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意涵在历史和实践的互动中生成，表征为共同富裕主体的全覆盖、内容的丰富性、过程的渐进性、实践的真实性。人本逻辑的道德遵循、协调发展的道德样态、共存图景的道德理想三个意识单元作为核心的结构要素，同构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图式的有机整体。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实践，指涉人的生存发展价值与尊严的最大程度的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通向共同富裕的良善之道、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凸显的探索精神与集体意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挥与公平正义的压实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实践的生动展现。

　　关键词：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  道德向度  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顾名思义，共同富裕即所有人的富裕，不是区域分布上的局部富裕、不是人群分布上的少数人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富裕。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到共同富裕的提出，中国人对于生存发展目标的制定历久弥新，并在历史主动的把握中日益走向国富民强。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之路的成功探寻，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为标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熔铸于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熔铸于党的百年奋斗全过程。

　　新时代是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把握这一价值定位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人民”意指特定历史境遇中对社会历史前进起决定作用的人，是革命向前推进的坚定而重要的主体力量。可见，人民至少是一个历史概念、政治概念、群体概念，不同于公民概念所指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设定。人民概念统合了历史、价值、利益、权力主体等多维具体意涵。西方的公民概念虽有人民的一般规定，但其在资本主义政治话语中“只是政治国家层面的抽象表达……而没有落到市民社会或物质生活关系中……对人民的宣称就可能会沦为对人民的欺骗……把人民当作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实际上根本不想实现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发扬并丰富了人民概念，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并在实践中实现了人民概念的历史、价值、利益、权力主体等意涵的形式、实质之统一，超越了西方政治框架中对人民主体的形式、实质的割裂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局限。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及其主体地位实质平等的追求一以贯之，近代中国先是完成民族尊严、个体精神重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深度医改、教改等围绕改善民生的政策落地，人民作为主体尤其是利益主体的实质平等强势复归。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多维语境中提出的，在此语境中才能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为什么是扎实的、为什么是全体人民的、为什么是物质与精神兼顾的、为什么是渐进的。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旨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之“善”与目标之“善”相契合，达成形式、实质上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统一。因而，具有显著的道德向度。

　　一、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意涵

　　（一）共同富裕道德意涵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镌刻着共同富裕的内在价值追求，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纲领、行动中演化出不同的实践样态、理论表达。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逻辑不仅契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还呼应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价值情怀与伦理境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史开始转向复兴史，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萌发，并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初步探索。自鸦片战争起，内忧外患致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生活水深火热、贫苦交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阻碍中国人民走向富裕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依赖于前两者的官僚资本主义力量的勾结，不断榨取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中共一大提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等主张，明确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任务。此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着力于土地和农民问题，以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窘境为己任开展思想动员、革命运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工厂体恤民情，号召劳苦大众参与革命、打倒军阀。土地革命时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农民摆脱贫苦提供革命保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上实行减租减息，既能提升农民革命积极性，也能减轻农民负担。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在解放区深入开展，“耕者有其田”等政策实施。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任务，将救亡图存、民众生活改善相结合；以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为导向，制定、实施合乎时宜的革命路线、土地政策，共同富裕的思想萌发和初步探索同步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薄弱，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鲜明注解。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实现农民脱贫显得格外重要。毛泽东曾一阵见血地指出：“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953年，“共同富裕”一词首次出现于党的文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基于农业大国的客观实际，占中国人口比例较大的农业人口尽快实现以农致富，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而怎样实现五亿多农民的生活富足，则成为艰巨的社会发展难题。随着共同富裕的提出，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广大农民对于社会主义有了朴素的情感寄托与美好向往。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此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由于“一穷二白”，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单一，生产力发展缓慢，劳动的齐一化发展催生“小富即安”思想，经济社会呈现平均主义发展倾向。此外，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等致使社会生产力受挫，“普遍贫穷”还一定程度上存在。

　　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共同富裕以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为实践写照。1978年后，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两大战略的实施，“允许先富”与“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集体富裕”作为手段和目标在全国上下广泛开展，有效消除了平均主义发展的消极影响，“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实践成效初显。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首提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循此，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下各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激发，社会财富极大涌流。鉴于此，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该表述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并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和新表述，为我国进入新世纪、确立新目标、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南，为共同富裕的新世纪实践指明进路。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以解决温饱问题为起点，我国先后实现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重要任务，“先富”目标在一些地区、人群中得以实现，“先富带后富”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两极分化风险，共同富裕“量的积累”持续推进，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同向同行，美好生活成为诠释共同富裕的新表达。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注重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生产力得以极大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球第二，并且在某些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人民的生存发展诉求已不再限于简单的“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与日俱增，美好生活成为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表达。质言之，当前，我国已从“全面短缺”时代步入了“结构性过剩”时代，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取代了“落后的社会生产”，美好生活需要替代了“物质文化需要”的传统说法。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立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精准定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而对社会主要矛盾所作的新的、科学的判断。立足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样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在此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当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引，着力应对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任务。与此同时，我国正着力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实践机制，来落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愿景，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道德动能和实践动力。

