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人文主义颠覆了人文主义对身心健全的理性主体的构建，刷新了人们对于人的认知，也带来了重新理解残障的契机。在后人文主义视野下，残障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它生成于人同外在的关系之中，同时其是变动不居的，蕴含着时刻生成新形态的可能性。关于残障的普遍性、关系性和流动性的理解构成了后人文主义残障观，这种残障观对推进残障研究和制定残障政策具有丰富的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后人文主义  残障研究  普遍性  关系性  流动性

　　一、引言

　　回顾残障权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人类对残障的理解经历了不断演变和深化的过程。从医学模式把残障视为一种生理残损和缺陷，着眼于残障的纠正与疗愈，到社会模式认为残障源于社会建构，从而强调残障者社会权利的伸张，对残障本身的认知总是深刻地影响了从残障话语到残障政策的一系列残障权利保护议题。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残障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呼应着西方残障权利运动的兴起，不同于传统的残疾研究或损伤研究只关注残障者个体，其致力于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视角纳入理解残障的视野中，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残障的认知，也深度参与塑造了现代残障权利事业。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国际功能、残障与健康分类》(ICF)还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都充分吸纳了残障研究提出的关于残障的新理念。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残障研究逐渐转向批判性残障研究(Critical Disability Studies)，结合文化批评理论和生命政治学等跨学科视角，探究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残障问题，以求揭示出纠缠于残障经验背后的权力和文化因素，从而更加彻底地推动有利于残障的社会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以及神经认知科学等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生命体同外在环境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其所带来的后人类境况日益突出，这使得反思和重新检视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和地位的后人类主义思想迅速兴起，并成为当今思想界最炙手可热的思潮之一。残障研究者发现，后人类境况也给残障者带来诸多新的机遇和问题，残障研究需考察后人类境况下的残障现象，发出残障群体在生命政治、技术媒介、科技伦理等后人类议题上的声音。因此，把后人文主义思想运用于阐释残障、剖析残障问题成为批判性残障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课题之一。

　　丹·古德利(Dan Goodley)等将后人文主义观念引入智力残障实证研究，展现了智障人士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自己的“分布式能力”(distributed competence)的。科斯蒂·利迪亚德(Kirsty Liddiard)等通过访谈带有濒死障碍(life-limiting impairments)的残障者发现，他们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扩充了后人类时代的可能性，展现了有别于人文主义的社会知识和观念”。斯图尔特·穆雷(Stuart Murray)在后人文主义视野下考察了当代文学和电影文本中的残障现象，认为“残障视角处于构想后人类境况的中心”，因为从残障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后人类的当下残障和非残障者所共同面临的抉择”。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运用后人文主义分析残障问题所能打开的广阔阐释空间，但并未深入探讨将后人文主义思想应用于残障研究的核心问题：后人文主义能够给理解残障带来哪些新认知？这些新认知又能够如何推动残障事业的进步？本文试图总结和回答后人文主义如何理解和定义残障这一基本命题，同时简要论述后人文主义关于残障的新型认知对开展残障研究和制定残障政策，从而更好地理解后人文主义残障观对于提高残障者地位和保障残障者权利有何启示性意义。

　　二、后人文主义同残障研究的相遇

　　后人文主义是的兴起既是对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回应，也是出于对人类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的反思。后人文主义尽管有多个思想脉络，但其要旨无不在于批判自文艺复兴以来开始主导现代思想的人文主义对于人的界定，指出人文主义关于“人类个体能动性和完整性的假设”创造了人的神话，使人在自主性和理性的幌子下拥有了超越于其他物种和物质的地位，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社会重重危机的思想根源。在批判的基础上，后人文主义进而倡导以一种整体性、关系性和生成性的思维重新理解人之存在，指出人类始终“具身化地嵌入在生物和技术世界中”，同外在世界互依共生，共同演进。后人文主义是一种思想认知范式的变革，带动了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人权研究等一众人文学科“从人文主义人的帝国中解脱出来”，“以后人类中心主义方式处理好诸如科技发展、生态社会发展和全球化多重挑战等外在的甚至全球性重大问题”。

