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究竟是什么？是美西方国家肆意挥舞的“大棒”，还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虽然国际秩序中的头部国家不断强调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却忽视他们本国人民的发展需求。而我们彻底无所适从。他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到底是什么？他们所捍卫的人权又是什么？”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会员爱德华·多克林格·佩维达说。

面对西方将人权武器化的“惯例”和发展中国家谋求和平发展的广泛诉求，6月14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相比较西方国家对人权的定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专家呼吁安全、发展、共享的人权观。

《北京周报》专访了来自美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人权”概念何以被美西方滥用，并着力阐释何为真正的人权。

无安全，不人权

“《联合国宪章》表明，‘本组织系基于各成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这意味着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应存在任何其他权力。这就是非殖民化的意义所在，” 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东盟研究院创始人彭润年（John Pang）说。

然而，某些国家挥舞“人权”大棒，并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益，只为确保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全球领导力，彭润年对《北京周报》说。“西方人权话语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人权已经被标准化、武器化、殖民化。

在他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确切地说，冷战结束后，国家主权的原则和实践，特别是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已经让步于打着保护“普世人权”旗号的强权政治。

彭润年认为，国际人权架构的基础是国际体系，由此成立的一系列国际机构本应是公正的全球性机构，实际却由西方势力资助和运作。这些变化催生了一种全球主义的权利话语，一种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政治。

“但是，如果没有权力的执行，个人也无法享有权利。如果一个国家都没有主权，何谈人权和民主。可惜的是，正是因为某些国家以维护自由国际主义为名，以人权为工具，结果造成了一些国家既不享有主权完整，又无法保障民主，”彭润年说。

“‘民主’和‘人权’成为了信手拈来的‘价值观’工具，一些西方国家随时准备用它们对付那些不听话、不跟自由主义帝国步调一致的国家。比如，当匈牙利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表现出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不同的立场时，它就迅速被‘开除’出了‘民主’国家行列，”彭润年说。“最让人痛心的悲剧就发生在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所有这些国家都因所谓的‘缺乏民主和人权’而被侵略，然后成为了没有政府的混乱之地，社会长期动荡、人民流离失所。”

对此，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任副议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ONG Tee Keat）也颇有同感。“一味地将西方的‘人权’模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而不管当地实际情况如何，当地是否做了准备，这种做法该停了，”翁诗杰说。

“相反，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如及时雨一般给世界提供了一剂良方，既兼顾了普惠性，又照顾到了独特性。”翁诗杰说。同时，他还提到，和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不同，全球南部国家对于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接受度普遍很高，这也完全符合逻辑，他们更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和平环境，才能专心发展本国经济，造福百姓。

谋发展，促人权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国际问题观察家、法国企业家阿诺德•贝特朗说。贝特朗是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国际关系的意见领袖，曾在中国生活长达七年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30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而今天是78岁，”贝特朗对《北京周报》说。“虽然目前中国人均寿命稍低于欧洲，但是要看到上升的趋势，中国当下的人权发展趋势是完全正确的。”

“而当下的美国却在走下坡路，”贝特朗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在下降。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标准就是人身安全。生活在中国非常安全，而且越来越安全。而在美国，由于枪支暴力等因素，安全成为了一个问题。再来看健康权，长寿已不是问题，还得活得健康，中国在这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他认为，一个正确的衡量标准是：看中西方采取了怎样的举措来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看哪一种更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比如中国在带领人们走出贫困，而美国却用战争让人们陷入贫困。“中国在脱贫攻坚中的各类投入总和相当于美国过去20年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投入。”

“当前，全球80亿人口中只有15%生活在西方国家，其余85%生活在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印中友谊推动者苏丁德拉·库尔卡尼（Sudheendra Kulkarni）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唤起全球对发展问题的关注。

“自2022年1月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作为创始国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委内瑞拉外交部多边组织司人权和国际法专家纳萨利·卡罗琳娜·贝里奥斯（Nathali Carolina Berrios Marrero）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是共促发展的又一成功举措，这一倡议将全球南方国家(地区)聚在了一起。”

“每一个政府都肩负着提升公民福祉的使命，就像父母有义务为子女奔波一样，”美国哈佛大学宪法学教授魏安真（Adrian Vermeule）对《北京周报》说，但是西方话语故意遗漏了一点，即：他们应该以一种适合当地情况、适合当地历史背景和政体文化的方式。

“问题是，这种深刻内涵在当下的（西方）‘人权’叙事中已经毫无踪影，”魏安真说。他认为将人权的普适性和独特性相结合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做法。“当前，由于‘人权’总是被当做武器服务于二战后的这些（获利）国家，而导致了其“独特性”已不复存在。”

助合作，共繁荣

在东西方文明碰撞和交融的今天，如何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形成世界普遍认可的人权理念，成为当务之急。

彭润年建议突破现有西方的“人权”话语框架，以是否实现“共同福祉”作为衡量人民权益和政府执政效果的标准：它既有某个区域范围内的普适性，又体现了对政治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的尊重。

“共同福祉的主张同中国古典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基于共同利益，我们可以评估人民的真实福祉——他们是否更健康、更快乐、更安全、更和平、更繁荣——不仅仅指个人，社会也是如此，”彭润年说。

“中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14日在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