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的人权学，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人权学一级学科。

　　从人权法学到人权学，绝对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但当前国内只有人权法学教材，并没有一级学科意义上的“人权学”教材。

　　据何志鹏观察，国内人权研究者不超过100人，真正的人权学者可能还不足50人，“现在的人权学者们大多还是李步云、张文显等那一批在19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人权研究的人，还有我们这些21世纪初受益于国际化潮流的新生代”。

　　2002年春，创刊不到半年的《人权》杂志在第三期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主题只有一个：提议创建“人权学”。

　　彼时，距中国第一部人权白皮书发布刚过11年，国内成立人权研究中心的高校不到10所。

　　但在信的书写者、时任黑龙江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杨星辰和实习研究员杨大威看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和成熟”。

　　显然，这颗种子被早早种下。20年后，第一个人权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获准设立。

　　而相关研究者“志不在此”，他们的目标是让人权学成为一级学科。2022年7月2日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五院四系”的法学专家，在线上相聚，重点讨论吉林大学能否设置人权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23年9月1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下发通知，公示吉林大学建立全国首个人权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此前20年，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有几个明显节点。2004年，人权“入宪”；2009年，中国第一次公布人权行动计划；2011年，首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设立。

　　据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观察，其它国家没有一个大学专门设过人权学专业，都是以专项、课题的形式对人权加以研究。吉林大学的人权学，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人权学一级学科。

　　“怀疑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人权学一级学科真的能建起来吗？2023年前，即便是在人权研究领域内，这个问题或许也很难得到一个统一且肯定的答案。

　　2021年12月，时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徐滔参加了一场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人权学科建设研讨会，讨论时多数学者表示支持建设人权学一级学科，但私下里“也有人说建不起来”。

　　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一般来说，我们判断一个学科成不成熟，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第二个是有没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徐滔认为，从法学学科下人权法学专业发展起来的人权学，目前大多受制于传统法学的研究范式，还不具备固定的研究方法，想要发展，就需要交叉其他专业的知识，走跨学科之路。

　　这并非易事。徐滔做过统计，2011年到2021年10年间，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门性人权研究文章数量有逐年下降趋势，“绝大多数期刊，只要题目中有人权两个字，审稿第一关都过不了。不看内容，不要了。” 而以“人权”为题的《人权》《人权研究》《中国人权评论》，成为学术交流的主要阵地。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何志鹏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有时候为了出本书，在出版社表示没有能力进行把关时，他们只能直接请示审核出版物的上级机构出具证明，说明书的内容没有问题。

　　压力层层上导，各方都觉得工作难做，何志鹏觉得，核心的原因还是很多人对“人权”这个词不太懂，“因为我不懂，所以你最好别说，你说了我也没法判断你说的是对还是错”。

　　“但在做人权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就形成了一个理念，那就是吉林大学是一个地处相对偏远的学校，如果行动迟缓，认识再跟不上，我们就很容易在教育竞争中被人家越甩越远。”

　　何志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吉林大学现任校长张希一直高度关注人权问题，就任校长后，他曾和当时校学位办公室主任王庆丰商议，广泛地融合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做人权学”。

　　最终能申报人权学一级学科，契机是政策的变化。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通知，将包括吉林大学在内的20所高校确定为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按照要求，他们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自主评估、新设学位授权点。设立人权学一级学科很快得到推进。

　　对高校而言，建设一级学科是有现实意义的。根据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规定，一级学科为学科大类，二级学科是一级学科下设的方向， 设立人权学一级学科后，意味着高校可以继续自主设置包括人权法学在内的，更多与人权问题相关的二级学科，并且所有相关二级学科都可以申请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范围将大大拓宽。

　　“对人权学能否建成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徐滔听说，吉林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批后，国内有几所“985”高校也想仿效吉林大学，自设人权学一级学科，“就像开饭店一样，孤零零地开一家，很难做生意，这一条街都是干这个的，才能够繁荣”。

　　站在对的历史节点上

　　中国的人权研究走出理论禁区始于30年前。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原副所长刘海年回忆，1991年3月，相关部门召集了来自外交部、中国社科院和中央党校等部门的三四十人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人权问题如处理得好，中国可以占到舆论的制高点上；反之，则会授人以柄，对法治建设不利，对国家形象也有负面影响。

　　当年1月刚刚组建的国新办决定组织人手，起草一份以阐述事实为主，表达中国立场的正式文件。

　　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从文件撰写者的身份可见一斑：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直接领导，中宣部外宣局原局长田丹、时任国新办一局副处长钱小芊为写作小组成员。

　　1991年11月，首份长达4.5万字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发布。3年后，1994年，鲁广锦进入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1年的白皮书发表后，外宣办就成立了相应的领导班子，聚焦于对外做涉人权传播和舆论应对、引导等工作。

　　人权研究与之同频。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被视作国内高校中最早的人权研究机构之一。

　　中国的人权研究迎来第一次高潮。随后十年，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先后建起了研究中心。其间，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人权研究所在2000年成立。