　　残障研究作为一门研究残障现象，旨在促进残障人士福祉的学科，同后人文主义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首先，残障研究和后人文主义都以人类身心及其同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核心议题。从医学模式考察残障者的身心机能，到社会模式关注残障个体面临的压迫性社会障碍，再到后来的批判性残障研究把残障研究同身份政治联系起来，“对人的质询始终是残障政治的核心”。残障研究考察残障这一特殊的人类存在状态，自然需要思考人的身心构成、行为功能、同外界的调适等问题，这些也是后人文主义同样需要阐述的关于人的基本命题。其次，残障研究同后人文主义一样，都以跨学科性为研究特质。残障议题涵盖广泛，跨越政策、法律、文化、教育乃至工程等多个领域，这意味着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是“残障研究的必由之路”。残障研究同后人文主义之间的这种天然关联吸引了后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残障研究学者的关注。他们发现，残障研究与后人文主义有着相同的理论立场和批判指向，他们都致力于揭示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通过贬抑残障者“他者性”的身心存在状态来实现“理想化的健全或标准的人体”建构的。

　　后人文主义思想家察觉到，因为残障者是被人文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所排斥的边缘人士，残障也被贬低为“非人类”的存在状态，“残障研究一直以来都在抵制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关于人的概念”，“拒绝将非常规构造的身体视作畸形”。残障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身体、感知或心理偏差现象及其影响，而后人文主义思想家秉承后结构主义哲学以断裂、边缘颠覆现代宏大叙事的思想理路，在向人文主义发起挑战的时候以残障这一人类身心偏差现象为楔子，可以很好地暴露人文主义制造的自主、自足的理性人类主体幻象。后人文主义理论先驱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论述“赛博格”(Cyborg)这一经典后人文主义形象时就曾指出，残障人士或许对人与非生命物质密切交互杂糅的赛博格式存在拥有“最深切的体验”。赛博格是生物和无机物的混合体，跨越了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具有彻底的杂糅性，因而超越了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具有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往往需要借助轮椅、义肢、助听器等工具生活的残障者可谓赛博格的先驱。

　　另一位后人文主义理论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则不仅看到了残障研究颠覆人文主义传统观念的潜能，还认为残障研究可以揭示残障者这种被人文主义贬斥为“非人”的主体是如何在同外界的互动中生成新的主体性的过程，从而“充分地展示具身化(embodied)的和具脑化(embrained)的身体是如何行动、思考和负责的”。也就是说，残障研究可以为后人文主义倡导的新型后人文主义主体和伦理关系提供参考性范式，因而布拉伊多蒂把后人文残障研究作为后人文主义思想范式下的重要知识生产领域之一。

　　追随后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脚步，残障研究学者也敏锐地意识到后人文主义对分析残障问题的适用性。一方面，他们发现后人文主义关于跨界、杂糅的具身性人类主体的认知让残障者成为这一新型后人文主义主体存在范式的绝佳表现。这种认知意味着残障不再是存在的非常态，残障者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这正呼应了残障研究者们关于残障的身体“不是例外，而是主导”的主张，为提高残障者地位，促进残障权利打下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后人文主义“重新思考了人与非人在全球层面的关联和相互作用”，并主张人类应该同外在他者相互尊重、相互依存，一起参与“基于共同体的共享式实践”，这一主张能够给残障研究的实践层面提供指导原则。

　　可以说，后人文主义同残障研究的相遇给残障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启迪，也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考察视角。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后人文主义思想范式下，残障研究看到了走出自己的学科空间，为其他人文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贡献残障智慧的可能性。

　　三、残障的普遍性

　　残障并非少数人带有的特殊情况，更不是缺陷或疾病，而是普遍的人类存在状态，“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类体验”。这一认知虽然业已存在于残障研究中，但只有在后人文主义彻底解构了人文主义关于人的神话，并对人类身心存在状态和主体性生成过程进行了重新阐释之后，才找到了确实的理论依据。

　　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对于人的定义是错误地建立在“普遍主义立场和二元逻辑”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文主义预设了一个超验的理性人形象并将其作为万物之尺度，这一形象将一种毫无依据的“普遍人性”同被人文主义视为“非人性”或“次人性”的他者性对立起来，将差异化的他者贬斥为“异常、偏离、残暴和兽性”，这不仅意味着人类拥有了超然于世界万物之上的中心地位，也滋生出一系列霸权主义立场，如通过把女性、有色人种和残障者贬斥为非人或不完全的人来实现对他们的压迫。

