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权治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贺彼得

瑞士前驻华武官，汉学家、历史学家、国际安全政策专家

　　30年前，在维也纳召开了世界人权大会，并扩增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而令人遗憾的是，从那以后，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而是恰恰相反。尽管各国承诺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但仍有一些霸权国家不顾他国利益，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同于这种趋势，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最初被排斥在联合国框架之外，但在落实联合国主办的论坛和会议所制定的目标方面起到了模范作用。

　　特朗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回忆录《寸步不让》中披露：“优先考虑正确的议程项目将是保持美国在二十一世纪首要地位的关键，我不会详尽地列出每一项挑战和必须采取的相应行动……”在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必须要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我们需要进行对话”。

　　在他的讲话当中也充满了对中国不好的言论，但是与之相反的是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0月份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会议上的讲话，当中提到，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实决定自己的立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尊重各国人民的发展道路，中国反对一切形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搞双重标准。这样的理念有很多是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776年美国革命的理念一样。中国古代哲学家也一直在讨论善治的问题。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这一真理现在仍完全适用于执政的共产党。

　　孔子完全符合关于善治的人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他要求教育必须没有社会阶级差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样的要求具有革命性，因为它意味着所有社会阶层的有天赋的人都应该有机会提升他们的才能，从而有利于促进和维持善政。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因“民本思想”而闻名的哲学家孟子，预见了善治的重要要素。他主张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见，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对人权的基本原则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它纠正了一种普遍观点，即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完全基于西方思想形成的。因此，在艰苦的条件下，最初被联合国拒绝加入的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实施适当的外交政策。

　　回顾维也纳人权大会召开以来的30年，会议的成果只能被遗憾地称作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仍有一些大国在其境外推行霸权主义。冲突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出现了新的、更危险的问题，尤其是在乌克兰境内和周围爆发了公开的武装冲突。西方强国假装捍卫所谓优越的政治价值观，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动员中，欧洲国家被拖入了单方面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中。中立国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只能要么像芬兰和瑞典那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像瑞士那样放弃中立。

　　中国的外交政策再次发挥了模范作用。中国最初被排斥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现已成为联合国最可靠的支柱之一。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许多其他国家。当中国最近成功地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长期敌对国家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对话和接触时，这些努力的初步成果已经显现。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权进步，符合全球人权治理国际大会的会议精神。安全是沟通和对话的开端，也是朝着合作与发展方向即将采取的步骤。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的话说：“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