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从物质性生产的主导到非物质性生产的崛起、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产生与构成呈现新的历史特征。而资本家不仅拒绝为自己制造的问题买单，甚至以道德、法律等手段对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进行重重“围剿”：以工作伦理边缘化和污名化“过剩人口”，重创他们享有人权的道德基础；福利制度、刑事实践与工作伦理媾和，强化社会对“过剩人口”的冷漠与敌视，也让后者的人权处境愈发艰难，甚至被排除出承认和保障人权的法律范围。不过，被认为是“无用、多余且危险”的“过剩人口”，实际上又以被上述道德、法律排除在外的方式，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发挥着“无用之用”。“过剩人口”作为人的主体性就此被剥夺。

　　关键词：过剩人口  人权  资本主义  工作伦理  福利国家  监狱

　　引言

　　“过剩人口”由历史的生产条件设定的界限所决定，但不同社会形态、乃至同一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中“过剩人口”的产生、构成和处境存在具体分殊。本文所聚焦的“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恃生产力发展之威，出于增殖本能，而最大限度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从而产生的临时或长期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并通常因此陷入贫困的人口。一言蔽之，“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在逻辑和实践上的必然结果。它由流动、潜在和停滞三种形式构成。

　　从人权视角来看，“过剩人口”问题鲜明地反映出，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如其自我标榜的那样尊重和捍卫人权，反而是酿成和加剧“过剩人口”人权悲剧的罪魁祸首。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人权悲剧的具体表现有所差异——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相较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对“过剩人口”、乃至以“过剩人口”为手段而对现役劳动力的剥削与压迫更为隐蔽、深重，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下简称“西方国家”)便是个中“范本”。

　　对此，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论著《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Work，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曾作涉及，但并未进行专门、详尽的考查；并且，尽管鲍曼在相关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却未能揭示根本病灶。本文试图在鲍曼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国家“过剩人口”的人权困境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索。首先，有必要溯源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转型，从而明确该转型前后“过剩人口”在产生和构成上的具体区别，以及遭受不人道对待的历史必然性。继而，探讨资本家如何以工作伦理为名，精心粉饰针对“过剩人口”的不人道，重创“过剩人口”享有人权的道德基础。进一步地，探讨在与工作伦理相媾和的法律层面，“过剩人口”如何面临衰落的福利而犹如乞丐，如何置身“刑事资本”的铁笼而犹如奴隶。最后，揭示一个看似吊诡的拓扑结构：对“过剩人口”道德—法律上的隔离——把他们驱逐出承认、关怀与保障人权的道德—法律领域——却发挥着有益资本主义生产的功能，由此，“过剩人口”作为“无用之用”，丧失了人的主体性。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型与当代西方国家的“过剩人口”

　　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沉重资本主义”(heavy capitalism)到“轻盈资本主义”(light capitalism)的转向，这主要是指资本从对具有稳固性秩序的捍卫，对由“大型工厂建筑、重型机械和大规模(雇佣)劳动力”建构的堡垒和边界的迷恋，转向对突破藩篱和对流动性的热情——这是鲍曼对现代世界所作的结论为“液态”的诊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具体面向。不过，本文认为，“沉重”与“轻盈”之辨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多个维度予以充实理解：

　　（一）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社会，这并非是指其中不存在消费(正如消费者社会也不意味着其中不存在生产)，而是指社会运作的重心在于生产，而消费对于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者来说，通常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节俭也被作为美德予以提倡。

　　随着生产力的迅猛提升，(发达国家的)许多人几乎遗忘、甚至不再能理解“匮乏”的概念，商品数量和品类的丰富远远超过人们的真实需求，但资本仍然毫不止歇地企图将更多对象捕入商品化的罗网。不过，以盈余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家运用各种手段，掩饰愈趋严重的商品过剩这一真相，并强烈刺激人们对商品的虚幻渴望；同时，如果商品获得者持久占有和使用商品，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淘汰和抛弃商品，这对资本家来说无异于噩梦，因此，快餐式消费观念被资本家不遗余力地植入人们神经中，“喜新厌旧”(而且这种新旧更迭愈快愈好)取代“敝帚自珍”成为新的道德法则，尽管它并不在明显的道德说辞中露骨宣扬，但那些公开叫嚣“昨天的商品配不上今天的你”的广告已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至少人们不会对此感到诧异。而这种事实上对(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消费的强迫，却在经过重重伪饰后，以“消费自由”的假面出现，消费者对于自己作为“被资本家‘雇佣’来清理商品的劳动者”的角色懵然无知，陷在这种自由幻觉中挥霍金钱。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费者社会。

　　（二）从物质性生产的主导到非物质性生产的崛起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中，无论劳动的知识含量高低，基本上都是物质性生产：劳动场所、劳动设施和劳动产品都是有形的、物质性的。而资本家的成本不仅包括为雇佣工人必要劳动所支付的费用，还包括为驱使、管理工人，建造、购买、租赁、使用、维护劳动场所和劳动设施所支付的费用，等等。物质性生产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前述对“大的身躯(工厂、机械)和大的(雇佣劳动力)规模”的迷恋，然而，它的成本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尽管远远小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生产劳动往往被固定在某个实体空间内。