　　（二）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意涵的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该论述围绕“人民”这一核心词释义共同富裕，为我们全面、准确理解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意涵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主体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以人民幸福为依据，面向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价值旨归、价值尺度、价值动力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作为政治概念、经济概念、文化概念等，紧紧围绕共产主义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贯通党的初心使命、人民期盼，表征着新时代共同富裕“为了谁”的道德意蕴，体现出共同富裕在主体上所具有的人民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异化劳动、分配不公作祟，致使富裕的主体被遮蔽，共同富裕的人民性无法出场，本质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富裕。从内容看，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是要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生活状态；二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两个目的；三是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幸福美好生活。概言之，新时代指向的共同富裕更注重内容的丰富性，涵盖物质共同富裕、精神共同富裕两维。这既是接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物质、精神上脱贫的实践要求，也是以民族复兴为指引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实践要求，体现出共同富裕实践在新时代实现了从重物质发展向物质、精神协同发展的转变。从过程看，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共同富裕确立了普惠可行的正义原则，即以动态发展的社会现实为基，不断对共同富裕的道义表达及其实践做出调整，紧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题。这在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社会现象被视为既定的、永恒的内容，以及资本主义正义理念凭借超历史形式将自身塑造成普遍有效、可完全运用于与自身只存在偶然联系的各个对象的“方法”的做法。可见，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资本主义共同富裕则是从既定的资本逻辑框架及其意识形态出发。从实践看，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靠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共建”实现，拒斥投机取巧、非法、非和平方式。时间表上，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为共同富裕的道德意蕴提供例证，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富裕社会构想、“少数人富裕”的现实，其正义性、合理性是公开的、客观的。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意蕴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灌注了向善而生的价值遵循、发展动力、理想图景，共同富裕的道德规定、道德价值贯穿于党的政治宣言、渗透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实践、深入人民群众内心，因而是“过程善”与“结果善”的真正契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步入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阶段。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使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收入不平等问题、城乡和地区差距问题等十分突出。参见张建华、孙熠譞：《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载《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2期，第14-23、2页。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深化“先富带后富”实践，逐步实现“共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沿着这个目标之后的路继续前进，便通向共同富裕目标。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接续，也是更高水准上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书写。二者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是现代化建设的动态环节。

　　二、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

　　道德图式生成于道德实践活动，同时又作为先存的心理状态，指引和调控道德主体的行为与道德活动。我们可以将道德图式理解为“若干具有价值向性的道德意识单元的有机组合，各个道德意识单元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于人的意识中，道德图式具有过滤功能、解释功能和定向功能。”吕耀怀：《论道德图式》，载《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6期，第86-90页。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主要以人本逻辑的道德遵循、协调发展的道德样态、共存图景的道德理想三个意识单元作为核心结构要素，分别地、主要地发挥着过滤功能、解释功能、定向功能，促成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图式的有机整体。

　　（一）人本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图式的诸要素中，人本逻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在道德图式中心，决定着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图式的基本性质，支配着道德图式中其他要素及道德图式整体结构的协调、稳定、运行，并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实践中发挥着核心而关键的道德调节作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向的人本逻辑集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指向紧紧围绕人及其发展的价值理念，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始终践行的立党基础之体现，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的客观映现，更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坚实根基。作为道德图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人本逻辑具有过滤功能，它以符合或不符合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图式的要求为判准，对外在的道德信息等进行筛选，由此实现道德信息有序进入与流出，以确保道德图式自身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创新性。例如，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会对违反人本逻辑要求的“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进行排斥，目的在于彰显人本逻辑的道德权威和道德指向。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味着要时刻树立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人民观，始终恪守正确历史观、发展观、现代化观，推动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最终，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两大阶段性目标提供强大道德动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人本逻辑回应、消解了资本逻辑唯利是图的“物本理念”，内在地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依据与价值引领。立足人本逻辑，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表征为强大的“核式结构”，人的要素居于中心，在道德图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图式的核心结构要素，调节着共同富裕道德意蕴的历史与现实发展，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基础，规避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等风险，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本逻辑，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唯有立足人本逻辑，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想才能走向现实，才能将“中国文明传统、中国现代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融会贯通，在检讨‘市场原理’以及背后‘资本主义逻辑’的同时，创造出替代性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原理”。由此，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实践才能真正面向中国现实，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持续激发其道德效力。