　　后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颠覆开启于对人类身心存在状态和主体性的重新认知。在这一认知下，残障不再是被人文主义话语所贬斥的人的异常畸形状态，而是普遍的人类存在状态。这首先是因为后人文主义打破了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制造的残障与非残障的二元对立，刷新了人们关于“正常身体”的认知，让人们发现并不存在绝对纯粹的健全之人，人类都是同环境他物的杂糅体。当代科技的发展让人类对自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们发现人并非纯粹而固定的实体，而是一种人同外在物质及信息相互交融的混杂体。有机体和机器混杂交融的“赛博格”形象便是后人文主义对于这种后人类混杂体的最初构想，N.凯瑟琳·海耶斯(N.Katherine Hayles)则进一步指出，即使身体未经任何改造，我们也早已是赛博格式后人类，因为认知科学和人工生命技术领域的研究清晰地显示，“后人类主体是混合物，是异质成分的聚合，是边界不断被建构和重构的物质信息体”。人的混杂性说明并不存在超验的、内在的普遍人性，人不过是同外在他物的关联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已。既然人同外在之间并不存在稳定、清晰的界限，所谓“正常身体”的完整性和确定性不过是一种幻象，那么“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就不再为异常身体所独有，而是一切躯体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残障性为所有身体所共有，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

　　后人文主义突显了残障的普遍性，还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之自主性，揭示了人对外在的根本性依赖。在人文主义看来，能够发挥自由意志的自主性是正常人的标尺，而残疾人往往是因为不能自主控制自己的身心而被认为是负担和问题，“某方面不健康，因此也不是正常的人”。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秉持“我思故我在”的信条，认为人类主体性生发于理性自我，制造了人类具有自主性的假象。后人文主义则主张人类主体性不源自自主性自我，而是“在人与动物、机器和环境之间的装配(assemblage)和交互(interface)中形成的”。主体始终在一个身体、意识以及外在环境共同组成的复杂关系网中不断生成新的具身化(embodied)思想和具脑化(embrained)行动，主体性也就生发于这些具体的思想和行动中，展现出千差万别的模式。因此，后人文主义通过指出人类主体生成的交互性，揭示出人的独立能动性和自主性都不过是人文主义制造出来的假象。人类从来就没有过自主性，而是自古至今都存活于内在身心的相互作用以及同外在的装配和交互关系中，并在其中发挥一种“依赖式的能动性”。这样看来，所有人都是无法发挥自由意志的残障者。如果说“不可避免的依赖性是人类的基本特点”的话，残障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基本特点，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存在。在生活中，所有人的行动无处不受到限制，无不需要依赖外在的支持，而传统上所认为的残障者不过是人类存在的非自主性和依赖性更典型、更显著的显现而已。

　　因此，后人文主义通过对于人之定义提出颠覆性的阐释，用普遍残障性替代了普遍人性，把人从万物之尺度的神坛上拉了下来，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这有利于人类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实现同外在互依共生的残障式生存，保证自身踏实和永续的繁衍。

　　四、残障的关系性

　　残障并非人本身的内在特性，而是在同外界的相对性关系中产生的，这是后人文主义思想指出的残障的另一显著特征。虽然早在后人文主义之前，残障研究的社会模式就把残障从残障者自身剥离出来，指出残障并非医学模式所认为的身心缺陷，而是压迫性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社会模式关于残障的认知仍未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窠臼，对残障的关系性的理解并不彻底，“过度关注残障的社会建构性和政治性，从而忽视残损本身给个体带来的困扰”，陷入了“离身化”(disembodiment)的悖谬。社会模式主要区分了残损(impairment)和残障(disability)的概念，认为前者是个体的身心缺损状态，后者是社会造成的功能阻碍，残障研究需要“接受残损，去除残障”。这一区分内在地假定了残损是身心的内在缺陷，是一种不可变更的自然发生。然而，即便是人们所认为的身心内在残损，也离不开社会文化建构。事实上，身体以及残损“既指向自然也指向文化(权力)”，是自然和社会文化中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后人文主义跳出了自然与社会、人与环境、身体与思想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重新认知人的存在，因而得以克服社会模式思考残障的片面性，对残障的关系性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和彻底。在后人文主义视野下，残障的关系性是由主体的内在关系性决定的。后人文主义认为，主体不是人文主义所假定的原子化的孤立实体，而是敞开边界，同外在他者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构成主体的核心要素。因而，在后人文主义看来，主体自我带有“本体论上的关系性”，这种关系性“以一种嵌入式地、具身化的、有根基的、多维度的、多层次的方式运作”。也就是说，关系性是主体的本质属性，决定着主体始终在同自我、他者和世界结成的复杂关系生态中认知和行动。这种对于主体关系性的理解从根本上否定了主体能够作为个体孤立地存在，自主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可能性，将人之存在深刻地镶嵌在了实在的物质和技术世界中。

