，抗疫白皮书将中国全社会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视为最重要的人权，这与美国党派政治、病毒推责导致的疫情防控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明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作为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中国主流媒体机构也在全程追踪这场与时间赛跑挽救生命的抗疫之旅，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变通灵活的风格。
除了向外界专门介绍国内抗疫的过程与措施外，中国政府还制定疫情防控的指导政策，统筹部署，传播国家抗疫对外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进行专题研究，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防控工作由此加强了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助于做到“全国一盘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紧接着在2月10日按照“一省支援一地市”原则，做出“对口支援”决策，追加部署19个省市帮助湖北省武汉外的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在3月10日考察湖北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落实“四早”“四集中”“筛查甄别-转送救治-康复出院-隔离观察”环节工作。在应对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中国还向多国提供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援助，助力他国抗疫保护生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于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10日，通过出口或捐助等渠道累计向美国提供420多亿只口罩，9亿多双外科手套，约7.8亿套防护服，约5,066万副护目镜，257台有创呼吸机，15，648台无创呼吸机。
以上官方和媒体的抗疫话语都展现了中国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对个体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建构起以“生命至上，健康至上”为主题的生命、健康权利话语。生命权和健康权话语通过三方面的描绘——国家层面决策部署的正确指引、地方与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与精准施策、中国的对外交流与援助，再现中国的防控措施和抗疫效果，使之成为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话语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三)疫情防控信息的知情权与隐私权话语
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同时，中国在疫情防控中还注重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与隐私权，建构了中国尊重公民知情权与隐私权的人权话语。我们对抗疫白皮书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涉疫文本的主题分析发现，知情权话语体现出技术化特色。技术化是指通过依法或经由公民个人授权同意的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获取与疫情有关的必要个人基本信息，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分析、管理，助力疫情治理。知情权话语的技术化则是中国倾向于展示技术在公开涉疫信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便民性，帮助政府及时、主动、准确、全面地将与疫情有关的权威信息公开，并实时更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比如，抗疫白皮书就报告了健康码、行程卡、“疫情地图”这些技术在健康结果查询、疫情管控通行与风险分类、传染源搜寻及流行病学调查上的作用，实现精准防控。对于基本的疫情信息需求和日常业务，公民通过一部手机基本上可以实现掌上通查通办，这些都得益于大数据的应用。不仅如此，这种技术化正向纵深发展。在国家卫健委等多部委2020年年底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中，政府明确提出医疗机构要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行业内“一码通”融合，互联网医院要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共同为患者提供便捷、高效、连续的服务，逐步实现居家康复。这些疫情防控信息细致、贴心、易得，体现了中国在信息披露上的技术驱动与透明性。
涉疫信息技术化的渗透使得公民难免有隐私泄露的顾虑。在回应这种关切时，中国展现出法治化规范与导向，也就是介绍抗疫工作时不仅明确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隐私，还指出这种保护由法律法规来保障。对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涉疫文本的分析发现，有26个法律、通知、决定和6个发布会涉及公民的隐私保护，如《网络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上述立法及政策文件及发布会涉及隐私的保护对象和内容多样，保护的操作要求也较详尽。它们规定了保护含“重点四类人群”在内的公民个人、乘客、志愿者、纳税人(含企业)的信息安全，其中重点规范了疫情防控工作中个人信息大数据支撑与信息化建设、心理疏导与援助、核酸检测中的隐私保护。比如，早在2020年2月发布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就规定：“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工信部在疫情防控攻坚时期的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了隐私保护措施，旨在消除人们对数据技术使用的顾虑。这些措施包括明确数据采集的法律依据和最小化原则，加强数据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的安全防护技术，完善严格的人员与数据分级分类管理规范，保障仅限疫情防控需要的数据使用。可以看出，中国努力在制度、管理与技术层面建立多重防护机制来保护公民信息隐私。此外，中国还发起了包含7条措施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不仅如此，中国在2021年病毒溯源调查的专题发布会上解释了未让国外专家拷贝原始数据和拍照的原因，即出于遵循国际惯例、尊重和保护病人隐私权的需要。这些国际层面的涉疫对话也显示出中国对国内外公民信息安全同样重视，具备全球视野下全人类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意识与担当。
