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饥饿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充足的食物则是生存权等基本权利的基础保障。然而美国长期奉行“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的理念,将粮食权力作为美国稳固国际领导地位,维护霸权利益的有力武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
粮食对于人类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食物以及对食物获取的控制将会影响一国政治决策。彼得·瓦伦斯汀(Peter Wallensteen)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作为政治武器的稀缺商品:以粮食为例》中,将粮食权力置于美国背景下,并描述了粮食作为一种经济商品如何被用作武器。有鉴于粮食对于生命维持的重要作用,就像军事武器一样,“可以用来惩罚敌人和奖励朋友”。法律学者埃亚尔·格罗斯(Aeyal Gross)和塔玛·费尔德曼(Tamar Feldman)就使用粮食权力这一概念来描述“一国通过操纵本国粮食出口的数量和时间,对粮食出口实行选择性禁运,以惩罚目标国或迫使其改变政策,从而寻求对目标国的胁迫性优势”的现象。
可以说,美国的粮食霸权已成为其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将粮食武器化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将会对别国人民的生存权等基本人权产生严重威胁。美国将粮食权力作为政治武器以实现其国家利益是近年来粮食危机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具体来说,美国的粮食霸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操纵粮食市场,进行粮食投机,赚取高额利润
美国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资源禀赋和农业机械化优势,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再配合农业补贴,使得美国粮食可以用近乎倾销的价格,挤占其他国家的市场,并通过倾销和生物技术等手段打击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通过粮食援助、“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粮食金融化等方式,逐步建立起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贸易体系,把持了世界的饭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传统农业大国,如墨西哥、阿根廷等,逐渐丧失粮食自给能力,国家粮食安全的大权转移到了美国手里,跨国粮商在其实现粮食霸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世界80%粮食交易量,它们分别是美国的Archer Danies Midland公司、美国嘉吉公司、美国邦吉公司以及法国的路易达孚公司,美国公司占了三个。美国公司在南美等主要产粮区域囤积土地,实际控制着所在国家的粮食产能,使得他国农业产生高度依赖。在这种模式下,连农业资源最丰富的的巴西,也频频陷入粮食危机。一方面,巴西粮食产量实现丰收增产,另一方面,巴西饥饿率居高不下,饥饿人口比例从2018年的5.8%上升至2022年的15.5%,三千余万民众面临饥饿,巴西总统卢拉谈及相关问题甚至一度落泪。
二、蓄意破坏、瓦解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
在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过程中,美国通过市场竞争、战争和生物技术等手段蓄意或者放任破坏、瓦解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亦不鲜见,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粮食霸权的建立亦离不开种子公司孟山都的作用。该公司通过专利技术,掌握全球种业生杀予夺大权。以阿根廷为例,起初,孟山都免费向阿根廷派送种子并承诺不收取专利费,但在成功占领99%市场份额之后,该公司又开始收取高额专利费。这些通过不育技术或者限制技术改造后的种子,种植的农民无法自行留种,只得向孟山都公司复购,这最终使得阿根廷只能更广泛地播种转基因大豆,逐步丧失粮食自给能力。
三、滥用经济制裁粮食禁运造成粮食危机
美国实施的单边制裁总数为世界之最,目前仍在对20多个国家实施制裁,导致被制裁国家无法向其人民提供基本的食物。例如,阿富汗人民在美国制裁下面临严重的饥饿问题。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夺去了17.4万阿富汗人的生命,近三分之一阿富汗人沦为难民,超过一半阿富汗人面临极端饥饿。美军撤离后,美国继续对阿富汗实施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物价上涨,经济形势恶化,民众贫困加剧。据《华盛顿邮报》2022年6月13日报道,近一半的阿富汗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儿童营养不良呈上升趋势。98%的阿富汗人生活在联合国认定的贫困线以下,一半以上的人口需要紧急援助。
四、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
美国对自身滥用粮食权力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置若罔闻,却多次无端指责中国的储备粮制度,彭博社曾撰文指责“中国追求粮食自足推高世界粮价”,试图将世界粮食危机的发生归罪于中国收购储备粮,却从不审视自己的行为。事实上,美国才是扰乱国际粮食市场的真凶。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剧粮食供求矛盾。在俄乌冲突和世界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默许本国企业囤积居奇,美国粮商巨头ADM、邦吉等大公司借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推高的利润,大发“战争财”。
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但扪心自问,如果真心促进和保护人权,就不应该四处挑起战争,就不应该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就不该滥用粮食禁运使数以万计的百姓陷于饥荒,就不该纵容粮食资本集团的粮食投机行为。世界粮食危机面前,发达国家应取消不合理的农业补贴,采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减少通胀、汇率波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消除饥饿和贫困,切实推动全球人口脱贫,切实保障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