　　后人文主义进而提出，能动性具有分布式(distributed)的特点，即能动性不是人拥有的内在特性，也非源于任何先在的驱动力(如理性)，而是生成于具体的人的能动性活动中，分布在活动时人与外在结成的功能系统里。这些功能系统是“由分散但相互关联的过程组成的矩阵”，它们不以主体为中心运行，也不受任何组成部分的限制，整体性地生发出主体的活动。

　　分布式能动性意味着人的身心运行不可能脱离同外在的关系而存在，而是依托同外在的关系发挥能动作用。这就从根源上驳斥了残障是一种身心缺陷的观点，因为既然“能力”(ability)是在主体同外在他者的关系中形成的，残障作为“失能”(disability)也就不是残障者自身的失能，而是残障者主体身心活动所在的功能系统运转失灵，导致分布式能动性无法发挥作用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在分布式功能系统运转失调的“失能”状态下，主体可以和系统中的他者相互调适、共同演进，推动功能系统的运作，让分布式能动性得以发挥，从而把“失能”变为“能力”，甚至是“超能”。残障者的确在身心形态上有别于他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劣于他人的，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所处的认知和行为功能系统中调适自我、实现生存。通过盲文阅读，坐在轮椅上移动，运用手势表达，这些最常见的例子皆可充分说明，残障者完全能够在同外在他者的相互调适中推动周遭关系系统的运作，完成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身心功能。有些残障者甚至可以拥有超常的功能，比如安装了碳纤维假肢的残障者可以打破短跑世界纪录，视障者拥有更敏锐的听觉，因而更胜任相关的工作等等。也就是说，“拥有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障，改变但并不打破一个人沉浸在世界实在中的状态，并且这或许同样预示着开启了新的视野，而不应被视为消极的”。

　　后人文主义关于残障的关系性的认知既颠覆了医学模式对残疾的界定，也超越了社会模式解读残损的局限，并不过于简单地认为残障是脱离残障者身心的社会产物，而是在残障者同外在的关系中生成的，是残障者的身体在复杂的物质关系网中的具身化形式(embodiment)。而具身化的残障同其他一切具身化形式一样，都是“多样且相互交叉和依赖的”，都需要广泛的关系网来支撑其存在。因此，残障的关系性清楚地说明：残障是一种差异，而非缺陷；残障是一种现象，而非身份；残障是一种超越，而非倒退。

　　五、残障的流动性

　　长期以来，残障被认为是一种“偏常”(deviance)而蒙受“污名”(stigma)，而残障研究则致力于揭示“污名管理”背后的社会机制，分析社会是如何通过建构起正常与偏常之间的身份对立来规训个体、维持社会规范的。从后人文主义视角看待残障，可以更加彻底地驳斥对残障的污名化，因为后人文主义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形态，而是在永恒的流动中不断生成新的差异化的表现。这就解构了正常和偏常的二元对立，说明任何人都不存在常态或是偏常态，而是永远处于差异态中。这样，以偏常为借口污名化残障的虚妄之处便完全暴露出来。

　　后人文主义拒绝人文主义持有的本质主义认知模式，不把人看作固定的实体，而是认为人类主体是一个开放的多系统性存在。在各个系统中，多种杂糅交错的要素彼此之间以及同外在的其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不断生成新的形态，创造新的自我存在形式。因而，人的身心呈现出一种向外界敞开、不停流变生成的“虚拟态”(virtuality)，这种虚拟态并不否认人的存在实在性，而是恰恰相反，把人的存在设定在更加深刻和真实的关联性流变实在中，因为只有这种虚拟态才能准确揭示出人类存在的异质、复杂和流动的面貌。因此，后人文主义主张用“生成”(Becoming)来代替“存在”(Being)，借此强调主体的多元性、非固定性以及指向未来的生成性潜能。“生成”源自德勒兹和伽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生成哲学，生成哲学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的概念，认为“存在”追求固定化的本质，忽视了事物的过程性，而且强调统一和一致，抹杀了多元世界的差异性。“生成”则意味着事物永远处于生成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拥抱差异化的他者，在同他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无限的潜能。主体的“生成”而非“存在”决定了人类主体是一种“游牧式的具身化的主体”，“具有流动、易变和游移的特点”。也就是说，主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生成过程”，处于同外在环境“相互交错的永恒流动中”。