　　（二）协调发展：“共同”和“富裕”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塑造了一种协调发展的道德样态，在人本逻辑的基础上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良善目标提供了思维样式与时空场域。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依存于现实的道德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因而，其道德图式不仅是道德意识、道德理念等构成的内在道德框架，还是外在的道德行为模型。协调发展这一道德图式立足新时代，实现了共同富裕在理论建构上的“共同”与“富裕”的科学结合，在逻辑上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的共存、共生关系。换言之，“共同”和“富裕”二者的有机结合、一体两维、协同并进的实现，只能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语境、实践场域中达成。反观历史，在前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当中，“共同”与“富裕”是彼此分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原始社会只有‘共同’而没有‘富裕’。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富裕’却没有‘共同’”。究其缘由，不能只将其归因为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发展目标不同、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不同等，它还缘于社会发展理念、逻辑及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有着根本性分别，因而在前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当中，“共同”和“富裕”无法很好地结合。协调发展这一道德图式的结构要素具有解释功能，它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三新”话语来实现解释功能，构建出以协调发展样态为中心的理念解释体系、时间解释体系、空间解释体系三大话语体系，以此实现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德图式解释道德行为、道德活动、道德现象的功能。例如，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要求的是一种“共享发展”，一是全民共享、二是全面共享、三是共建共享、四是渐进共享，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摒弃传统的粗放型发展理念，代之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必须与新时代的脉搏共振、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同频，以避免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认识论、方法论滞后。“三新”话语及其解释体系，在如何实现共享发展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发展理念的解释、发展时间的解释、发展空间的解释，并且从理念指导上、时空场域构建上为实现“共同”与“富裕”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共识基础、价值共识基础等，在价值形塑过程中，凸显了新时代实现共享发展的“能力建设”的“真善美”意蕴。

　　（三）共存图景：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中，人本逻辑是道德遵循，协调发展是道德样态，二者面向的道德理想以“共存图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整体性表征，从而具有了进入世界文明史、改写传统文明发展史的世界性意蕴。道德图式由道德意识单元同构，道德主体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系给予道德图式指向性，继而使道德图式成为一种价值矢量，具有了价值动力、价值方向双重规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提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植入了生存论意义上的共存性道德价值与道德动力。在国内层面，致力于追求共同富裕的主体“共同”与财富“共同”；在国际层面，主要强调和推动共同富裕的世界主体与世界图景的实现。从第二种意义看，道德充当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引领性的反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存图景”作为道德图式的结构要素，具有定向的引领功能，它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引入向善向好的坦途，因而具有示范性、导引性价值。与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不同，隶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范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释放着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资本主义制造了诸如资本与剥削、恶性竞争、社会不公、阶级对立等问题和矛盾，使得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失衡，生产力的良性发展受阻，致使社会内部形成了紧张性、撕裂性、分离性的潜在风险。资本主义的道德图式，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德逻辑与道德话语，它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共生、共存、共荣要求，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源浪费、社会动乱、“政府下台”等问题频发正是其道德图式的“不文明性”体现。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共存式”发展，它强调以一种合作的、共赢的、对话的、和平的发展模式重塑世界格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贯穿其中，体现出世界性价值意蕴，为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图式做出了生动而贴切的解读。

　　三、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实践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从贫穷到富裕再到高层次富裕的过程富裕”。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实践从多维展开，既涉及生产力层面的谋划，也涉及生产关系层面的调整，还涉及上层建筑的设计等。在此过程中，共同富裕的道德实践以道德图式为基础和前提，指涉人的生存发展价值与尊严的最大程度的实现。

　　（一）高质量发展是通向共同富裕的良善之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之“道”，本质是一种良善发展。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区别于“低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旨在提质增效。这是基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做出的战略规划，是对准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目标而确立的发展原则、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是更符合向善而行的良性发展，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内蕴“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又不是盲目的、蛮干式的发展，它坚持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不搞“拼资源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砖头搬来搬去的空头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这对涉及发展方式、增长动能的“共建”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也对涉及分配制度、分配方式的“共享”提出高质量落实的要求。换言之，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我国从注重量的增长转变为注重质的提升，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有益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态、精神、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需求，还有益于解决城乡、地区、收入差距等问题，利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