　　数字技术的诞生让资本家看到极大促进成本削减和剩余价值增殖、促进资本更随心所欲突破地域藩篱流动、促使生产劳动挣脱固定实体空间拘束的可能。于是，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数字时代来临了。新的生产劳动——数字生产劳动——及相关产业强势崛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席卷世界。由于数字劳动生产的是数字这种非物质性产品，那么，不仅受雇于资本家的数字平台研发—维护技术人员是数字生产者，数字平台用户也都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数字生产者。因此，(1)成本大幅削减。数字资本家既不必过多受累于工厂、机械等实体性躯壳(在相当多情况下，只要充分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就足以解决问题)，也不必为平台用户提供像受雇技术人员那样的薪酬福利和工作条件。 (2)剩余价值急剧增殖。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是生产领域的扩张，以往被认为和商业化根本不沾边、或对商业化持非常谨慎态度的领域，因为数字资本的无孔不入，竞相染上商业化色彩，这在拓展消费阵地的同时，也拓展了生产阵地；二是“非雇佣性劳动力”规模的膨胀，大量平台用户加入生产队伍，并且，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对雇佣劳动者的自然—社会限制，在平台用户这里几乎被统统解禁，因此，即便数字资本家大幅裁减雇佣劳动力，非物质性生产劳动力规模也总体上激涨；三是劳动时间延长，对雇员严格限定的劳动时间，在平台用户这里变成毫无外在规范性节制的“弹性劳动时间”，用户越是热衷于平台“冲浪”，就越是投入更多劳动时间；与此相关的便是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的“劳动上瘾”，由于平台用户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劳动者角色，尤其是娱乐消费平台的用户，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娱乐者或消费者，当他们——被资本家欺骗与诱惑——沉溺于娱乐或消费，却也就恰恰是沉溺于劳动，这样，身兼娱乐者—消费者—生产者三重角色的平台用户，因为娱乐上瘾而不再关心自己的真实处境，因为消费上瘾而构成消费者社会的坚固砖石，并因为毫不自知的劳动上瘾而被资本家疯狂搜刮剩余价值。(3)资本和生产劳动的空间壁垒被轻易拆除。挟数字之力，资本得以跨越任何实在边界，奔赴任何被其相中之所；此外，数字生产劳动不仅如前所述得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时间展开，还得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从事——只要劳动者拥有手机、电脑之类的数字设备便足矣。

　　（三）(物质性生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崛起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性生产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相较手工业盛行的中世纪，大机器的蓬勃发展为压低劳动力价格、消解劳动意义提供了条件，甚至导致一些无产者被边缘化、乃至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但是，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是相对旺盛和稳定的。福特主义(Fordism)模式就是阻止劳动力流失和转移、把工人焊定在生产线上的典范。

　　科技的狂飙突进，与资本突破主权国家边界的全球性流动的日益泛滥，协同必须清楚，资本未必与任何一项具体的科学技术天然亲密，它对不能促进削减成本、增益盈余和加强对无产者控制(其实加强控制也是为了削减成本和增益盈余)的具体科技手段的使用和发展几乎毫无兴趣。宣布了许多领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西方国家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的命运。一方面，科技进步意味着，除了一些仍无法由机器胜任的知识性劳动仍需仰仗人力，愈来愈多的“低知识含量”(以下简称“低知”)劳动都可由机器完成，而且完成质量和效率更高，建造、购买、租赁、使用和保养机器所支付的费用也比购买、使用、组织管理劳动力的价格更低廉；另一方面，资本全球性流动的加剧意味着，在幸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资本家倾向于到第三世界国家获取雇佣劳动力，因为无论是劳动力价格，还是为承担其他社会责任(比如环境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都比在本国更为“划算”。因此，资本家对雇佣低知劳动力、尤其是对西方国家本国这种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削减了。

