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上述举措均是我国保障人权法治实践的生动体现，客观反映了人民法院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显著特色。回溯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权法治实践的历程，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作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生动阐释，也是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中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法治实践即遵循着这一主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有效融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权法治实践的深厚底蕴。

　　随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基础不断巩固，加强法治建设对于强化政治认同、凝聚民族共识、维护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法治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例，例如“黄克功枪杀刘茜案”“李延德、白占山等学疗人命案”“李森洁盗窃案”“侯丁卯与侯张氏婚姻涉讼案”“冯秀山与冯崇明土地所有权涉讼案”等，涉及人权的不同类型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起草出台了大量关涉人权的法律、判例、政策等规范性文件，依法保障人权成为法治实践的显著特征。

　　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下简称《施政纲领》）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宪法性文件。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第十三条提出“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这一法律规定为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提供了法理依据，也为破解“历史兴亡周期率”提供了基本的法治依循。在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同时，《施政纲领》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先进性还体现在其规制范围进一步延展到关于男女、长幼、干群等方面的平等性上。

　　1941年5月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充分继承了1939年《施政纲领》的精神内核，在主体属性、行使范围以及保障机制方面对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进行了规范，提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并且明确规定了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司法制度方面，坚决废止肉刑，强调司法审判重证据而不重口供。从法治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权利表征着中国法治接轨“现代化”的特点，是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刑法“重刑主义”这一倾向的转变。同年1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次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一部关于保护人权的专门条例，其立法目的即为“以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害”，强调“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为切实保障人民上述权利与自由，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对证据提取、审讯时效、司法管辖权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尤其是对处罚权归属于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了确认，并明令“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但现行犯不在此例”。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法律规定中对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法定程序等方面的界定逐步具体化、规范化，充分保障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于人权的普遍享有、依法享有，这一法治实践既有助于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维护人权方面的先进性和法治化等特点。

　　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实施执行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开篇说明中，确立了“以教育感化为主，使受刑人能在受刑期内，得到适当教育，转恶习化为社会上善良分子”作为陕甘宁边区刑法的立法目的。在《刑法总则草案》中，第一条明示“刑事政策以教育感化为主，不采威吓报复与毁损人格及痛苦身体诸手段”，进而在第三条确定了“政治教育”“生活教育”“文化教育”“治疗教育”等主要教育方法。这一刑法设置立意的转变带有保障人权的鲜明印记，作为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纠偏”，这一时期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既要摒弃旧封建时代的法治观念，又要突破此时中国法律整体发展的水平层次，为引领中华民族的人权意识独立和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4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下简称《宪法原则》）对于人权的内涵作了基本界定。人民的主要权利包括具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并应得到政府在思想层面引导和物质层面帮助的权利，“免于经济上偏估与贫困的权利”“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武装自卫的权利”“不分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妇女在享有与男子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还依法享有特殊利益等诸多方面。这些权利指明了陕甘宁边区人权的主要涵盖范围，并作为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权法治实践的重要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中得到继承和完善。在确保人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对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也得到了确立，为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实践提供了坚实保障。同年10月，在《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修正稿）》（以下简称《宪法草案（修正稿）》）中，专门在“总纲”之后的第二章中规定了“人民之权利义务”，从十三个方面对于人权进行了系统规定，既承袭了前文所述《条例》《宪法原则》中所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人权范围中增补了“有获得土地之权利”“有获得工作之权利”“享有一切正当营业之自由”“有服公职之权利”，以及获得社会救济和政府救济等多方面内容。在第十六条中，明确要求“本宪法所列举及未列举之人民自由权利，均受宪法之保障，不得以法律或命令侵犯之。”“凡侵犯人民自由与权利者，受法律之制裁。”从宪法角度对于陕甘宁边区人权保护作出说明，与陕甘宁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形成呼应，既充分体现出“人权需要得到法律确认和保障”的基本原则，也表明了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人权的内涵与要求需要转变的客观要求。

