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缔造的璀璨文明中，洋溢着人文关怀和理性观念的社会救助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社会救助的诠释及推动，传统制度建设与民间规范对社会救助的保障，均体现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对维护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不懈努力。

　　一、民本思想、大同理想与社会救助的发展

　　中国古代高度重视人在生产生活及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从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观念，并以“皇祖有训”的形式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皋陶将“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作为司法的出发点，由此确立了“罚弗及嗣”，“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矜恤民命的司法原则，并提出统治者执政的要略在于“知人”和“安民”，尤其是“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他还将天意和民心联系起来，提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借以告诫统治者重民爱民。儒家更从理论上对民本思想进行深入阐述。孔子将“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视为君子之道，将“民、食、丧、祭”一同视为治国要务，并主张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民生问题，孟子提出治国重在得民，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他进而主张统治者务必爱民富民，使民有恒产和恒心，这也是王霸的根本，“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时提出了一个震古烁今的经典命题，即在处理国家、人民和统治者的关系时，应注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为了改变贫富不均、战乱频仍的乱世，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建立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的社会。在众多先贤眼中，良法善治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大同世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民本思想、大同理想的感染下，古圣先贤们接续探索必要的社会救助，既重视对因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的灾民进行物质救济和精神抚慰，也鼓励从法制建设、社会建设等不同层面对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帮助。这些思想和举措不仅有利于维系人们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此后，赈济、调粟、养恤、除害、安辑、蠲缓、放贷、节约、重农、仓储等各种制度不断丰富、发展，中华儿女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与之相伴，百姓的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二、国家制度与民间规范建设相得益彰，社会救助广泛开展

　　早在先秦时期，国家就高度重视荒政。《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赈乏绝。”《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已经总结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涵盖借贷种子和粮食、减轻赋税、减缓刑罚、免除力役、放松禁令、免除关市之税、简省礼仪、祈神纳福、铲除盗贼等各个方面。今天看来，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相较于生产力相对落后时杂乱无章的救济，这些上顺天意、下顺民心的办法又是积极的、进步的，反映出古人在认识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均有质的飞跃。此后，救荒措施逐渐制度化，且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特别是在灾情上报中，历代政令和法律多明确要求，地方官必须及时上报灾情，如实调研和陈述事实。隐瞒灾情、错报漏报或救助不力者，均受严厉制裁。为了更好地救百姓于水火，安万民于危难，历代知识分子纷纷撰写荒政论著，宋人董煟《救荒活民书》、元人欧阳元《拯荒事略》、明人何淳之《荒政汇编》、清人俞森《荒政丛书》等，均是凝结古人救灾恤贫智慧的结晶。

　　北宋时期，陕西关中蓝田出现了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主旨的《吕氏乡约》，这是现存的首部较为系统的乡规民约。在“患难相恤”中，《吕氏乡约》把患难之事分七类：水火之灾、遭遇盗贼、感染疾病、死亡丧葬、遗孤幼龄、遭遇诬枉、贫困乏财，每一类都进行了合理的救助方法。譬如，对于遭遇水火之灾的，“小则遣人救之，甚则亲往，多率人救，且吊之。”对于感染疾病的，小病则派人慰问，严重则亲为访医求药。家贫无有资财，则助以养病花费。对于遗孤幼龄，尤其强调集合众人之力，使之生存、就学、不受他人欺凌。对于贫困乏财的，也重视“精准扶贫”，即“有安贫守分而生计大不足者，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难能可贵的是，《吕氏乡约》规定：“邻里或有缓急，虽非同约而先闻知者，亦当救助。或不能救助，则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鼓励凡有邻里患难，虽不是同约，只要了解情况，也应当救助抚恤，若事情重大则要率领同约乡邻共同援救。说明《吕氏乡约》并不排斥非“同约”之人，表露出推己及人、关爱邻里的特征。此后，各类乡规民约在内容安排上普遍涉及社会救助。

　　总之，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在思想、制度及民间规范等层面的推动下，形成了官府与民间协力救助受灾百姓及弱势群体的生动局面。救助意识的自觉性、救助对象的广泛性、救助措施的多样性、救助行为的组织性等等，都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社会救助的重视和探索。古代社会救助的思想与实践中蕴含着浓郁的防灾备荒意识，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和对帮助百姓摆脱病痛、灾祸、孤贫等困苦环境的努力。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细致梳理和认真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助于广大中华儿女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方位、多层次保障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王斌通，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