　　由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向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经济转型，可以看到，这的确是一个从“沉重”到“轻盈”的变迁：消费者社会(无休止)“清理商品”的理念取代了生产者社会“积累商品”的理念；资本家竭尽全力削减实体性要素(甚至恨不能让实体性躯壳消失)和甩掉负累，无视曾经稳固的边界和秩序，在追逐利润的道路上愈发轻装上阵、奔流不息而左右腾挪。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代西方国家“过剩人口”的产生与构成呈现新的历史特征：(1)非物质性生产的崛起，意味着剥削对象不只限定于雇佣劳动者，那些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劳动者角色的“非雇佣性劳动力”(比如平台用户)同样是、甚至更是“理想的”剥削对象——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劳动(而且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劳动)，所以他们更加兢兢业业。那么，数字资本家在压缩雇佣劳动力规模上更具优势和更富野心；而平台用户之类的“非雇佣性劳动力”即便在网络之外的现实世界没有工作、流离失所，数字资本家也可以“合法地”漠不关心，不必对他们承担任何(包括提供就业岗位在内的)责任。(2)崛起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要求较高，所以资本家通常使用西方国家本国的劳动力，但雇佣这种劳动力所耗费的成本也通常较高，那么资本家就会在其他方面压低成本：尽可能以机器取代人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本国的低知劳动力，就业空间被挤压得愈发逼仄，面临长期甚至恒久的失业(而第三世界国家的低知劳动力则为“血汗工厂”献出自己的青春、健康甚至生命)。由(1)(2)可见，当代西方国家的“过剩人口”队伍趋向进一步壮大，并且，其作为“产业后备军”的后备性——被劳动力市场吸纳的可能性——也大大削弱，停滞性“过剩人口”在全部“过剩人口”中所占比例攀升。最后，(3)消费者社会，意味着最“有价值”的剥削对象，除了不知疲倦的生产者，还有不知疲倦的消费者。然而，当代西方国家的“过剩人口”，不仅比从前更难迈入生产活动的门槛，还因为贫困而无力负担资本家摊派的大规模持续性清理商品的“消费任务”。于是，被生产—消费活动双重淘汰和摈弃的“过剩人口”，进一步丧失与资本家“议价”的可能，遭到愈加深重的厌弃和愈加残酷的对待也就是一个必然结果。

　　然而，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掩盖对“过剩人口”的不人道，转嫁或“洗清”自身的罪责，同时更将这种不人道变成规训无产者(包括“过剩人口”与现役劳动力)的利器。接下来，本文就将分别从道德和法律(以福利制度和刑事实践为典型)层面探索“过剩人口”的人权困境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

　　二、工作伦理的秘密与“过剩人口”人权道德基础的动摇

　　工作伦理“驻扎”于西方人日常话语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这绝非时间线上的耦合。毋宁说，工作伦理正是资本家为规训无产者而“发明”的道德法宝，并且，它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是冲击“过剩人口”享有人权的道德基础。详言之：

　　工作伦理可以被高度精炼地概括为“工作即正义”。具体而言，这一诫命包含正反两个维度：从正面维度说，为了维持生活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每个人都应当从事有价值的劳动；从反面维度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仅导致贫困，本身也是一种道德顽疾。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却能够穿透表象直达本质，洞察上述诫命背后的秘密，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以及资本家对这种异化劳动的道德伪饰。首先，诫命的正面维度至少暗含如下三重意义：

　　(1)工作是“有价值的劳动”。然而，此处的“价值”既不是广义的社会价值，也不是劳动者的个人价值，而是由劳动者创造却被资本家获得和掠夺的价值；“有价值的劳动”也就是被资本家有偿占有必要价值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所以，一方面，那些“无价值”——不能给资本家带来真金白银——的劳动不被认为是工作，比如妇女的家庭劳动。这种歧视性理解直到今天仍然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有价值的劳动”对作为无产者的劳动者或工人而言却是一种奴役：从劳动过程来看，工人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地、使自身外化地劳动；从劳动结果来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从劳动本质来看，在应然维度，劳动是人的自由的、能动的类生活，但是在实然维度，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劳动成为勉强支撑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运作生理机能则成为人的最后和唯一的目的，人和动物的界限因此模糊了。

　　(2)通过工作可以维持生活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并且只有通过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然而，这两个陈述都站不住脚。前半句陈述，对于工人而言，由于他从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恰恰是异化劳动“生产”了工人的物质—精神贫困，甚至让他们堕落到动物的境地，“美好生活”不过是一场谎言。后半句陈述，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之所以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盘剥无产者的结果。因此，一边是“劳而不获”的无产者，一边是“不劳而获”的资本家。

　　(3)绝大多数人有能力工作并以此获取回报。然而，一方面，健全的劳动能力除了“天生”的部分，还有后天培养、训练的部分(比如识文断字、操作机器、运行网络等等)，这些培训往往是劳动者仅凭自身无力负担的；另一方面，即便有健全的劳动能力，如果缺乏工作岗位，也无法实现就业。因此，首先，“绝大多数人”本身是一个在具体时空中有待证实的论断；其次，劳动能力是有条件的，并且有能力工作也不等于有机会工作——“绝大多数人”未必拥有工作、也就未必通过工作获取回报。

　　至于诫命的反面维度，同样经不起推敲。(1)不工作是贫困之源。但如前所述，资本家财富万贯不是因为自己勤恳工作，而是因为坐享无产者创造的丰厚剩余价值；无产者辛苦工作不仅无法使自己收获幸福，反而使自己愈发陷入物质-精神贫困。并且，“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也再次证明，“过剩人口”的产生——无产者“不工作”——并非他们“不愿工作”，而是“不能工作”。(2)不工作是道德顽疾。这种对不工作无条件的道德污名化，与对工作无条件(无论为什么工作、如何工作)的道德吹嘘绾合在一起，既达到对现役劳动力精神强制(也即“你必须工作，并且必须对工作本身毫无疑问”)的目的，又将“过剩人口”置于道德上“反常”、从而也就遭受道德抨击甚至否弃的境地。但事实上，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应当被钉在道德耻辱柱上的对象。

