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连日来，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形势日渐失控，美国联邦政府与得克萨斯州围绕该问题的博弈迅速升级，甚至兵戎相见。得州政府封锁占领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的主要偷渡点，得州州长阿博特援引宪法自证“有自卫权防御入侵”，进而无视最高法院有关“联邦有权移除得州布置的边境障碍物”的裁决，25名共和党州长因“反对国家机器暴政”集体声援得州。同时，偷渡客溺亡等事件也在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显然，移民问题这一目前美国政坛的首要争议点，正在进一步激起美国社会对联邦主义和移民安全等国家议题的博弈，加剧着社会撕裂。这不仅给贯穿美国史的“得州独立说”烘托了气氛，也在引导着美国在大选年走向一场激烈异常的两党鏖战。

　　空前的困境

  据统计，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2021年1月—2023年12月），全美边境巡逻队与非法移民越境者的“遭遇事件”（包括驱逐、逮捕等）超过630万次，其中近400万次发生在得州边境地区。不堪重负的得州州长阿博特遂打出“组合拳”：一是寻求自保。2021年3月，阿博特启动由州公共安全部和国民警卫队联合主导的边境安全行动——“孤星行动”，在主要边境偷渡点沿线安装铁丝网、浮动障碍物等，并增派数千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在该州与墨西哥长达1000多公里的边境地区巡逻。二是公开声讨。阿博特持续实施“移民巴士”计划，将数万名非法移民送往纽约、芝加哥、费城、华盛顿等民主党人管理的城市，以此宣泄对联邦政府移民治理无能的不满。得州政府当前挑战联邦政府之举正是这套“组合拳”的升级版。

  2023年5月，一项名为“第42条”的公共卫生政策到期，美政府不再授权执法人员以遏制新冠疫情为由，快速驱逐越境移民。此后，拜登政府迅速补充了边境移民管理新规，其中一些条款的严苛程度不亚于特朗普执政时期。但是，出于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搞平衡”的一贯做法及稳定民主党基本盘的现实考虑，拜登政府口头上依然承诺“放宽移民政策”，不仅给大量偷渡客以希望，给从事非法移民工作的相关组织以商机，更让作为非法移民风暴眼的南部边境州陷入空前的困境。

　　特立独行的“孤星”

  截至目前，这场边境危机尚处胶着期，有关美国内战和得州独立的猜想不绝于耳。

  得州和联邦执法力量对峙事件看似突发，实则暗含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铺垫。得州素有“孤星”之称，自1845年成为美国第28个州以来，独立呼声反复出现，就得州独立举行全民公投的提案屡见不鲜。这背后有尚武民风、保守主义的助推，更重要的是作为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州，得州经济实力强劲，把持着国家的军火和高科技制造命脉，且因对联邦监管心怀芥蒂而建有独立电网系统。这些因素都成为该州公然挑战联邦权威的底气。

  从理论层面看，得州走向独立的可能性较低。首先，尽管宪法对各州独立不置可否，给一些鼓吹地方独立的组织和个人亮明立场、公开动员预留了灰色地带。但在实际操作中，任何州若欲脱离联邦，则必须通过公投获得州内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在此基础上，还需跨越总统最高行政权、国会对美利坚国土的最终解释权以及拜登政府有可能将得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即在极端情况下接管）等障碍。南北战争中联邦军的获胜，事实上开辟了各州不能单方面合法宣布脱离联邦的先例。其次，得州骚动看似风声鹤唳，实则仍在宪法框架内行事，且反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动机明确，并非反抗联邦政府和美利坚国家认同，也无明确政治诉求。最后，美国自建国之日起便是暴力和资本共同作用的产物，联邦对得州的资金投入和大量美国资本依附于得州企业，变相增加了该州通过暴力谋求独立的沉没成本。

  不过，上述条件虽然将美国的事实分裂彻底变为小概率事件，但就当前严重威胁美国的“认同分裂”而言，得州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非法移民问题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愈演愈烈，甚至有引爆内战的势头。这一问题既可回溯至全球化导致国际移民流量激增、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承载力“见顶”、右翼声浪触发世界性反移民浪潮等普遍性原因，也与美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

  第一，多重治理危机凸显制度矛盾。美国在看待、处理移民相关问题时存在州权主义和联邦主义之争。移民政策传统上与国家建设、外交杠杆和其他国家利益相互关联，因此由联邦政府承担监管移民的主要角色，形成了一套较为统一的移民管理政策模式。然而受到全球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下放进程的持续影响，州和地方作为非法移民乱象的主要承压方和“移民红利”的主要受惠对象，在非法移民和移民执法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参与机会和决策余地。加上1996年颁布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对各州和地方政府在移民议题上进行了有效赋权，因此在保障非法移民医疗、公共卫生等权益方面，地方分权现象突出。

  就此次得州事件而言，州长因非法移民处理不善动用武力威胁联邦政府，既揭示了美国多重治理主体就非法移民治理等热点问题的超常规对抗，更在政府治理缺位、社会撕裂加剧的当下，迎合了各州“抵制国家日益增长的威权”的想象。

  与此同时，得州内部亦非铁板一块，休斯敦等由民主党人管理的“蓝”城市此前曾对州长颁布的“全州禁止庇护令”颇有微词，坚称打击非法移民不利于构建和谐警民和社区关系。然而论及拜登的移民管理，他们亦不敢苟同，称其优柔寡断给阿博特等人滥用权利、消费移民、侵犯人权创造了机会。由此可见，上述多重治理结构及与之伴生的治理主体间的矛盾，给美国有效应对非法移民等复杂社会问题设置了巨大障碍。

  第二，移民问题治理理念偏颇，人权政治化与移民安全化相互嵌套。近年来，引发美国就非法移民争论的重要前提是把原属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移民问题与国土和地区安全密切挂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人权政治化。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需求差异下，非法移民被不同程度地视为“安全威胁”，相关人权解读存在“双标”。

  一是把本国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置于非法移民之上。得州政府将无证移民界定为“入侵者”和“刑事犯罪者”，以捍卫本州公民权为由大量设置威胁偷渡客生命的边防设施，在大规模逮捕、拘留、驱逐和遣返过程中越过人权保护的底线。二是将本州人权凌驾于他州人权之上，最典型的做法是，得州、佛罗里达州等通过“强行转运非法移民”传导安置压力。这种写满党派间泄愤和地方优先的“倾倒式”移送令接收方政府措手不及，当地难以迅速提供必要的安置条件，社会安全网、福利保障体系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均遭遇挑战。

  第三，利用选举漏洞，人为制造“雪球效应”。美式选举政治周期短暂，参选者和助选者急功近利、漠视未来的缺陷在大选年暴露无遗。得州事件恰逢共和党初选，为利用该事件加大丑化抹黑民主党的力度，特朗普一方不惜以国家动乱甚至四分五裂为代价，搅动非法移民乱象，煽动其他共和党州卷入对峙。拜登一方则冻结了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审批，希望借此威慑液化天然气出口大州得州、拉拢环保人士及年轻选民，取得“一箭三雕”之效。据此可知，尽管两党在美国社会的代表性变弱、治理绩效持续走低、胜选合法性和执政公信力屡遭质疑，但在大选的刺激下，通过引爆国内危机互相“泼脏水”“刷下限”，已经成为双方滚大选票“雪球”的重要渠道。

  （作者：王聪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