(四)复工复产的工作权话语
在稳控疫情后，中国着手恢复社会生产生活，这体现在满足人民的就业、出行、教育等民生和企业需求的政策话语上。从2020年3月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的五个政策性文件，这些政策为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订进一步的复工复产落地计划和措施指明了方向。针对不同地区疫情风险，国务院发布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建议各地实施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低风险地区采取“逐步适当放开”原则，中高风险地区遵循“安全稳步”原则，以推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和服务业复工复市复学。各部委也相继出台了具体文件，其中涉及复工复产的达28个，占所有文件的60%，涵盖公路水路运输恢复及常态化防控、复工复市复学大数据解决方案、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人才评估、农民工返岗服务等。这些具体措施不仅是中国“六稳”“六保”政策落地的探索，也是努力保障公民工作权的话语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协调平台，涉及32个部门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更是全方位协调和实时公布疫情防控工作，其中包括防控常态化下的复工复产。我们通过统计发现，自疫情发生后的一年间(2020年2月-2021年1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有70场(占47.95%)与复工复产有关。不仅如此，中央政府在其官网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各界有关复工复产的各种疑问，并整理为企业篇、就业篇和上班篇三大类(共192个问题)，从小微企业租金怎么减，到贫困人口有哪些技能培训，再到工作场所怎么做好防护都能找得到，给企业和个人查询提供了便利。这些都是在疫情防控下努力保障人民工作权的丰富话语实践。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复工复产政策话语表明中国即使在全球疫情蔓延的环境下仍不遗余力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的工作权，并重点关注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出行、就业、旅游等方面。这反映出中国工作权话语具有明显的民生特色，有助于进一步建构中国致力于解决民之所需的务实与负责任大国形象。
(五)对全人类负责的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
中国在自身抗疫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卫生健康贡献力量，形成守望相助的健康共同体话语。首先，中国尽责向外界通报疫情，分享抗疫知识与经验。在疫情尚未大规模暴发时，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向世界发出警示信息：2020年1月3日起向世卫组织主动通报疫情，5日向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列，7日鉴定出病毒，这为各国抗疫、检测试剂研发和疫苗研制赢得了时间。在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流行病的第二天(2020年3月12日)，习近平主席就承诺同世界团结合作，共同抗疫，“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经验，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正在向疫情出现扩散的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科学家也将一线救治经验的文章、新冠肺炎科研论文、报告以及百余种刊物同各国分享，举办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合作抗疫，对人类健康负责。其次，中国在接受外界帮助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多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抗疫物资、人员、资金、疫苗、技术产权转让、仓储、通关、基础设施建设、缓免债务等。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5月的G20全球健康峰会上承诺，中国向80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并介绍中国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美元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也是G20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总额超过13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同外国元首通话会晤等各种战疫外交和电话外交中都提出、践行合作互助的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这表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与“强实力强道义”的外交伦理，同国际社会一起致力于建设惠及全人类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除了具体的援助措施之外，中国还在理念和机制上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改革和创新。中国倡议“建立健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长效融资机制、威胁监测预警与联合响应机制、资源储备和资源配置体系等合作机制”来形成系统化的“全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设立疫苗合作国际论坛推进疫苗的公平分配，反对病毒污名化、政治标签化、种族歧视等霸权主义，建设公平正义的国际治理体系。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通过在文本层面再现中国的对外抗疫合作与援助，以及抗疫机制创新与倡议，建构了中国尊重和保护他国人权、负责任大国形象，反映了中国引领现有国际卫生治理体系改革与建立人权新秩序的系列探索与尝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和应用，这说明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顺应时代变化不断更迭、创新着自身的人权理念与话语。同时，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共识被写入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联合声明，则表明这一理念初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四、人权话语的跨文化翻译