　　揭开工作伦理的秘密后，进一步探索将发现，工作伦理在早期和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的功能同中有异。就相同方面来说，它塑造了整个社会对“过剩人口”的负面印象：“过剩人口”这一称谓中的“过剩”，就至少有无用、多余的意思，甚至还可能有危险的意思(详见下文分析)，就仿佛垃圾一般的存在——但是，没有人应当是“过剩”的，“过剩”暗含对人的类本质的贬损和消解，从而构成对基本人权的否定。

　　就相异方面来说，如前所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倚重物质性生产、并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生产者社会，因此对雇佣劳动力的需求相当旺盛；而当资本流动性尚未毫无节制、全球性产业链尚未建构完成、尤其是本国福利制度尚未成熟时，对本国雇佣劳动力的需求相当旺盛，(大规模)失业通常只是周期性的或暂时性的。同时，资本家为了使这些雇佣劳动力的价值充分释放，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那么，一方面，“不工作”是不被容忍的，因为“不工作”意味着阻碍了资本家利用足够劳动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工作伦理在此便担当驱使无产者工作的功能。另一方面，对现役劳动力而言，当“有价值的劳动”被扭曲为仅仅是对资本家有价值的劳动，无产者就痛苦地遭遇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割裂——他们实际上做的事(异化劳动)与他们认为值得的、有意义的事(他们自身认为有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割裂——但是工作伦理掩蔽了这种割裂，而是发出“工作(无论为何工作、如何工作)即正义”的训诫，这就是旨在极力削弱、乃至剥夺无产者的反思和反抗能力，有效地驯化无产者为资本家源源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
相较而言，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对雇佣劳动力——尤其是当代西方国家对本国雇佣劳动力、特别是本国雇佣劳动力中低知劳动力——的需求，如前所述大大收缩，劳动力市场持续处于饱和甚至严重饱和状态，并且该情势难以得到缓和，更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充分)就业”已经成了“经济增长”(资本盈余)的死敌。于是，西方国家治理的焦点，就在“如何驱使无产者工作”之外，追加了分量日趋加重的“如何应对失业及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也即，如何应对“过剩人口”问题。必须注意，应对不等于根治，根治意味着消灭失业和贫困，但失业和贫困本身就是资本积累在逻辑和实践上的必然结果，若要根治惟有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维系自身存在的前提下，只能“应对”——事实上就是回避和遮掩——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工作伦理诫命中的反面维度就“与时俱进”地担当起更重大的使命：那些“不工作”的人陷入贫困、堕入底层是咎由自取，他们在道德上是异类，是“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怀有敌意的、危险性远超过所有人预期的、不可理喻的人”。本来归咎于国家和社会——究根结底是归咎于资本家——的责任，被推卸给个人。本来是资本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极力削减雇佣劳动力，由此产生日益庞大的“过剩人口”队伍；却指责“过剩人口”自己“选择”了不工作这样病态的生活方式，从而“过剩人口”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忍受物质贫乏和道德谴责)。这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吹嘘的自由主义的真相：它只是卖力地呐喊自由选择和承担选择的后果，却从不告诉人们自由选择是有条件的，这不仅是指“选择就业”的权利只能在具备就业可能性的条件下行使，也是指，即便在具备就业可能性的条件下，“选择就业”也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说辞，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想要“正当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只能别无选择地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

　　从道德上将“过剩人口”与其他人进行切割(区分为道德上“反常的人”和道德上“正常的人”)，也就是动摇“过剩人口”享有人权的道德基础。但这种道德上的隔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则是“名正言顺”地在法律层面进行隔离，在法律上承认、维持和加剧“过剩人口”的人权困境，其中又以福利制度和刑事制度为典型。

　　三、福利国家的没落与“过剩人口”的人权困境

　　福利国家是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公民人权——除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还包括发展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权或劳动权等一揽子使得生存(更加)体面的权利——予以承认和提供保障的一种表现。而福利的实现是以税收为公民提供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服务。福利国家的兴起通常被马克思主义学者解读为是用以缓和阶级矛盾、维系资本家对无产者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工具，是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不过，这种解读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否则，它无法对某些西方国家福利政策从膨胀到收缩的经历作出富有完全说服力的解释。深入的探讨仍然应当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并梳理福利国家与工作伦理的关系，从而澄清误识，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没落与“过剩人口”人权困境有更明确的认知。

　　乍看上去，福利国家与工作伦理格格不入。因为福利国家理念宣称，国家应当确保其所有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无论他们对公共财富有无贡献；那么，不工作的人也有权维持体面。这就对工作伦理构成了(甚至是剧烈的)冲击。但细究起来，福利国家其实是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二者携手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并在不同时代发挥不同具体功能：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并未实施福利制度——用资本家自己的收入(哪怕这收入中没有一分钱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浸透无产者的血汗)保障无产者“有尊严的生活”，是资本家不肯承担的代价——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言，随着无产者的政治觉醒与反抗，资本家在维系自身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作出妥协(同时也是对无产者斗志的麻痹)，福利国家便在“人权”(尤其是积极人权)这一招展的旗帜下，走上历史舞台。但这只是答案的一个维度。