　　也是在2000年，何志鹏成为吉林大学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而后一脚踏入了这片理论研究的蓝海。他的毕业论文题为《人权国际化基本理论研究》。

　　何志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选题的确定经过了两次调整，先是导师郑成良认为他最早提出的两个选题缺乏挑战性，建议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角度入手；后来在一次出差途中，新的选题又被校内另一位老师张文显改进提升，后者从1990年代初便开始发表人权相关的学术论文。

　　“那时，中国人权学术研究呈现出国际化倾向，一个新现象是国内高校与北欧几个国家的人权研究机构关系密切，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两本《国际人权法教程》，内容基本是当时‘北欧—中国国际人权法教师研修班’的成果，好多材料摘取自联合国人权资料库。”在张文显的建议下，以人权国际化问题为起点，何志鹏推开了人权研究的大门。

　　回望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人权教育、研究的发展，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数字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佑武认为，原因之一正是老一辈研究者们站在了对的历史节点上，把握住了机会。

　　2000年，陈佑武考上了湖南大学研究生，那一年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成立，主任正是陈佑武的导师、“法学三老”之一的李步云。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李步云认为“最早提出保障人权”是他一生中办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早在1979年，他就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倡导保障罪犯的人权 。

　　2000年，李步云受邀到湖南大学任法学院院长并成立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一个新的想法随之产生：开办人权教育培训班。

　　但过程并不顺利。陈佑武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筹备开始后，李步云按规定向学校递交了请示报告计划，但当时人权研究和人权教育在全国刚刚起步，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后，却依旧拿不准是否可行，为求稳妥，上报教育部。

　　2001年，为期十天的全国第一期在职干部人权培训班正式开班，规模比原定的80人少了许多，最终约有三四十人参加，所有人的吃住均由主办方提供。

　　尽管未获上级部门明确支持，第一期培训结束后，李步云还是被默许继续开办了三期培训班，后来又在2002年同湖南省公安厅合作，给全省106个县市的公安局领导做了次人权培训。

　　2004年上半年，在教育部建设“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过程中，李步云主导完成了一份长达52页的湖南大学人权研究创新基地论证报告，学校上报时，“方案没有得到重视”，被排在了第三位。

　　陈佑武回忆，当时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在建设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一个就是人权研究中心能否建成学校的二级单位，与法学院平行。李步云一度曾向校领导发出请求，希望能够获得帮助。

　　“但当时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才是人文学科发展的重点，而且一说人权，大家其实还是有点拿不准的。”陈佑武说。

“法学三老”之一的李步云，曾建议“人权入宪”。（南方周末资料图）

　　“争夺”基地

　　在学术界，人权研究的第二拨热潮是从2004年开始的。

　　一个重要背景是，2004年3月，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前一年的6月13日，李步云等5位宪法学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座谈，他被要求第一个发言。李步云提出4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人权入宪”，他认为这一举动可以彻底清除国际上的误解，提高国家声誉。

　　“人权”二字被写入宪法之后，2004年下半年，李步云离开湖南大学，组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当时已经毕业的陈佑武决定放弃刚刚成立的律所，随师南下，就此一头扎进人权研究领域。

　　2023年初，李步云和陈佑武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论当代中国的人权学科》，将中国的人权学科发展历程分为萌芽、初创和发展阶段。

　　他们认为，2009年是第三阶段的起点，那一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表。

　　这份长达22万字的文件是1993年联合国发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鼓励各国拟定国家行动计划保障人权以来，中国发布的第一份人权主题的国家计划。当中提到，要“选取若干开展人权教育较早的高等院校作为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在官方大力推进高校开展人权研究之际，李步云又抓住了机会。2010年2月21日，已是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步云给时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议“在全国的东、南、西、北、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2011年，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广州大学等3所高校的人权研究中心率先获批。

　　“最早其实是试着先设几个基地。”徐滔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首批3家入选单位的首席专家李步云、常健和徐显明，都是“人权研究方面全国有名的专家”，有着参与中国第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制定或其他重要文件的特殊经历。

　　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现任副会长鲁广锦看来，以国家的名义设立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将人权作为一项事业发展，足见中国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视。

　　2012年6月，第二份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印发，当中要求，“到2015年，至少新增5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2014年初，第二批基地遴选评审工作通知正式对社会公布。同年，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局正式更名为中宣部人权事务局。

　　竞争尤为激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1所高校先后提交评审材料，其中一所高校中途退出。

　　西南政法大学更是在通知正式对外公布前，已着手开始准备。徐滔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将“司法与人权研究中心”“公民权利与法律援助中心”等与人权有关的7个研究机构整合为二级单位，设立“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2016年更名为“人权研究院”）。2013年4月，由徐滔执笔撰写的14万字遴选材料被递交上去。2014年，西南政法大学顺利入选第二批基地建设单位。

　　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双双落选。何志鹏后来从评委处得知，能否“体现出整个学校的精力投入和支持”是遴选的重要考量，而这两所高校的人权研究中心均不是二级单位，仅为法学院下属的研究基地。

