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罗马的航班在波罗的海上空打了一个近似直角的转折。有人说，这是为了避开俄乌冲突的战区。不管原因如何，印象中从中国到欧洲的飞行时间似乎比新冠疫情前更长了，但国际局势的波谲云诡和地理上的遥远隔不断沟通的诉求。当地时间9月20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意大利罗马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2023·中欧人权研讨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感受到了场内外的热情洋溢和暗流涌动。尽管当今人权事业正面临被政治化、工具化的挑战，但中国和西方政界、学界交流的强烈愿望却一直都在。

　　两名美国驻意使馆官员现身会场

　　“北京准备在罗马发动人权宣传攻势！”15日，意大利媒体Decode39发文称，“2023·中欧人权研讨会”是中国扩大影响力行动的标志，“就在意大利准备退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际”。另一篇发表于9月4日的报道则声称，中国以“现代化与人权文明多样性”为研讨会主题，是北京试图“改变‘人权’的定义，以消除其普遍性”。显然，在当前的西方舆论场，针对中国主办活动的质疑和警惕并不少见，关于人权的话题更是如此。

　　然而怀疑和抹黑抵挡不住交流的渴望。9月20日，这个创立于2015年的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中国、意大利、希腊、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瑞士、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挪威、波兰、葡萄牙、塞尔维亚等国的人权领域专家、政府官员与社会组织代表等130余人，嘉宾们以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研讨交流。《环球时报》记者获悉，研讨会举办当天还有两名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场。负责会务工作的“罗马九号”中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主席胡兰波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两名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人员一位是参赞，另一位是负责人权工作的一秘，“他们登记了，也经过我们确认，但不太清楚他们是如何知道研讨会信息的，可能是看到了其他受邀嘉宾公开的邀请信”。

　　面对人权话题，中方嘉宾的态度更为开放、自信。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在发表致辞时呼吁，各国应在团结合作中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正向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交流互鉴中促进人权文明多样性，共同为当前国际人权领域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3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尚书》，就曾经明确有‘敬天保民’的说法，意思是要崇尚道德，以此作为大的框架来保护子民。”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唐献文在开幕式上表示，这样“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整个政治和历史的进程，极大影响着中华文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他还表示，经过几年来中欧各界的共同努力，中欧人权研讨会已成为中欧双方围绕人权议题开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增进彼此理解、推进文化交流互进的重要载体。

　　“欧洲可能正为某些政客的傲慢、无知、懒散以及对中国人权发展的漠视而付出代价”

　　中外嘉宾们探讨人权话题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环球时报》记者在会议现场看到，无论是在会议进行中还是在茶歇时，交流和沟通无处不在。由于嘉宾们发言时常常意犹未尽，上午的开幕式足足延长了一个小时。意大利前司法部长、罗马大学法学院院长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突发眼疾，但仍然坚持视频参会。他眼睛周围贴着胶带突然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显得有些滑稽，但随后现场嘉宾们对其报以热烈掌声。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研讨会召开的酒店名称中有“美第奇”一词。美第奇家族是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名门望族，与崇尚开放包容的文艺复兴密不可分。这个名字似乎暗合着对人权话题的讨论也应抱着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别国，或依靠霸权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显然存在着各种试图‘武器化’人权辩论的企图。这体现在所谓‘某一方未能维护人权’的说法中。这成了制裁（他国）的借口，通常是为了攻击被批评方的地位或合法性。”英国议会上院议员尼尔·戴维森在发言时表示，这种行为暗示着进行批评的一方在道义上“更高尚”，英国的一些政党特别喜欢使用人权问题来批评和攻击其他国家的政党，“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主张英国应该退出《欧洲人权公约》的人并没意识到，他们在要求别人保护人权时，自己却又拒绝遵守人权公约中的观念，这就是一种讽刺。”

　　戴维森认为，每个国家都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制度、传统、生活方式和哲学理念，这种演变并非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的，而是通过与其他地方的交流、学习而产生的，“把讨论变成一场关于到底哪种（维护人权的）方法更好的争论，违背了人权的核心理念，而基于相互尊重的讨论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的社会会采取不同的方法（维护人权），当今世界人权事务的治理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我们讨论的目的应是相互学习、彼此分享经验以及互相理解，而不是让人们产生分歧”。

　　没有强加于人的“宣传”，只有充满诚意的沟通，是《环球时报》记者在研讨会会场的另一大感受。在主题发言环节，挪威弗洛恩市前市长、保守党议员、易知基金会创始人索尔·维斯特比从文化角度来分析中西方对人权认知的差异。他以一个汉字“安”举例称，中国很多城市名都有“安”字，意味着“家中的和平”，“‘安’上面一个屋顶，下面的‘女’字代表妇女，所以（中国人希望的）和平是在各家各户中存在着的”。