　　答案的另一个维度则是：如前所述，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常需要大量能够胜任工作的雇佣劳动力，并进行有效控制；那么，一方面，应当培养具备工作技能、同时受工作伦理驯化的劳动力及其后备军；另一方面，也应当“帮助”那些已被工作伦理驯化的失业者做好随时重返工作岗位(即“正常生活”)的准备。福利制度的功能就在于此，但还不止于此。在福利制度的鼎盛时期，享受福利的主体范围和福利所覆盖的事务范围几乎是“无死角的”和相当广阔的——正是由于用全体纳税人(包括资本家和无产者)的钱保障所有公民“有尊严的生活”，就塑造了“集体承担”和“社会团结”的理念，为阶级矛盾罩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使无产者陷入阶级和谐的幻象，从而在受到工作伦理驯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丧失反思和反抗能力。不过，资本家仍然在不懈寻求“更有效益的”福利模式：既缓和、掩蔽阶级对立，甚至使无产者内部发生讧争；又削减对无产者的福利支出，并让人们对此感到“理所当然”。

　　这个愿望在晚近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实现，或者说，它不能不在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因为在这个时代，“经济增长”已然和“(充分)就业”呈现敌对关系，同时和大规模的持续性消费深度绑定。那么，许多劳动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本国的低知劳动力)难以、甚至无法获得或重返工作岗位，也就没有或不再有消费的能力——他们在持续性“违背”工作伦理的同时，又持续性“违背”了消费伦理，因此彻底沦为对国家(究根结底是对资本家)“毫无价值的”人，不仅不值得再被给予“投资”，甚至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

　　这样，削减——包括直接地和变相地削减——公共福利便是一个必然结果：收缩享受福利的主体范围，将某些惠及全民的普遍性福利项目转变为仅惠及特定人群、必须通过严格“经济审查”(是否达到特定贫困标准)的选择性福利项目；或者收缩福利覆盖的事务范围(比如，收缩公费医疗保险覆盖的医疗事务范围)；或者虽然维持某些福利性资金(比如退休金)数额，但考虑到攀升的通胀率，这些福利性资金实际上是“缩水”的；等等。后两种削减被认为并不会殃及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补充自己被削减的公共福利——商业保险的兴盛、乃至国家对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积极鼓励，与公共福利的衰落携行。

　　而普遍性福利项目向选择性福利项目的转向，看似是对贫困的失业者予以“精准”照拂，事实却恰恰相反：一方面，“为穷人提供的总是最差的服务”。仅从就业、再就业和脱贫来说，“过剩人口”实际上看不到希望，也就几乎被永久囚禁在“道德缺陷”的牢笼里；这种物质—道德的双重贫困对现役劳动力而言也是一种“警示”，他们不得不愈加“巩固”自己被剥削—压迫者的角色，结果却是将自己愈有力地推入“过剩人口”队伍。另一方面，国家明显分裂为付出而没有得到回报的人(纳税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过剩人口”)。纳税却不享受这些福利的人——他们要么是早已受到工作伦理毒素渗透的现役劳动力，要么是虽然了解工作伦理秘密却乐于利用的资本家——便释放和煽动出愤怒的情绪，(即使只是表面上的)“集体承担”和“社会团结”理念也随之崩塌。但是，这种崩塌未必是加剧阶级对立，反而是在无产者内部滋生、强化了隔阂与怨恨：有工作的无产者不仅十分抗拒与不工作(确切说是无法工作)的无产者为伍，更对于自己为后者的福利“单向买单”忿忿不平。而这种内讧，恰恰是资本家乐见其成的，因为内讧的无产者难以团结起来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资本家。

　　于是，福利制度与工作伦理媾和，既削弱无产者的反思和反抗能力，又削弱无产者内部的团结。但二者的协同被有意遮瞒，反倒是二者的所谓“理念矛盾”——福利制度就是让勤勉者为懒汉付费、也就是伤害工作伦理——被有意放大。而结果不外是，“过剩人口”被烙上更加深重的道德耻辱印记，遭遇较之过去更加边缘化和污名化的处境；“顺理成章”地，国家对“过剩人口”进行帮扶和救济的法律义务被进一步克减甚至豁免，“过剩人口有尊严的生活”就此沦为一句虚话。

　　如前所述，“过剩人口”之“过剩”，意味着像垃圾一样无用、多余、甚至危险。而对垃圾的处理，要么是回收利用；要么是丢弃，让它们远离自己的世界，对它们的生灭不闻不问；甚至在榨取最后一点可怜的价值后任其消毁。事实上，西方国家处理本国“过剩人口”的手段，本质上也与处理垃圾并无二致。只不过，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很难再对“过剩人口”“回收利用”——他们几乎被剥夺了就业或再就业的机会和能力——福利国家的衰落就是对“过剩人口”的“无用、多余”(不能从事生产劳动也不能从事消费，不被国家需要甚至是国家的负担)的一种回应。接下来，还将审视其他应对手段：海外移民、社区划分、司法实践——尤其是刑事实践(包括相关刑事立法和监狱状况)。在巩固“过剩人口”的“无用、多余”形象之外，还炮制和强化了他们的“危险”形象，从而“合法地”使他们陷入更深重的人权困境。

