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机构里的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可是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只有几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人权学绝对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国际上研究人权的专家学者中，除了法学背景的，有的是研究历史学的、政治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等等。实际上严格地讲，人权和政治哲学的关系更大，它是关于人和国家关系的理论。

　　自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以来，已经历三十余年。2023年12月，随着中国首个人权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落地吉林大学，人权学科建设迎来新的历史节点。

　　作为吉林大学人权学科领军人才，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从事人权研究有关的工作也有30年了。

　　1994年，鲁广锦离开东北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到原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工作，历任中央外宣办一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八局局长，七局局长。2014年，机构调整后，鲁广锦任中宣部人权事务局局长，同时兼任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2022年，卸任中宣部人权事务局局长的鲁广锦开始担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一职。

　　近日，就中国人权发展历程与人权学科建设，鲁广锦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改成人权事务局后，更加专业一点

　　南方周末：你从1994年开始在中央外宣办工作，彼时宣传系统对人权的关注多吗？

　　鲁广锦：那时候人权宣传工作主要由中央外宣办负责，中国人权研究会是1993年成立的。在那之前，中国政府1991年发布第一部人权白皮书时，中央实际上就已经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班子，研究怎样把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就给传播好，同时也积极地应对国际上一些人权舆论。

　　南方周末：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外宣办）七局在机构调整后成为中宣部人权事务局，改革后，工作重点与以往有区别吗？

　　鲁广锦：以前外宣办可能更多是在做对外宣传工作，后面改成人权事务局，其实我觉得会更加专业一点，参与国家人权事务方面的工作更多，与国际交流、合作更多，工作面相对辐射更广一些。

　　南方周末：继1991年白皮书之后，国务院新闻办出台的第二份有影响力的文件是2009年的第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鲁广锦：第一份人权行动计划的起草我没参加，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对外新闻局工作，我是2012年底被安排到七局工作。第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发布，主要的原因我想是为了和国际对接，以此来说明我们对人权工作的重视。

　　南方周末：全国范围内的人权研究基地数量不少，很多高校也将人权学科作为发展的重点来对待，为什么你最终会选择吉林大学？

　　鲁广锦：我是东北人，又在东北师范大学读的书。2021年吉林大学法学院给我发了邀请，希望我能够运用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与心得，参与到他们加强人权教育与研究的进程中去，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件好事，便欣然接受。

　　南方周末：吉林大学邀请你的时候，有说过他们可能要发展人权学的计划吗？

　　鲁广锦：当时还真没提到人权学科建设，只是将来要把人权研究和教育发展好。说起来在人权学科建设方面，我觉得吉林大学的校领导以及法学院领导还是很有魄力的，毕竟这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次。我觉得今后全国也会有其他大学继续建设人权学，听说现在东南大学就在积极做，还有几个大学也都有意愿。但这个学科也不是什么大学都能申请，首先需要有学科自设权。

　　南方周末：外界普遍认为你是吉林大学能够申请到人权学一级学科的关键，包括何志鹏教授也说你很重要，是这样吗？

　　鲁广锦：我可不是关键，是吉林大学领导有远见，具体工作主要是何老师他们做的，我更多是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包括深化对中国式人权文明和构建中国人权学的研究上。

　　我觉得，此次吉林大学之所以能够设立人权学科并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党中央对加强包括人权学在内新学科建设的重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能够参与其中，还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这些从事人权研究与教育的专家和老师也是恰逢最好的时机。

　　中国人权话语原创性还不够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建设人权学科的重要性的？

　　鲁广锦：大概10年前就有这种想法了。2014年我任人权局局长和人权研究会秘书长后，深感我国人权建设起步晚，很需要培养出一批有基础知识、有理论水平、能走向国际社会的人权人才。

　　比如说我们到联合国开会，你去看一下，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韩国的、日本的都比我们多，更不用说去起草什么文件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机构里的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可是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只有几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我们参与国际人权事务的能力不够有很大关系，我们需要培养真正懂得国际人权事务的人才。

　　南方周末：发展人权学科或者人权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说它对我们的工作推进作用是什么？

　　鲁广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目前中国人权话语原创性还不够，还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人权的普遍性和中国具体的人权实践相结合，拿出一些能够影响世界的东西，形成我们的一套人权价值与人权理论。这个就是要加强人权学科建设的目的所在。我们需要通过人才学科的建设，培养出更多不仅懂人权，而且能够研究人权，能够提出人权的基本理论、概念的人才。

　　不只是研究人员，各行各业都需要懂得人权的人。好多部门的工作仅就从他们那项事业发展出发，没有和人权的发展结合起来，存在局限性，比如残障人士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或者说特殊群体，他们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这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很重要的标准，像这些都要纳入到人权的概念中去。

　　人权学绝对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

　　南方周末：从14个人权教育与研究基地的成立到第一个人权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诞生，中国的人权研究似乎始终在政策支持下成长起来的？

　　鲁广锦：我们国家对人权的重视确实是制度优势的结果。在世界各国当中，由国家来设立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从事人权研究、教育的不多。而且国际上也很少有一个大学是专门设人权学专业的，他们都是专项、课题的形式，而不是作为学科来系统地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是把人权作为一项事业发展，纳入到体系当中去，制定人权行动计划，搞人权基地，然后开展人权理论研究。

　　南方周末：进入高校后，你以学者的身份来观察人权学科，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鲁广锦：当今我国的人权研究基地基本是法学领域的，研究面相对较窄。人权学绝对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国际上研究人权的专家学者中，除了法学背景的，有研究历史学的、政治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等等。实际上严格地讲，人权和政治哲学的关系更大，它是关于人和国家关系的理论。

　　南方周末：你认为中国当前的人权发展到哪个阶段？

　　鲁广锦：人权是历史地发展的，也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权的发展是一个从初级向高级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人权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仅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为参照。根据这一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生活质量三项基本指标）从1990年的0.501上升到2021年的0.768，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并且实现了“两次飞跃”，即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向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组的飞跃、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组向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飞跃，现如今正在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挺进。

　　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