　　主体的流动性决定了依附于主体的残障并非固定的存在，而是在不停地跨界流变，参与塑造和生成新的主体形式。事实上，关于残障的一个最基本、却最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残障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绝大多数残障都是后天获得的，人都会在人生某个时期经历残障，更不用说年龄变化给人的能力状态带来的变迁，“生命实际上就是从残障到暂时的健全再到残障的循环，前提还是你是少数不生病或未遭受严重意外的幸运儿”。人类身心具有普遍的脆弱性，这意味着人随时流动于残障与非残障状态之间。此外，业已处于残障中的人也会经受不断变化的残障状态的影响。人的身心和外在环境都是变动不居的，这决定了残障“几乎从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偶发的状况，受诸多外在因素影响，也通常随时间波动”。即使是先天性的或看似无法改变的残障也并非保持着一直稳定的状态，而是处于流动中。丹·古德利和格利特·罗茨(Griet Roets)等残障研究者通过对所谓智障人士的“游牧式主体性”进行了“制图”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时空场景和关系中，残障者的主体性都展现出不同的形态，他们始终在“创造性地重新塑造和重新发明自我”，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他们的残障也随着主体自我的流动显示出强烈的不确定性，“处于不断的塑造和重塑中”。

　　后人文主义把主体理解为开放的“虚拟态”和关系中的“生成”，这允许人们“把残障重新想象为一个流动的范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也必将走入其中和从中走出来”。这一方面可以彻底地将残障去污名化，因为残障的流动性意味着残障并非固定附着在特定个体或群体上的偏常状态，更不是一种污点或羞耻。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认识残障时应摒弃刻板、固化的眼光，把残障视作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动态生成过程，进而看到残障者在具体的社会关联中不断地创造出多样的游牧式主体的可能性，从而发掘出残障的肯定性价值。

　　六、后人文主义残障观对残障权利事业的启示

　　后人文主义对人之存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解，这些理解刷新了对残障的认知。在后人文主义视野下，残障从根本上摆脱了否定和消极的意义，呈现出新的积极面貌。后人文主义颠覆了人文主义对于完整自足的健全之人的想象，并揭示出人同外在的相互关联性以及对外在的普遍依赖性，这使得残障式存在成为普遍性的存在范式。此外，后人文主义关于人类主体关系性和生成性的理解也展示出残障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更难能可贵的是，残障在这种理解下具有了鲜明的生产性，因为正是残障激发出主体调适自我并同外在他者产生关联的能动性，主体在克服障碍的过程中生成了新的自我展现形式。残障的生产性意味着“残障者可以化残障为能力、潜质和可能性”，他们充满创造力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中孕育着智慧和希望，可以为全人类的生存提供借鉴。残障并不可惧，也并非缺陷，人类正是在同障碍的互动中不断演进，实现自身的延续。后人文主义对残障不仅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可以让残障得到重新认知；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可以为开展残障研究和制定残障政策提供丰富的启示，更好地促进残障权利事业的发展。

　　（一）后人文主义拓展了残障权利事业的涵盖范围和残障研究的视野，让残障问题和残障研究从边缘走向主流

　　后人文主义揭示出残障的普遍性，使残障研究者和残障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残障权利事业和残障研究的对象不应只涉及以往所关注的残疾人群体，而应扩大到所有被残障所影响的人群。这一人群不仅包括传统认知上的伤残者，还有更加广大的幼儿、老年人、急慢性病患者、心理创伤者以及其他所有受内外因素影响而经受社会生活障碍的群体。这样一来，残障权利事业和残障研究就从关注少数群体的边缘性事业和研究走向了关涉大多数人的主流事业和研究，其成果可以惠及整个社会。尽管这一转变显得激进且会面临是否会让残障权利事业和研究失去焦点的质疑，但残障视野的泛化并不意味着剥夺残疾人群体的机会，反而更有利于他们自如地融入社会生活中，因为在扩大了的残障视野中，残疾人不再是特殊的缺陷者，而是“能力-失能”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种存在状态，是失能的功能系统的组成部分。残障研究通过分析导致功能系统失能的因素，提出无差别化的调适方法，可以根除对残疾人的歧视，让社会不把残障视为负担，而是维持其运转的必要过程之一。同时，残障权利事业通过关注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残障议题，提出普适性的残障政策，可以让社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政策“事关全社会，也符合全社会的利益”。这就更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并促使社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建设残障友好型社会，从而更好地造福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残障者，同时可以在整体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比如在我国当下推动建设无障碍环境不仅是造福残疾人群体的举措，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要求；国家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健康和康复体系可以惠及整个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等等。