　　四、刑事实践与“过剩人口”的人权困境

　　“无用、多余”的不光彩形象已经让“过剩人口”难以得到同情和谅解；而当他们中的一部分迫于生计堕入违法犯罪深渊，整个“过剩人口”的形象就被“连累”得更加败坏：不仅无用、多余，还带来危险。可以说，这种“过剩人口”形象的愈发恶劣也是资本家乐见并推波助澜的：他们再一次把因他们而沦为受害者的人装扮为加害者，让其他尚且拥有工作的“幸运儿”的负面情绪倾泻在这些“国家的毒瘤”上，却忘记、无视或不能辨识真正的毒瘤。资本家甚至还利用这些负面情绪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人们越是愤怒、恐慌，资本家就越是能够以“安全”“秩序”为政治竞选的口号和国家治理的筹码，以便对人们采取实际上侵犯自由和权利的监管措施(且逐步加码)也不再招致反抗，但这只会使人们原本紧张的神经更加紧张，不是缓解而是加剧愤怒、恐惧，也就是加剧无产者——现役劳动力与“过剩人口”之间——的内讧。至于上述监管措施，尽管形形色色，但最典型的即物理隔离，或者说空间隔离：就像把垃圾倾倒在远离生活区的郊外一样，将“无用、多余且危险”的“过剩人口”与“正常人”的世界区隔开来。对此，办法之一(主要见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移民”(更直白、更不作伪饰的说法是驱逐)，把“过剩人口”集中送往远离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行省或“处女地”。然而，随着殖民地的相继独立、行省的人口负载超荷以及“处女地”的全面占领开发，可供“移民”的空间越来越少。

　　于是，当本土问题的“全球化处理方案”失灵，就不得不在本土内部寻求处理办法。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的社区之间的隔离：金碧辉煌的富人区与阴暗肮脏的贫民区之间泾渭分明，坚固的围墙和栅栏、密集分布的报警装置和监控设施、来回巡逻的安保人员……将富人区打造成一座针对贫民区“过剩人口”的防御性堡垒——事实上，“安全”也的确是富人区房产商招揽住户时最常打出的金字招牌。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对“安全”的渲染只不过是维持、甚至强化隔离(也即零交流)及其带来的贫富双方对彼此的曲解与厌憎。

　　剩下的办法则是诉诸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把“过剩人口”问题以“违法”“犯罪”的方式处理——失业-贫困=违法/犯罪，这一等式乍看上去匪夷所思，因为它悖离了依据外在行为定罪的法律和道德常识，而将特定主体(“过剩人口”)的存在本身视作犯罪(虽然在罪状描述上往往有所粉饰)。这是一种严重的歧视和非正义；但它的确反映了当代西方国家竭尽所能——甚至不惜背叛法的精神——来隔离“过剩人口”的现实。下面以美国为例作出详细考查。

　　美国《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第250.6条规定游荡罪(loitering)，其罪状被表述为：在对普通守法者而言异常的地点、时间和以对他们而言异常的方式游荡或徘徊，对附近的他人造成人身或财产安全的恐慌。美国堪萨斯州刑法典(Kansas Criminal Code)规定流浪罪(vagrancy)，其罪状被表述为：(1)从事非法职业；或者(2)18岁以上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合法谋生手段，且未从事工作或拒绝求职；或者(3)没有正当谋生手段而在社区游荡；或者(4)怀着卖淫或不道德目的游荡于街头和向公众开放的场所；或者(5)全部或部分地以乞讨为生。这些犯罪的针对性(主要是犯罪主体的针对性非常明显，“过剩人口”无疑作为其中主要的捕获对象，而与社会隔离。

　　在此，“隔离”包含至少三重意思：(1)首先当然是法律上的隔离。正如当代西方国家福利政策的变迁，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将“过剩人口”和其余公民划入两个世界；对“过剩人口”的犯罪化也将他们和其余公民区别为法律上“正常的人”和法律上“反常的人”。(2)其次，这也同样是道德上的隔离。由于法律通常被认为、实际上也的确担当着社会基本公共道德捍卫者的角色——尤其刑法被认为是底线道德最强有力的守护者——违反法律也就往往被同时评价为一种道德缺陷，犯罪更被界定为一种最严重的道德缺陷。对“过剩人口”的污名化由此达到顶峰。(3)最后，犯罪很可能导致前述空间上的隔离。犯罪的“过剩人口”(无论是犯有“游荡罪”“流浪罪”这样的“身份罪”，还是迫于生计或报复社会而从事其他犯罪)被投入监狱。而监狱是海外殖民地、行省、“处女地”和本地贫民窟之外的又一个“垃圾处理场”，只不过可能是最恶劣的“垃圾处理场”：监狱外那些在法律和道德上“正常”和“优越”的人，真正关心的只是狱墙的坚固性(也即空间隔离的有效性)本身——比如，从美国监狱的“安全等级”区分就可以看到，人们对“安全等级”越高、囚犯越狱可能性越小的监狱越是满意和放心。至于狱墙之内发生什么、罪犯受到怎样的对待，则几乎无人在意。

