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精神世界和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历来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的关怀，是中国当代人权观的重要思想渊源。

　　保民惠民理念是中华传统人权思想的重要体现

　　《尚书》作为儒家经典，汇集记载着我国古代早期的政事活动。这些史料表明，我国古代政治家在治理实践中，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即保民惠民理念。

　　从历史渊源来看，保民惠民理念可以上溯到黄帝轩辕所在的神农氏时期，源自公孙轩辕增强实力、赢得诸侯支持、战胜暴虐的成功实践。据《史记》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不能征”，其中“蚩尤最为暴”。而轩辕通过“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及“习用干戈”“教熊罴貔貅貙虎”，使得“诸侯咸来宾从”，终与炎帝战于阪泉、与蚩尤战于涿鹿，并取得了胜利。“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第一册，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P3)

　　在古籍经典《尚书》中，保民惠民理念是贯穿始终的。《尚书》开篇《尧典》中的帝尧，就是一位保民惠民的君王形象。而帝尧本人也是黄帝之后、帝喾之子。据《大戴礼记》记载，“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尚书·尧典》是这样描述帝尧的，说他能够“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典》里记载了尧帝的一些保民惠民的基本措施，比如，命羲和等官员根据日月星辰运行情况来制定历法，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时节以“敬授民时”，教引百姓按照时节从事生产；还有为使百姓避免洪水侵害而择官选人，治理洪水等。《尧典》还记载了舜帝受大命后的一些保民惠民的举措。比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通过图画五刑方式教育民众有所儆戒，以流放代替五刑的肉体处罚；任命契为司徒，针对“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以宽厚的方式“敬敷五教”，教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道德规范 ；任命夔去教育年轻人要养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品德，等等。这些保民惠民措施体现了我国古代一些重要的人权思想脉络，包括注重保障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以避免饥饿、维护生命的生存，注重教化引导而不滥施刑罚以避免肆意侵害无辜生命的行为发生，注重道德养成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不尊重甚至相互傲慢、暴虐的现象出现，等等。

　　保民惠民治理理念还包括不虐待不欺压弱者、不抛弃穷困之人、保护妇女及瘝寡孤独的人权思想内容。舜帝曾说道 ：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要求官员们善于听从民众的意见，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之后的商、周都继承了这个思想。如殷商的盘庚对官员们明确提出 ：“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尚书》记载的《洪范九畴》中也要求“无虐茕独”。而周朝的周公曾教育康叔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无胥戕，无胥虐，至于属妇，合由以容”；告诫成王要“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能“乱罚无罪，杀无辜”等。

　　保民惠民的人权思想内涵还体现在“养民”“好生”方面。《尚书·大禹谟》中明确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认为德政才是善政，善政在于保护好、养护好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即治理好金、木、水、火、土、谷六方面的事务，治理好水患火灾而使自然万物生长繁荣，还要“正德、利用、厚生”，端正人的品行，发展生产和贸易，使百姓拥有丰裕的生活条件并和睦相处。《尚书》中还提出君王官吏要有“好生之德”，要使“万民生生”，要任用那些努力使穷困的人获得生存而安于所居、使臣民生财致富的官员，而不能依靠那些贪财聚货的人治理社会，“不肩好货，敢恭生生”“生生自庸”，因为只有“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世世代代为王天下。

　　注重维护和保障民众生命生存、自觉把民众百姓生生发展放在重要位置的治理理念，在于我国古代政治家能够比较早地对邦君与百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辩证关系有一个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比如，舜帝曾说道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尚书·大禹谟》）这就表明舜帝已经明确意识到没有臣民就不可能有君王，君王的统治地位是相对臣民的被统治而存在的，正如没有了“左”就无所谓“右”，没有了“上”也就谈不上“下”的道理一样，没有被统治的子民百姓，也就谈不上什么君王统治。因此，如果君臣们不能够谨慎地从事政务，去满足百姓的愿望、解决他们的生存生活问题，如果统治者不将子民百姓保护好、治理好并使其生活安定富庶，那么子民困穷，也必然导致邦君失去其所享受的福禄，也必然导致君王统治的终结，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舜帝提出要“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等。《尚书》在《五子之歌》中进一步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强调要敬民畏民，“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殷商以后继续秉持和丰富这个观点，认为“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尚书·太甲》），“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并进一步提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子民百姓如果不尽心尽力，君王就做不成任何功业（参见《尚书·咸有一德》）。这与后来儒家所主张的“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等观点都是一致的。

　　从人权思想渊源方面分析，《尚书》中还有关于尊重人格的思想脉络。尊德重贤是贯穿于我国早期政治实践中的一个传统。在尊德重贤的基础上，周朝统治者进一步提出要尊重人格的问题。如在《尚书·旅獒》中太保召公就提出“德盛不狎侮”的观点，因为“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 ；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等等，因此，只有尊重人、尊重贤才，才能得人心、尽其力。