人权话语在文本的生产建构之后，还需要进行语言转化进入异域文化的群体当中，这涉及重要的文本翻译环节。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英语是使用最广泛的通用语，中国的人权话语要进入国际社会获得认可，毫无疑问当下需要转变成英语才能被外界理解。在进行人权文本翻译时，要考虑基本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更要注重外交翻译中的“政治等效”原则。
“政治等效”是杨明星教授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等效”翻译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标准和新原则。它是针对某一专业特殊领域(尤其是外交)的翻译而增加的衡量标准，侧重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文的政治内涵而不失其交际功能。政治性、平衡性和动态性是“政治等效”的三个突出特征，可用来衡量外交翻译所负载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效果。这一理念契合中国本土话语实际，已被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的外交话语实践，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政治等效原则对中国外交话语中人权议题的翻译同样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在此，我们以“人民至上”的英文翻译为例对此予以说明。
“人民至上”的人权理念虽然近期才出现，但其翻译方式繁多、稳中有变。我们运用语料库方法对中国政府及其媒体网站英文报道进行梳理发现，“人民至上”的翻译多达24种。考虑到篇幅所限，我们仅选取出现次数最多的前7种(见表2)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英语文本对“人民”的翻译相同，都采用复数的人(“people”)，未使用单数的人(“individual”)，顺应集体主义文化。“至上”就是最高、位居第一的意思，其翻译除极个别用了“supremacy”和“front”之外，绝大多数使用“first”或“center”，较趋于一致。“人民至上”的不同翻译主要区别在两点：一是“人民的什么”至上的翻译，二是对“人民至上”这一提法的不同属性定位与理解。
上述翻译差异说明，官方对“人民至上”内涵的认识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put people first”或许是因为并未明确将“人民的什么”放在首位，适合各种语境(包括抗疫)，这种简明概括式的直译最受欢迎，在上述官网与政媒报道出现多达120次，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英语译文。从政治等效来看，相较其他译法，其能直接传达中国原创性话语“人民至上”的意义(将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也能保留中国特色政治理念，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同时也避免了像“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译法的不足，如过于正式、太高级和学术腔而显得有距离感。因此，“put people first”这种通俗译法与具体语境相结合较为自然贴切，风格统一。具体来讲，“put people first”，尽管其思想内容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独立性，但其通俗直白的表达形式使得只要将其放在具体国情，如抗疫大背景下，就容易让国外广大普通受众理解其意义。这就如同示例1和7所概括的那样，它们用全国抗疫的壮举和效果来诠释何为人民至上，也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记者王冠所说的“小词大用场”，面向媒体受众时将严肃的政治概念转换成了通俗表达翻译，再加上具体事例，大大降低受众理解异域人权理念的门槛。
如果说“put people first”相对抽象可作为上位词的话，那么其他译法(表2中的2-4译本)可作为下位词归为一类，都将“人民的什么”至上补译了出来。考虑到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成为当下最大的语境，如何防控疫情来挽救感染者生命、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和出行、恢复生产就业自然成为政府考虑的重要事项。换言之，当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时，这些基本权益成为人民至上翻译具象化的体现(“people’s lives”“health”“safety”)，使翻译内容充实起来。正如示例2、3、5所示，这类译文出现在抗疫举措论据与概括总结的过渡阶段，连接二者，起着论据分析与初步提炼的功能，将表面的抗疫升华到深层的精神信仰，使中国的人权故事变得更流畅和有层次感，不至于太跳跃突兀。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类翻译策略基本上是结合中国特定阶段面临的具体挑战，比如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面临危机时，来确定把“人民的什么”置于首位，将“人民至上”的意义具体化，也因此，这类作为下位词的译法会相对受制于语境。
第5-7种译法可归为另一类，具有抽象化、概念化、范畴化和理论化的倾向，反映出译者对“人民至上”的属性定位差异。具体来讲，它们采用“（put） people first/people-centered+宏大名词”（如“policy”“development”“approach”“philosophy”)结构，带有向名词化、正式性转变的倾向，脱离具体国情社情语境中的大事件，展现出从政策到方法论哲学的宏观理念演进路径。但也应当看到，这些翻译对“人民至上”仍有不同的理解：作为一种政策(policy)、发展道路和方法(development，approach)或者一种哲学理念(philosophy)。这种多重定位反映了学术界对“人民至上”概念的丰富研究和不同认识。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人民至上”的性质定位可以归纳为五种：作为一种价值理念(value)、作为一种抗疫的实践经验(practice)、作为一种依靠人民支持、参与和实践的方法论(approach)、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theory)和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观(governance philosophy)。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阐释与第5-7种翻译背后的理解有重合之处，包含更多样的内涵。因此，我们认为学术界的解读是对“人民至上”上述不同翻译定位的融合、深化和超越，但同时使这个概念因承载各方面内容而变得复杂，难以翻译周全，这类译法更适合官方和学术界等专业精英小众的正式严肃文体。