　　然而，有必要揭示狱墙之内罪犯们的境况。在囚犯这一角色之外，他们还兼具消费者、劳动力(并且是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的角色，甚至可能得不到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这一境况在勃兴的美国私营监狱中尤为突出——当私人资本渗透、掌握本应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机器，刑事司法公正和预防、扼制犯罪的目标就屈居于赢利之下，囚犯们的人权也就被奉上资本的祭坛。详言之：

　　作为消费者的囚犯。乍听上去，这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在一些美国私营监狱中，饮水必须先为塑料杯付费，想要看“有声音”的电视必须先购买收音机和耳机……可见，除了盘剥其他囚犯，私营监狱资本家竟然还企图从几乎被监狱外消费者社会淘汰和摈弃的“过剩人口”身上，压榨最后一丝“消费价值”。而这种压榨并没有违反任何美国现行法律。

　　作为极廉价劳动力的囚犯。美国私营监狱接受众多包括企业在内的机构的订单，成为一个从事生产加工的“外包基地”。这并不与前述“本地就业饱和”构成矛盾。恰恰是，当那些为了削减雇佣成本而全球性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家，发现第三世界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也在逐渐攀升(这些劳动力要求更高的薪酬福利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就必然会寻找新的削减成本之道，那么本地监狱中的囚犯无疑就成了非常“理想”的剥削对象：他们与资本家并不签订任何形式的雇佣合同，不被国家认为是雇佣劳动力，也就无所谓对等的契约义务，并且没有工会组织作为后盾来维护和争取他们的权利。于是，就出现了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私营监狱囚犯生产出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的防疫物资、自身获得的平均时薪上限仅为2美元而下限低至12-63美分(远低于美国法定时薪)之类的现象。

　　因此，越多的囚犯，越长的刑期，就意味着越丰厚的盈余。也就毋怪乎以美国最大私营监狱企业美国惩教公司(CoreCivic，Inc.)为代表的私营监狱资本家，用政治献金等手段极力对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等机构和各级政府施加影响，以求在全国范围内“改进”刑事政策，包括推动监狱私有化和推动刑事案件定罪“从严从速”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既扩充了私营监狱，又增加了监禁人数、提升了监禁期限，也就让资本家的钱袋更加鼓胀。至于美国许多州“废除死刑”的诉求中最响亮的呼声往往来自私营监狱及与之渊源颇深的政客和机构，也不难理解：他们与其说是出于对人权的真诚尊重而希望废除死刑，毋宁说是看重长期或终身监禁犯相较死刑犯能够创造更多剩余价值。那么，起码在“过剩人口”方面，国家的需求和私营监狱的需求，恰恰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前者弃“过剩人口”如敝履，不需要他们也不愿为他们承担任何义务；后者则受经济效益驱动而迫切需要这些“过剩人口”。所以，在美国，不是考虑如何减少犯罪，而是处心积虑于如何“增加犯罪”，甚至不惜将“过剩人口”的存在本身犯罪化，为此煽动人们对“过剩人口”的愤怒、厌憎和恐惧，也就不足为奇了。

　　得不到人身安全保障的囚犯。出于逐利性，美国私营监狱在榨取囚犯剩余价值的同时，还通过着力压低安保人员薪酬福利待遇、减省私营监狱设施条件来削减成本，这使得私营监狱管理不善，囚犯自杀、性侵、谋杀、斗殴、被狱警侵犯人身(包括但不限于侮辱、虐待、殴打、剥夺隐私)等现象屡见不鲜。还有囚犯因缺乏医疗而伤残或死亡，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囚犯没能得到有效救治和防疫保障。甚至，一些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事务也由这些囚犯去充当“炮灰”，比如，让他们在防护措施简陋(甚至约等于无)的条件下运送新冠肺炎疫情死者的尸体，让他们冲在扑灭加利福尼亚州猛烈山火的第一线，等等。当然，如果囚犯有足够厚实的财富和权力背景，过上“惬意的”监狱生活(不参加或少参加生产劳动，人身安全被保障，甚至受到格外优待)也并非难事；然而，不幸被抛入监狱的那部分“过剩人口”显然没有这种“福分”，他们对改善自己的处境毫无办法。

