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任仅6个月的哈佛大学校长盖伊被迫辞职，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盖伊是哈佛大学建校388年来的首位黑人女性校长，也是哈佛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长。她的辞职标志着美国党派斗争正在向高校蔓延，将进一步激化保守派和左派之间的固有矛盾，并再次凸显美国社会内部的尖锐对立。

　　盖伊的辞职风波，起于其在国会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去年12月初，盖伊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共同参加了在国会众议院举办的听证会。在被共和党议员问及“反犹主义”言论是否违反校规时，三人均表示“应视情况而定”。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惹怒了保守派议员及犹太裔精英。随后，74名国会众议员联名致信哈佛、宾大和MIT，要求解雇这三名校长；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委员会宣布就“猖獗的反犹主义”对三所学校展开正式调查；艾克曼、埃姆霍夫、布拉瓦尼克等犹太裔富商决定撤回对三校的捐款。迫于重重压力，宾大校长于12月9日宣布辞职；不到一个月后，盖伊也步其后尘。

　　盖伊在辞职信中称，保守派对她的攻击来自“种族敌意”。由于盖伊是哈佛历史上的首位黑人校长，种族主义成为整个事件中无法回避的话题。美国高校一向是倡导多元文化的左翼重镇，而盖伊的上任也曾被视为多元主义取得进步的标志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平权运动”为代表的左翼浪潮席卷全美。平权运动主张，少数族裔和女性等弱势群体应在大学招生、企业和政府录用过程中受到优先照顾。平权运动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左派口中的“政治正确”。

　　但如今，“政治正确”正遭受来自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就在去年7月，美国最高法院一纸判决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优先录取少数族裔的政策违宪。这相当于以法律的形式推翻了平权运动半个多世纪的成果。在此背景下，盖伊所指控的“种族敌意”并非空穴来风——犹太富商艾克曼就曾公开蔑称盖伊是“多元主义校长”。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保守派对左翼运动的反扑并不仅仅局限于种族多元化议题。在反堕胎问题上，双方的斗争更为焦灼。美国由于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州在历史上都长期立法禁止堕胎。直到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在“罗伊诉韦德”案中首次确认堕胎权属于公民隐私权，让妇女的生殖权利获得法律保障。但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一直力推反堕胎法案，并在任内陆续任命了3名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使保守派至今仍牢牢掌握着最高法院的主导权。2022年6月，最高法院终于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取消了对堕胎权长达半个世纪的宪法保护。这一判决被国际社会广泛视为美国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严重倒退，但在保守派看来却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如果说美国保守派的立场带有鲜明的“排他性”和“不包容”色彩，那么，美国左派的“排他性”则更为隐蔽，或者说是以“提倡包容”的名义掩饰其“不包容”的态度。2020年，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黑命贵”运动，在全美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政治风暴。好莱坞和学术界作为传统的左翼重镇首当其冲。经典名剧《乱世佳人》因被指责存在“涉嫌美化奴隶制”的内容而遭到HBO Max的下架；《老友记》的编剧为剧中主演全部为白人而含泪向公众道歉；国际顶级期刊Nature公开自责是存在偏见的“白人学术机构”……在“政治正确”舆论高压下，好莱坞与学术界一时间人人自危，纷纷开展自我审查。

　　“政治正确”的本意是宣扬平等理念，但在美国党派斗争的语境下却被扭曲为一种新的“压迫”工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表示，左派思想的一统天下实际上禁锢了社会的思想，甚至可称之为一种“暴政”。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美国人认为“政治正确”已经让社会无法正常讨论重要问题，58%的美国人迫于政治环境压力不敢表达他们的个人观点。

　　多年来，保守派与左派之间的反复拉扯，深深撕裂着美国社会，也让“美利坚合众国”显得更像是“美利坚分众国”。但无论双方喊出的口号多么冠冕堂皇，都改变不了其背后争权夺利的本质。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拉开帷幕，两党之间的斗争也将在各个领域全面升温。在某种意义上说，此次宾大和哈佛校长的被迫辞职，可视为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给左派大本营送上的一道选前“开胃菜”。而代表左派势力的民主党必将会“以眼还眼”，在“国会山骚乱”、特朗普的初选资格等问题上给共和党下套、使绊。

　　美国两党之间的恶斗既是美国社会撕裂的政治投影，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社会中原有的极端对立情绪。两者所构成的恶性循环一步步揭穿了美国所自我标榜的“民主神话”，让世界更加看清了美国社会在民主外衣下的一道道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