综上，我们认为“人民至上”不同译文中的“put people first”与“people-first approach”较为恰当和精准。其优点是省略“人民的什么”的翻译，适用于各种语境，表达上也较为简洁、透明，没有厚重包袱，既反映出“人民至上”的中国特色人权思想和国家立场，也就是将人民放在心中的首要位置，又接近英语中的相近概念，还可覆盖到国家领导人最近对外交流中重提的“以人为本”，可读性与可理解性较强，有利于广泛传播。
也许有读者会疑问，上述两个翻译看不出政治上的对等，似乎考虑更多的是语用交际效果上的对等，也并未将“人民至上”的丰富性质定位译出，为什么不采用其他译法？需要说明的是，政治等效并非意味着从字面上将政治概念、提法及态势一字不差地译出来，因为这种追求表层字面上的政治忠实难免带有宣传痕迹和明显的翻译腔(如“人民民主专政”的译文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民主党派”的早期译文democratic parties)，反而加深外界对中国的误读，不利于中国的国际交流。这涉及王斌华教授所说的“到底是为翻译而译，还是为交流而译的问题。(to translate or to communicate?)。”我们倾向于后者，翻译应当服务于沟通和交流，也就是只要语言背后的中国政治立场及用意被国际受众理解，语言上可采取一定的灵活处理，减少文本的晦涩与受众的疑点，兼顾交际效果，这才是政治等效的深层内涵。理解了这一点，就容易体会没必要在译文上添加“(governance)philosophy”或“development”刻意强化政治意涵。也许又有人疑问，为什么可以增加“approach”(道路、方法)？这是因为“approach”可以规避上述译文问题，融合丰富的意涵，表达上也融通中外，不至于顾此失彼。具体地讲，“approach”在英语语境下不仅指一种实现目标的行动路径和措施方法，背后也隐含了一整套与之匹配的哲学、价值观和理论视角。因此，“people-first approach”译文容易被国际受众理解，也契合国际表达惯例，是融通中外的恰当表达。在翻译实践中，为了实现地道表达、省略冗余或提供解释而增减、转化、并组调整都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类似政治意涵与地道表达的平衡处理也出现在其他抗疫话语翻译上。
五、人权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除了文本建构和语言翻译，跨文化传播对人权话语建设也有影响。我们通过分析疫情防控中“人民至上”人权理念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和特征来考察中国特色人权话语的传播效果。
(一)产生一定认知度的人权理念
我们通过全球最大的新闻数据库Factiva与中国知网国内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分别以“put people first”与“人民至上”作为主题检索词，截止日期是2021年3月19日，分别检索到10,660篇英文文档和761篇中文报道(见图1)。
令人意外的是，“人民至上”或者说“以人为本”在国外的使用远早于国内，这说明“put people first”在国外早已有之，1972-1991年的20年处于初期低水平发展，在1992年达小高潮后，经历90年代的小幅回落，从新世纪起逐步平稳并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从2018年到2020年传播势头迅猛；而国内对“人民至上”的认知从2020年暴增，仅一年时间，社会对“人民至上”的知晓度增长达20倍。
尽管国外对“put people first”的认知早于国内，但并不能排除国外的传播与国内“人民至上”话语没有关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的疫情防控和社会恢复正常都早于国外，中国的抗疫话语相应地也早于国外，抗疫话语不可能先从国外再传播到国内；其次，只有近两年中国与国外的“人民至上”传播趋势走向相同。仔细观察图1可以发现，相比之前国内外的变化(2011年到2018年没有共性)，只有在2019年至2020年二者走势相同，平行变化，都先增后减。我们的数据截止到2021年3月，所以2021年前三个月的传播数量较之2020年会大幅减少。综上，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人民至上”理念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度。
也许有人反驳，为什么国外对“put people first”比国内“人民至上”的认知早40年之久？“人民至上”理念不会受到国外“put people first”的影响吗？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从西方发展观历史和“put people first”在国内不同提法两方面来理解。
我们认为“put people first”与西方发展理论的演变分不开，因为它契合了这一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也就是将人的主体价值纳入到发展的内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并未改善，失业、分配与腐败问题丛生，促使人们反思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唯经济发展论，开始注重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共同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和资源枯竭日益突显，人们又将价值元素引入到发展理论当中，意识到生态环境也应当纳入到发展中。随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其定义为“满足当代人需要，也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至此，人文发展状况，也就是人们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都被纳入发展理念，将人作为最终的目的来衡量发展。通俗而言，就是将人置于首位，也就有了put people first，这一理念在国内的翻译与提法是以人为本。因此，在上图1中可以看到，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put people first”已零星出现，但未成气候；随后，1990年代初到2020年的近30年间逐渐稳步发展，发文量从200篇到近1200篇，增长了5倍，很可能是联合国广泛普及的结果。因为从1990年起联合国每年发布人文发展报告，尤其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从理念推向行动。这也在表3中有所显示，联合国及联大成为普及“put people first”理念的主要传播机构。