　　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内涵式发展，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殖民本质。高质量发展主要依托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通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由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技术领域等取得突破，改变受制于人的窘境。改革开放数十年来，凭借人力资源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凭借“人口红利”优势，实现经济增长。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力资本红利”悄然而至。高质量发展通过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实现高质量就业，推动高质量产出。新时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成为新风尚，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等正转化为强大的创新力量、物质力量。高质量发展使人脱离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两种发展困境，较好地实现了“劳动时间”的普遍压缩、“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多，从而为人民群众追求、享受美好生活，实现全面发展创设现实条件。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作为中华民族推崇的美德，体现了中国人民勇于创造创新、敢于拼搏奋斗的文化基因。传统文化通常将勤劳、积极、创造等视为正向之德，予以张扬；而把懒惰、消极、衰败等视为负向之德，予以贬损。正向之德，与财富的创造关联，具有直接现实性。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将这种内生性的道德和文化精神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来推进。可以说，高质量发展赋予了共同富裕以强大的道德正义力量、实干力量，否定了懒汉做派，肯定了勤劳美德；否定了等靠要作风，肯定了进取精神；否定了急躁迷茫作风，肯定了攻坚克难的勇气。循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共同富裕的实现摆脱了“他者”语境，通过全体人民的奋斗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指日可待，“走自己的路”的信心更加坚定。

　　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循序渐进的长期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新时代并未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继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迈向实质性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以人民幸福牵引共同富裕实践，对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有机关联，围绕新时代的效率和公平问题，着力化解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等。针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要树立辩证思维和实干理念，一方面，不逃避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收入分配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医疗和教育等资源不均衡问题等，以问题意识、现实压力倒逼问题解决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善于从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中总结“扎实”的做法和经验，激发“推动”的主体积极性和动力性，通过共同富裕“共建共享”一体化模式实现共同富裕的持续性推进。从道德角度审思，我们既要肯定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务实做法，抓住其背后凸显的社会主义道义性和先进性；也要以客观、包容的道德视野考察其中的问题，不能以共产主义社会的至善标准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如此，才能理解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远大、过程的渐进之间的辩证理路。

　　（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凸显探索精神与集体意识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之举，彰显了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同舟共济的集体意识。改革开放后，“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桎梏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先逐步实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再推进“先富带后富”的探索之路开启，深圳等一大批改革开放“排头兵”城市快速发展，积累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宝贵经验，树立了良好的窗口形象。以“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为代表的农村发展也取得成功经验，“全体村民及周边村民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客观地看，改革开放进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富带后富”举措的失误，它是改革开放要面对的现实课题。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全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先富”向“共富”的过渡疾速推进。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强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

　　当前，各地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与条件存在差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通过试点(试验区)探索政策实施方式，进而巩固调整、以点带面推广成功经验，实现“探索-试错-纠偏-推广”的发展，是有益之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先行、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一以贯之，一方面，使得改革“蹄疾步稳”；另一方面，益于地方创新精神融入中央政策制定过程，“中央-地方”实现良性互动，政策创新力、适应力提升。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通过夯实物质基础、增加居民收入、优化公共服务共享、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美丽宜居生态环境、构建舒心安心放心生活环境等生成综合性示范效应，益于在实践基础上凝练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寻求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渠道、为其他省市提供省域范例、打造体现新时代制度优越性的窗口。从推进共同富裕的时间表看，在“一湾引领、两翼提升、四极辐射、全域美丽”的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格局下，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将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关体制机制、政策框架基本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涌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承担的是国家层面的示范改革任务，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实现共同富裕的城乡协同、区域协同、全国联动。作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长沙县率先提出，立足中西部、打造全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典范，长沙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长沙县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方案》，谋划了县域共同富裕建设的具体路线图、时间表，吹响县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新时代号角。“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的长沙县，历来以“开路先锋”承担重任，推动建设县域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要以一域行动为全省探路，以自身实践形成示范效应。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既彰显了中国人敢拼、敢闯、敢干的探索精神，也体现了以共同体理念为底蕴的集体意识，具有显著伦理意蕴。