　　由此可见，包括沦为囚犯的那部分“过剩人口”在内，相当数量的囚犯和奴隶没有什么两样，私营监狱不啻为“奴隶工厂”——不仅是指私营监狱奴役囚犯从事生产劳动，更是指私营监狱本身就是制造奴隶的“工厂”——这发生在一贯标榜人权的美国，似乎十分荒诞。然而，它是一种“合宪的荒诞”：依据美国联邦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第一款，在美国境内或任何受美国司法管辖的地方，禁止奴隶制和强制劳动，除非作为对被依法判处犯罪之人的惩罚。然而，奴隶制之所以被现代文明国家的法律所坚决摈弃并被道德所强烈抨击，正是因为它对人权构成严重侵犯，那么这种废除和抨击也就理应是无条件的。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这一规定实际上却将奴隶制的野蛮残余保留下来，甚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允许把囚犯当成奴隶对待——对人权的践踏却以神圣的宪法为名，这是何等残酷的讽刺！

　　就上述对“过剩人口”的犯罪化及相关刑事措施进行更深入的学理分析，将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反常的常规化”或“不法的法律化”。的确，失业及因此陷入贫困的“过剩人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国家已不鲜见。但是，对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国家”来说，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大规模失业和贫困仍然是一种反常，甚至是一种耻辱；因为基本人权得到包括法律在内的普遍承认和保障，才是文明国家的常态，甚至是文明国家的底线要求。然而，某些西方国家竟以刑事法律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常规的、并且是捍卫人权的手段，来处理“过剩人口”：将反常定义为常规犯罪(即“反常的常规化”)，于是“过剩人口”的行为、甚至“过剩人口”的存在本身都变得与其他犯罪毫无区别，真实的社会问题也就因此被遮蔽了；更甚者在于，不仅以刑事手段对待“过剩人口”，还在监狱中“合乎法律地”逼迫他们消费、奴役他们生产劳动、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法律无异于资本家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工具，刑事司法公正向资本的经济效益极大化追求俯首称臣，这也就是“不法的法律化”。更可怖的是，美国还存在上述“不法的宪法化”，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人权实践的毒害愈非同一般。但是，深受“法律信仰”教导的人们对此完全失察，在“法律/宪法神圣”的训诫下，加之前述对“过剩人口”的妖魔化，“过剩人口”作为人的资格便被“合法”“合宪”地减等乃至几近抹杀了。

　　因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美国，监狱难以、甚至无法负担对罪犯的所谓“教育改造”功能。尤其是“过剩人口”几乎不可能重返社会，而只能“重返监狱”——教育功能被剥夺了发挥作用的条件：对于没有人权、或者只享有光裸“抽象人权”的“过剩人口”来说，隔离和奴役才是他们的“宿命”，谈论“教育改造”实在是毫无意义的。

　　结语

　　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非物质性生产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往海外转移、由消费者主导的社会，尤其在西方国家本国，“生产”了日益严重的“过剩人口”问题。这些底层的无产者由于不再是被需要的雇佣劳动力、又无法承担消费，已然失去向资本家争取权利的“家底”。而资本家不仅拒绝为自己制造的问题买单，甚至以道德、法律等手段对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进行重重“围剿”，使后者在道德(工作伦理)上被视作异类，在福利制度上被视作累赘，乃至在刑事实践中被犯罪化，被投入监狱压榨残余的价值，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

　　然而，这些被或明或暗地定义为“无用、多余且危险”的“过剩人口”，实际上又以被上述道德、法律排除在外的方式，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过剩人口”的存在及处境，使得现役劳动力惧怕自己也跌入“过剩人口”队伍，因为那不仅意味着物质贫困，还意味着堕落成道德—法律上不齿的对象，甚至是国家的负担和毒瘤，从而被其他公民所厌弃。这样一来，一方面，现役劳动力愈加卖力地向资本家上缴更多剩余价值，却也更让自己加速沦为“过剩人口”；另一方面，现役劳动力对“过剩人口”不只冷漠、甚至敌视，这就瓦解了无产者——现役劳动力与“过剩人口”——“枪口一致对外”地瞄准真正的靶子(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转移了本应聚焦在阶级矛盾上的视线。因此，“过剩人口”发挥着“无用之用”，被剥夺作为人的主体性。可见，当代资本主义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愈加隐蔽而深重。对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清醒的认知和正确的判断。对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自由、人权的无端指责和无耻诋毁，我们也有必要予以坚决辩驳和回击。

　　（董静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Abstract：As capitalist society develops from a producer society to a consumer society，from the dominanc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o the rise of immaterial production，and from the dominance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o the rise of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accompanied by the shift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o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the gener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the“surplus population”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demonstrated new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The capitalists not only refuse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y have created but even“besiege”these unfortunate victims by moral and legal means.They marginalize and stigmatize the“surplus population”with work ethics to severely damage the moral foundation for them to enjoy human rights.They reach an agreement for the welfare system，criminal practice，and work ethic to reinforce social indifference and hostility towards the“surplus population”，pushing them into a more difficult human rights situation，even excluding them from the scope of legal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However，the“surplus population”，which is considered“useless，redundant and dangerous”，is included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a way that is exclud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morality and law，becoming the“utility of futility.”As a result，the subjectivity of the“surplus population”as human beings is deprived.

Keywords：Surplus Population；Human Rights；Capitalism；Work Ethics；Welfare State；Prison

　　(责任编辑　朱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