　　保民惠民理念源自敬畏上天

　　我国古代早期政治家提出保民惠民理念，是与其“敬天”理念结合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上天是主宰一切、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天命不常，天可以降福也可以降祸。之所以要保民惠民敬民，也是因为民与天的关系。

　　首先，我国早期政治家认识到“民”是“天胤”，即是天之后代、“天之子民”，“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对“民”不能肆意虐待、过分盘剥、随意杀戮，否则便会违反天意，上天会降下灾祸。上天是保佑下民的，“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如果君王“结怨于民”，也终将“自绝于天”。在这里，天与民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是同一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因此，敬天也就要敬民。保民即是敬天，敬天必须保民，否则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其次，认为不仅“民”是上天的后代，君王也是上天为保佑百姓而给予的。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时说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上天为了帮助下民，为下民设立君主、师长，就是希望他们辅助上帝、爱护和安定天下百姓，而商纣王却不好好地帮助上帝治理百姓，因此要奉行天命予以讨伐。

　　再次，我国古代统治者还认为，各种官职及礼仪刑罚的设立也都是天定的。“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因此，要按照上天的意图治理邦国，“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尚书·皋陶谟》），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比如，夏王启时期的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九功不叙，上天因此要予以惩罚、断其国运，夏王启便替天行罚，“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再如，商汤伐夏时也强调“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记载商汤的话说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

　　敬天保民根本在于循道

　　既然上天是主宰一切并且天命不常，能够降福也可以降祸，因此早期统治者认为，要维护好、巩固好自己统治的根本在于循道，强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与《易经》上所说的圣人要“极深而研几”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道理是一致的。

　　比如，舜帝的大臣皋陶提出“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认为统治者不能贪图安逸、放纵欲望，是因为事情每天都在千变万化。禹帝强调要遵道而行，“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尚书·大禹谟》）。舜的大臣益也强调要“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要慎、勤、克制，这便是遵道而行的要求。殷商的伊尹同样认为，“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一亡”（《尚书·咸有一德》）。周朝的周公旦在告诫康叔时也强调“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要求认真地履行职责，敬慎地对待和分析所见所闻，这样才能治理好百姓而世享福禄。

　　正是基于敬天循道保民的统治需要，我国早期的政治实践进一步提出“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的从政要求，强调官吏们要谨慎地行使职权，恭敬地做好事情，不允许大小官吏暴虐贪残、侵夺百姓、贪赃枉法，由此也形成了对官吏修身养德的要求和规范。舜的大臣益强调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要“无荒无怠”（《尚书·大禹谟》）。要求大臣们奉守法典常规、尽职尽责，“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尚书·盘庚》），不能放纵情欲而游于逸、淫于乐，违背职守，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尚书》记载舜帝通过巡视、考绩等方法“黜陟幽明”，罢免昏庸官员，提拔贤明官员，并“鞭作官刑”；再如夏虞书中记载羲和因沉迷于饮酒而玩忽职守，搞乱了天时节令，胤侯便奉命予以征伐并“歼厥渠魁”“咸与维新”。

　　敬天保民制约着统治者的荒淫无度

　　我国古代政治实践中敬天循道保民理念，从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统治者奢靡荒淫、贪残暴虐。《尚书》史料表明，早期政治家在总结丧失政权、王朝更替原因时，大多归于统治者奢靡荒淫、逸豫无度、贪残暴虐。比如，认为夏启的儿子太康失去王位，是因为不务正业、贪图安逸享乐。《尚书》记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致使“黎民咸贰”，有穷后羿“距于河”。再比如，夏桀王虐政荒淫、灭德作威，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致使成汤兴师伐夏。商纣王更是如此。《史记》记载商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为长夜之饮，“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周武王于是率诸侯伐纣，“遂斩纣头，悬之（大）白旗”。

　　古代统治者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荒淫无度、暴虐臣民，要求保民惠民、谨慎待民。如《尚书》中《五子之歌》所述大禹训示就强调待民要慎、勤、敬。大禹说 ：“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强调不能纵情声色狗马，贪于享乐安逸，“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殷商也明确认识到“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的道理，并进一步提出，君王亦需修身，“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要“子惠困穷”“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尚书·太甲》）。殷商时期还明确提出，君王应当像先王成汤那样“改过不吝”“从谏弗咈”，成为日后言谏制度的发端。

　　总之，记载我国早期政治实践的《尚书》中有着丰富的人权思想脉络，同时具有中华文明独特的表现形态。这也表明，虽然人权概念是十七世纪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在反对封建制度和神权的过程中提出的，但是，作为呵护和保障人的生命和价值的观念，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而以不同方式存在于各民族不同的文明形态之中。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无疑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人权思想渊源，所需要的是深入细致的研究思考和赋予新时代内涵的推陈出新。

　　（原文发表于《博览群书》202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