在传播上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不排除中国可能吸收其中的思想，但中国“人民至上”理念有自己的渊源、特色，也是对西方的超越，这就涉及“put people first”在国内提法的问题。“人民至上”可追溯到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这比西方发展观早数百年。“人民至上”很早就零星出现在公共领域，直到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这一概念才出现爆发式增长，被普通公众所感知，而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人民至上”更早一些，始于1996年。这说明国内学术界对“人民至上”认识相对较早，只是从理论论证到被政府吸纳，再经由传播媒体进入公共领域被普通公众所熟知，往往需要几年到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put people first”的汉语提法问题，我们通过互联网检索发现，China Daily将其译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在2003年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被正式提出，2007年成为胡锦涛主政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换言之，在“人民至上”提出之前，“以人为本”在2010年至2019年是中国传媒的主流，成为人们的主要认知(见图1中的长虚线)。这也反映出中国历届政府对人民的重视与强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概念提法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到西方的发展往往是基于个体的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中国的是基于集体的人的利益，也就是将单个的人视为群体的成员与一分子，将群体视为一个整体，涵盖小到家庭大至国家、全人类的范围。它意味着成员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成员往往有着明显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有助于克服个人主义文化的自私和自由主义倾向。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对西方发展观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弥补西方社会资本逻辑带来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
通过对Factiva与知网重要报刊数据库语料的机构分析发现，国内外就“人民至上”的获得渠道是不同的。国外主要是全球层面机构与大型企业贡献了这一理念的推广和传播(见表3)。比如，欧盟、联合国、万豪、脸书，甚至中国企业中石化，都贡献了“人民至上”的海外传播。这与国内外一些研究相一致，也就是，中国越来越注重主体及渠道的多样性，无论是“借船出海”，还是“借嘴说话”，来弥补官方发声的单一性。相比而言，国内主要是通过政府媒体及当地媒体的传播帮助受众获得“人民至上”的认识，以党政、经济、理论及军队各领域的机关报为主导(69%)来向公众普及这一理念。这种内外差异对于“人民至上”理念的未来传播也提供了方向，即加大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传播和增强民间传播渠道，扩大中国声音的覆盖面。
(二)以正向为主的国际认知
我们对从Factiva数据库收集到的最近一年的、排除重复新闻的、含有“put people first”的151篇网页新闻，参考功能语言学的情感倾向标准，进行人工标注，运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3.2.4w进行统计发现，有别于一些西方政府对中国疫情防控的污名化，国外民间受众大部分对“put people first”持积极态度(占比77.48%，见表4)。这表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中国的人权理念与价值开始赢得外界，尤其是西方民间社会的认同。我们通过下面的示例进一步证明。
Examining the results for the year just ended，we can say that we have achieved our objectives.We naturally felt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but，also thanks to the fact that we put people first，we succeeded in ensuring a high level of business continuity and largely met the profitability target，...(20210311F58)
盘点刚过去一年的结果，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很自然能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也要庆幸我们把人民放到首位，成功确保了高水平的业务连续性，很大程度上达到利润目标……
此例是意大利能源和电缆通讯行业引领者普睿司曼集团(Prysmian Group)CEO Valerio Battista在回顾公司2020年优秀业绩时的讲话。Battista把人(包括员工或用户)的重要性放到第一位。“完成目标”“成功”“庆幸”“高水平”“业务连续性”“达到利润目标”这些词汇涉及商业的成就与达标，唤起受众对企业的认可、经营能力的肯定和未来美好愿景，因而是一种积极正向的情感与评价倾向，反映出企业对“人民至上”或者说“员工至上”“用户至上”价值的认同。尽管没有提供中国政府的抗疫评价，但从上下文中了解到该集团的业务理念与行动，为武汉医院捐赠电缆，助力抗疫救人，而这恰恰与中国举国抗疫、人民至上的理念不谋而合，也是中外合力战疫的生动脚注。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有关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安全危机各方面能力提升的发现。与中国合作的这类企业家很有可能成为“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力量，为增进中外交流与相互理解发挥建设性作用。不仅如此，美国社会反结构性种族不平等也诉诸“人民至上”：
“Our values drive us to put people first.That is why we are working to address anti-Black racism by helping mak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work for more producers，”said Anna Richo，Cargill’s general counsel，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and corporate secretary.(20210304F070)
“我们的价值促使我们将人民放在首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帮助使农业经济为更多生产者服务来处理反黑人的种族主义”，嘉吉公司法律顾问、首席执法长及公司秘书Anna Richo说道。