　　“给评委的观感就是我们的人权基地主要还是法学院的同志在努力。”何志鹏坦承，那次落选后，从事人权研究的老师们开始努力向校领导传递一个观点，“人权是吉林大学的传统优势研究项目，而且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2020年，在第三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印发后再次遴选基地时，已经成为二级单位的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赶上了“末班车”。2020年至今，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再未有过增减。

　　从人权法学到人权学

　　各高校轰轰烈烈推进人权基地建设时，置身其中的研究者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给人权建立学科。

　　2005年12月，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拥有专业设置自主权的中国政法大学，率先增设法学的又一分支学科——人权法学。这是第一个与人权相关的二级学科。

　　2009年，第一位人权法学博士孙平华毕业。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明确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不再是少数高校享有的“特权”，所有学位授予单位均可自主设置。

　　在何志鹏看来，人权研究以法学为起点几乎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讲人权是一种权利，权利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它需要制度，需要救济，如果没有法律，人权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2013年，四川大学获批建设人权法二级专业，紧随其后，西南政法大学也在2015年自主设置了人权法学二级学科。

　　至于建设人权学一级学科，徐滔印象里，学界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还是在2016年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举行的“人权法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当时，有学者阐述了“人权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第二年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举行的另一场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提出，“人权法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当时，这门独立学科具体要如何命名并未明确下来。

　　2020年左右，西南政法大学开始认真思考建设人权学一级学科。“人权”对学校建设的重要性是其中一大原因。

　　徐滔提到，201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新增学位点审核时，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共有二十余所高校申报，最终仅10所高校获批，西南政法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人权与舆论研究方向，人权传播成了特色亮点”。

　　“当时我们已经看到，独立建成人权学一级学科也很成熟，那为什么不自己做呢？”徐滔说。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限制西南政法大学更进一步的原因非常简单：没有一级学科授权点自主审核权。如果西南政法大学想要建设人权学一级学科，只能等待教育部将人权学纳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

　　吉林大学得以“弯道超车”，不仅因为有自主审核权，还有其它的“天时、地利”因素。

　　2020年，终于获批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后，何志鹏等人决定放弃众多高校一致选择的人权法学，将视野更加广阔的人权学作为突破口。

　　经过一年准备，吉林大学于2021年正式向国务院学位办递交了自设人权学二级学科的申请。同年，刚刚卸任中宣部人权事务局局长的鲁广锦受吉林大学邀请，参与人权学科建设。这一年，李步云、陈佑武也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提交推动人权一级学科建设的建议。

　　在人权研究领域，鲁广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徐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权领域内只有鲁广锦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讲过人权课。而据新华社2022年2月26日电，十九届中央政治局2月25日下午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鲁广锦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

　　2022年，吉林大学拿下了第一个人权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放在法学之下，并将人权学一级学科设立计划提上日程。一年后，吉林大学正式获批人权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放在交叉学科门类下。

　　难言一切就绪

　　吉林大学目前只获批了人权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这也意味着短时间内这一学科只能招收博士生。2024年秋季，首批4名博士研究生即将入学。对于这次招生，吉林大学格外审慎。

　　何志鹏介绍，在2022年7月召开的人权学一级学科建设评审会上，南开大学常健教授就提出，由于人权学人才培养经验不足，不能冒进。学校吸取这一建议，计划首批招生人数继续保持在4个，同以往是二级学科时的招生规模一致。

　　为人权领域培养更多专门人才或是首要目的之一。据何志鹏观察，过去二十年，人权研究的队伍并没有实质性的扩张，研究者不超过100人，真正的人权学者可能还不足50人，“现在的人权学者们大多还是李步云、张文显等那一批在19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人权研究的人，还有我们这些21世纪初受益于国际化潮流的新生代”。

　　至于将来毕业学生增多后的出路问题，吉林大学也有自己的计划。何志鹏介绍，接下来他们打算向中组部、教育部提出建议，以外交和宣传部门为主，给人才提供一个明确的出口，或是将人权学纳入公务员选拔的专业范畴中去，“他们的工作是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有各个条约机构联系，需要一批懂外交、懂人权的人才，当然也需要内宣人员”。

　　不过回到当下，摆在人权学面前的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学科建设难言一切就绪。

　　从人权法学到人权学，在鲁广锦看来，绝对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当今的基地全是法学领域，研究面太窄。”鲁广锦说，从学科建设来看，教材、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包括这种学术的成果，都要体现出人权学的特点了，而不要继续在法学的框架下，“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要从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去写人权学的教材。”

　　但当前国内只有人权法学教材，并没有一级学科意义上的“人权学”教材，遑论“人权学”教材体系。徐滔指出，即便是人权法学教材，也具有数量少、结构同质化等缺点，“存在着时代性、中国性和大众性不足等问题”。

　　“我们就一点一点地在开拓。”2023年11月，由鲁广锦带领团队写就的《中国式人权文明概论》刚刚出版，何志鹏说这本书算是人权学领域的导论性书籍，下一步，他和鲁广锦还会继续带领学院老师编写教材，更多的计划都已经上报。

　　（应受访者要求，徐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