　　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如社会保障制度、福利政策等不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正义性，具体看：其一，具有主体的全民正义。福利社会的争论夹杂“不值得帮助的穷人”论调，而共同富裕超越个体利益纷争，诉求的是“普遍主体的公正”而非“特殊主体的公正”。其二，内容的实质正义。法律权利正义下的分配不是实质性善品，而是拥有、获得、保持某物的权利与资格；共同富裕指向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分配，比法律权利正义的内涵更广泛、结果更真实。其三，方式的程序正义。资本主义的全民福利可能催生“福利依赖幽灵”，共同富裕与养懒汉的“福利主义”相异，强调富裕路径的共建性、共享性的统一。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非“一招制胜”，而是在政策调适基础上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形式上、实质上的一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兼顾城乡一体化发展，一改以往的政策、资源优势向城市倾斜的做法，使区域协同发展真正落地。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方面，不仅紧密呼应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家顶层设计，而且具有地方性自主探索空间和时间规划。需要明确，区域间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时间、过程必然存在差异性，不同省份和地区的共同富裕实践和示范区建设不是整齐划一的，也不是平均主义的。

　　（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挥与公平正义的压实

　　第三次分配以社会主体落实分配正义和“财富向善”为核心，直观体现了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伦理目标，具有鲜亮的道德底色。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强调，要通过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挥来完善收入分配格局。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参与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内蕴着集体主义道德精神和互帮互助的整体性生存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特质。“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逐步实现必须重视借力第三次分配，通过道德之力来优化改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使得共同富裕稳步推进。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到第三次分配，财富逐渐完成了从低级形态往高级形态的转型，财富本身除了具有“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性、“看得见的手”的公共性以外，还增加了社会属性、传承属性、精神属性等内容，凭借“财富向善”的社会系统、相应的社会机制实现升维，本质是在推动财富升维进程中实现人的升维，追求财富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同步推进。

　　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主要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公益方式实现。以慈善事业发展为例，1994年，我国成立中华慈善总会。2005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颁发，慈善事业迈入制度化发展阶段。2016年《慈善法》颁布后，有关部委出台了多项公益慈善相关的政策文件，公益慈善事业不断走向规范化、常态化。近年来，党和国家着力探索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事业的联动，将此作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手段之一。《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共接受境内外慈善捐赠2,253.13亿元人民币，其中，内地接受款物捐赠2,086.13亿元，首超2,000亿元，同比增长38.21%。整体看，款物的捐赠逐年增加；企业仍是重要捐赠主体；大量捐赠投入抗疫、脱贫攻坚；教育领域捐赠稳增，慈善事业社会氛围良好。当然，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的意义不仅限于资金规模扩大，更在于道德功能的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道德滑坡等负向社会道德现象，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体现出道义性。慈善之本质是伦理的，它以“柔性调节”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支持共同富裕。例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慈善捐献款物，能有效弥补政府财政拨款和物资储备不足。又如，通过求助平台筹集善款，帮助经济拮据的大病患者渡过难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基金会，但其并非慈善家扬言的传播知识、促进文明、造福人民那般美好，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基金会是当代私有制新的实现途径之一，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某种变相。大资本家占据巨额财富后，“钟情慈善”并非真的“大公无私”，组建基金会能享受税收减免、财富转移等政策好处，并且，凭借基金会的资金运作还能攫取额外的资本收益。而政府、基金会的利益联结，能够提升大资本家影响力、强化盈利能力，并推动政治外交、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扩张与传播。与此不同，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实践中，第三次分配体现了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道德交互与价值浸润。一方面，行善者通过善行彰显善心，丰富共同富裕“共同”的实现方式，起到道德示范与道德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受赠方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馈赠，可激发“知恩图报”的社会正义。由此，行善积德的社会正气弥散，可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推进营造“财富向善”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德力量，不仅是推动力、引领力，还是规约力、反思力。新时代共同富裕指向的主体是全体人民。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上的富裕，精神共同富裕的提出正在消解社会发展存在的重物质、轻精神的倚重心态。总之，道德作为审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视野、作为新时代精神共同富裕的内容，为我们理解、认知、评价、完善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人文范式和情感依托。

　　【张振卿，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年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重大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历程研究”(项目批准号：GD22ZDZ0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bstract：The moral connotation of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n the new era is form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practice.It features the full coverage of the subjects of common prosperity，the richness of the content，the gradualness of the process，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ractice.As the core structural elements，the three units of consciousness，namely，the moral logic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the moral mod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nd the moral ideal of coexistence，form the organic whole of the moral pattern of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n the new era.The moral practice of solidly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in the new era refers to the maximum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and dignity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a good way to common prosperity，the pioneering spirit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highligh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 zones for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and the rol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the upholding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have vividly demonstrated the moral practice of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Common Prosperity；High-quality Development；Moral Orientation；New Era

　　（责任编辑  朱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