“价值”“帮助”“为……服务”“更多生产者”“处理”为“put people first”建构了一种积极有为的正向态度与价值导向，也就是嘉吉公司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把黑人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从农业入手帮助解决针对黑人的不平等问题，因此，“人民至上”在文本中呈现一种正向的态度建构。这与中国“人民至上”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上述分析表明，外界对中国抗疫所体现的人权理念的认知态度是多元化的，民间多以正面为主，而非一味抹黑中国的抗疫工作或对其所做的人权贡献视而不见。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国际民间社会与中国享有共同的人权理念与价值，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人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中国“人民至上”理念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具备J.Hu所说的超越“本土地方性知识”而被世界所共享的“普遍性知识”优势，中国人权话语的世界性意义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应继续保持包容、开放、对话的心态来建设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权话语，改善现有的国际人权结构。
六、结语
本文将外交话语体系框架“构-译-传”模式应用到抗疫对外话语中的人权话语，考察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的文本建构、跨文化翻译和传播效果，提出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跨学科路径。中国人权话语通过多种权利文本来建构，包括核心人权理念话语、生命权和健康权话语、知情权与隐私权话语、工作权话语、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核心人权理念“人民至上”的跨文化翻译反映了去语境化、抽象化和理论化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也越来越顺应国际受众表达习惯。其传播效果以正向反馈为主，不仅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一定的知晓度，也得到了西方民间社会的认同。上述发现说明，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构-译-传”跨学科路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不仅展示了中国在应对疫情中全力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捍卫联合国机制下人权的国际准则，而且展示了中国人权理念的世界性意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为国际人权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从跨学科视角探索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构、译、传”三部曲为中国人权话语的系统性建设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和可能，它打破了学科局限，更易实现理论上的创新，也基于一定的实践经验，更有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实践层面，它总结出人权话语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文本建构、翻译和传播经验，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人权话语治理提供了参考。
（金茹花，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博士后人员，副研究员，中原工学院讲师；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院长，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课题项目号：17ZDA318)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To make a better China story about human rights and entr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based on the exampl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pandemic under the concept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on linguistic data relevant to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andemic collected through Internet，we propose the text constr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Th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 variety of texts focusing on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the right to life，the right to health，the right to information，the right to privacy，the right to work and a sense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concepts of human rights have experienced the deepening process of decontextualization，abstraction and theorization to gradually conform the expression habits of international audiences.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mainly positive in civil society.It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have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To enhance China’s discourse power on human rights，we need a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Keywords：China’s Discourse Power on Human Rights；Construction；Translation；Communication；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19 Pandemic
(责任编辑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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