　　（二）后人文主义残障观呼吁残障政策调整工作重心，从关注残障者个体的康复转向建设可以赋能于残障者的社会康复关系网

　　现行的主流残障政策是建构在人文主义对自主、理性的人的设想之上的，追求让残疾人个体通过被动地接受康复治疗，减少其“残疾性”，重新成为可以独立参与社会活动的主体。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样的做法反而将残疾人同社会孤立起来，“迫使他们成为一个依赖性的社会角色，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在后人文主义看来，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从来就不是具有自主性的个体，而是存在于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在同外在他者组成的功能系统中发挥分布式的能动性。因此，真正有益于残障者的康复政策应该着眼于分析残障者是如何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各种人员、物质和信息关系网中调适和生存的，“承认、尊重并提升这些关系网”，建设能够更好地赋能残障者、让残障者在其中得以充分发挥个人潜能的社会康复关系网。这一转变意味着残障康复应改变将残障者孤立和区分开的做法，而是让残障者在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教育、文化和卫生等服务，成为其家庭和社会功能关系网的主体，主动参与并充分融入职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从而实现真正的功能康复的目标，而残障政策就应该充分保障和促进残障者作为康复主体的参与权。

　　(（三）后人文主义启示残障研究者关注残障科技伦理，在后人类境况下发出残障者的声音

　　后人文主义的兴起源自科技进步带来的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松动，而残障康复科技无疑是这一松动体现得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从碳纤维假肢使截肢者变身飞人到脑机接口帮助认知损伤者恢复认知功能，科技给残障者的生活带来切实的便利。然而，不受控制的科技进步也可能反噬残障者作为人之存在的权利和尊严，带来高度的伦理风险。比如使用了身体增强技术的残障者在速度和力量上都突破了人的生理极限，他们是否已蜕变成非人的超人类存在？元宇宙的发展可以使残障者无障碍、无差别地在虚拟现实中生活，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无须再关注他们的现实残障性？基因编辑技术承诺从染色体层面根本性地去除胚胎畸变，这是代表着人类彻底摆脱残障的希望，还是贬抑残障的优生学话语在当代科技助力下的极端展现？这些问题既是残障者切实面临的伦理难题，也是事关人之存在本质的全局性问题，是全人类在科技飞速发展之下都应思考的普遍性议题。残障研究者理应基于残障者的立场考察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理解，发出自己的声音。

　　结论

　　在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变的今天，后人文主义思潮的澎湃给残障研究提供了开拓研究视野、转变研究范式的新契机。后人文主义残障研究也可以充分证明，“在理解人类境况这一宏大工程中，残障可以孕生出非凡的洞见”。本文从后人文主义关于人的新认知出发，简要论证了在后人文主义视角下残障呈现出的普遍性、关系性和流动性这三个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后人文主义残障观的核心，可以为进一步阐发后人文主义对于残障的理解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对推动残障权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后人文主义残障观不仅拓宽了残障权利事业的范围，也对促进残障者权利保护、构建残障友好型社会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在党中央提出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今天，后人文主义残障观对于我国残障事业“创新话语体系，推动残障新理念与新制度的共生演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黄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Abstract：Post-humanism overturns the humanistic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 subjects with sound body and mind，refreshes people's cognition of human beings，and also brings an opportunity to reinterpret disabi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disability is a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and created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At the same time，as a dynamic status，it is constantly changing，presented in newly-shaped forms.The universal，relational and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disability constitutes the post-humanism approach to disability，which features rich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disability studies and formulating disability policies.

Keywords：Post-humanism；Disability Studies；Universal；Relational；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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