　　“在西方，人们普遍更追求个人自由，如个人权利、经济、言论、性取向等。个人的自我利益通常排在首位，一切都围绕着‘我’展开。越来越经常听到的口号是‘这侵犯了我的权利’。个人的和‘我’的利益通常被看得比其他人、社群和国家更重要。”维斯特比说，中国的文化建立在家庭结构之上，儒家思想的孝道原则深深根植在人们的基因中。传统上，中国家庭是社群的一部分，而社群则逐渐扩展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家庭，最终构成国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文里的“国家”可以理解为“国家大家庭”。在这种文化中，集体通常被看得比个人更重要。

　　维斯特比还举了一个例子来帮助听众理解：“今年，一支中国足球队参加了在挪威举办的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我参与准备工作时，主办方提出了一个要求，需要3000个眼罩。我联系了在北京的合作伙伴，我以为他们可能会把这些眼罩放在大箱子里作为额外的行李，但对方立刻回答‘每人大约要扛180个眼罩（总共有16人参赛）’。她不仅在脑海中迅速进行了计算，而且本能地把任务分配给了团队中的每个人。我在思考个人的自我利益，而她在考虑社群。”

　　让《环球时报》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本次研讨会中，即使是尖锐的交锋，也能赢得包容和理解。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发言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下的欧洲给他留下的印象：首先是城市很脏且治安不好，“罗马、巴黎、米兰、马德里街上都是垃圾，脏肯定侵犯了人在城市里优雅生活、舒适生活的权利”；其次是物价太高，“普遍物价比北京至少贵了2倍3倍、甚至4倍或者5倍……所以有必要关怀欧洲人民怎么能承受那么高的物价，我们很担心欧洲人的人权”。王文提到的第三个印象是欧洲设施太旧，“在欧洲几乎看不到新能源汽车，而在北京、上海到处都是新能源汽车，我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欧洲为什么很少有新能源汽车？所以我们有必要怀疑欧洲是不是在关注世界未来的人权”。王文表示，欧洲可能正在为某些政客的傲慢、无知、懒散以及对中国人权发展的漠视而付出发展的代价。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一番毫不留情面的发言不断引发掌声。

　　即使是对曾经带着偏见审视中国人权事业的来宾，研讨会也给予足够的包容。胡兰波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在会场她碰到写文章指责中国“试图消除人权普遍性”的意大利记者。这名记者之前还写过很多攻击中国的文章，但她笑着对这位记者说：“有人说你是中国人的敌人，但我不太相信有绝对的敌人，关于中国的事情，有空咱俩聊聊。”这名记者也连忙表示“好啊”。之后，两人还在会场合影。

　　人权交流事业前路漫漫，交流更显可贵

　　胡兰波是全程负责会务工作的人，从着手准备到会议成功举办，她总共花了3个月时间。胡兰波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期间由于一些势力对中国人权事业的偏见，会议组织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例如15日Decode39的那篇文章，说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我们做无法在大使馆举办的活动，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做的都是自己的业务。”

　　在采访中，《环球时报》记者听说，一些嘉宾甚至因为被指责“跟中国走得太近”而遭遇人身安全威胁，但仍毅然前来参会。“我们能够看到西方有些人把人权工具化、政治化，试图把人权当成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更确切地说，这是‘以西方为中心’理论的体现。”意大利国家研究院国际法研究所前所长法比奥·马塞利表示，“我们来看看关于新疆的话题，西方完全把它工具化，宣扬所谓的‘种族灭绝’等，我们能看到中国在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如果都像新疆那样找到促进发展的方法，我相信全球很多落后的地方都会走出困境。”

　　对于嘉宾们点出的困境，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深表认同。他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人权的确被政治化了。在2015年乃至之前，西方是很“喜欢”跟我们谈人权的，后来我们用中国人的理解阐释我们的人权观，西方突然觉得这对他们的价值体系构成了挑战，于是就不服气了，觉得“中国挑战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是不被允许的，“欧洲对自己的价值观如此不自信，我觉得很遗憾”。

　　越是面临困境，越能体现交流的可贵。张永和表示，“人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大家都应该来讨论人权的发展，“比如说隐私权的概念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后来就发展出来了，所以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在这个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世界当中，我们迫切需要避免战争，而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是减少局势紧张的一种途径。”戴维森表示，围绕人权进行讨论的目的是在国家之间实现相互理解，改善彼此的关系。他认为，尽管今天的世界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但相互接受、相互理解的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更安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