　　结合以上主要法律文本来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凸显出以下主要特点：

　　注重人权的现实性和普遍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人权中的“人”界定为“现实中的人”，这一观点有别于资产阶级将“人”异化为“孤立的、抽象的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现实性和具体化等特质。从《施政纲领》到《纲领》，进而推进至《条例》《宪法原则》等法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在法律保障人权的范围上，从政治、经济逐步拓展至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人权内涵逐步由人民的生存权向发展权递进；在法律主体上，既由早期的“集体性”人权逐步向“个体性”人权发展，又将革命人民的人权向一切抗日群体的人权逐步拓展；在法律目的上，从以惩戒威吓向教育感化转变；在法律审判、实施、处罚等程序上也进一步进行调整完善，不断保障和发展人权。在具体部门法律中更加鲜明地表明了这一趋势，如1942年12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对于“减租”“交租”“租佃契约及佃权”以及各类特殊情况下的租佃关系均进行了详细说明，切实保障了生产双方的经济利益。同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的“分则”中第二章对于“妨害私人利益之罪”进行了细致分类，主要包括了“妨害个人生命罪”“妨害私人身体罪”“妨害私人自由罪”“妨害家庭安宁罪”“妨害私人名誉罪”“妨害私人信用罪”“妨害秘密罪”“妨害私人财物罪”等主要内容，法律法规逐步向精细化、细致化方向发展，保障人权的总体趋向在于不断满足陕甘宁边区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

　　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既承担有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任务，同时也具有加强党建与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经济贫困、社会治理薄弱的状态，在广大农村还残留着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思想，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区域的政治统治不仅要实现陕甘宁边区的人身解放，更具有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功能。在这一时期的法治实践即可明显看出“法律现代化”与“人权现代化”的进步趋势。仅以婚姻关系为例，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即确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等基本要求，并对“结婚”“离婚”“婚姻与子女及财产之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此后，陆续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买卖婚姻的具体办法的命令》（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次修正草案》（1942年12月）、《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年3月）等相关法律均对保障婚姻自主权、人身自由权等予以规范，对于保障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权利和妇女解放起到极大促进作用。同时，为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尤其是杜绝和惩戒违法乱纪行为，除在上述相关法律中专门提出规范司法审讯程序、发挥人民民主监督等要求外，专门出台了管制公务人员、改进工作作风的相关法律规约，如1939年4月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对贪污行为及其处置进行了规定；1943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绝对禁止非法捕人、罚款、打人、骂人行为”；同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首条即强调，“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

　　因此，这一时期的法治实践有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双重作用，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局部执政转变，进而为建立新中国实现全面执政进行探索的重要形式，对于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党的建设与自我革命提供了路径。

　　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效统合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巩固政权的基本举措，既是保证陕甘宁边区社会稳定的现实要求，也有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革命长期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此，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效统合起来，在宏观制度层面，通过宪法性文件对“三三制”、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等内容予以了确认和规范。如《施政纲领》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和实施范围进行了阐述，突出了对于人民各项权利的认定；在《纲领》中确立了“三三制”，强调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活动和边区行政管理，为建立统一的联合政府进行探索实践；在《宪法原则》《宪法草案（修正稿）》中均对人民的参政议政权利作出说明，并且在边区行政、司法的组织机构、功能发挥中也有意践行这一要求，实现了依法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这一举措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形成联动效应，有效地调节了社会不同阶级、政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人民民主的真正实现。与此同时，伴随着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不断深入，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掀起依法保障人权的浪潮，自1940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颁布的“保障人权条例”多达十余项，例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晋西北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1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保护敌占区人民办法及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2年6月）、《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3年2月）等相关条例、规程均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区人民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发展。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融贯于普遍的立法活动中，这一时期立法总数大致在260余件，涉及60余种门类，其中在主要的立法规制中均具有涉及人权的相关内容，对于巩固和维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基础，也切实保障了陕甘宁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深刻呼应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新时代主题。对此，要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健全人权法治保障机制，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