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人权治理的福音

（马来西亚）翁诗杰

虽然世界仍然致力于维护保护人权的原则，但这种普遍神圣的人类价值观在当前全球治理中不断受到严峻考验。

全球应对2020年冠状病毒爆发的不连贯反应只是众所周知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足以警醒世界，随着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霸权进行军事干预之后，人权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

当战争地区的数百万平民在全球的注视下陷入贫困时，披着“促进民主”外衣的军事入侵却没有受到谴责。自称民主和人权“十字军”的“政权更迭”似乎合法化了，因为国际社会对他们在预期的“政权更迭”后继续占领超范围的国家视而不见。

《世界人权宣言》仍然庄严地承诺“人权是所有人固有的，不分种族、性别、国籍、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地位”，但弱势群体的人权却遭到了残酷践踏。国际社会对如此大规模的滔天罪行的默许，对有罪不罚的沉默，在人权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标志着这是一个在“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口号中，“强权即公理”占上风的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大体上已经接受了西方制定的人权基准。尽管如此，以西方为中心的人权叙述一再被证明对全球南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迫切需求无用。

将西方的人权模式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完全不顾它们各自的军事准备情况和当地准则，其结果是再次令人望而却步。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当局都不应该仅仅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奇思妙想或观点来设定世界范围内的人权基准，因为全球各地的文化规范和优先事项从来都不是相同的。

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为了自己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而将人权武器化，因为这只会使世界沿着地缘政治的裂痕进一步分裂，严重损害面临多重生存挑战的国际合作。

目前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全球挑战日益严峻，全人类的基本人权实际上岌岌可危。然而，事实上，人权武器化从未停止过。在多重紧急情况之后表现出的涣散的团结和不连贯的应急反应清楚地表明，人类最终可能会被生存威胁所压垮。这种担心不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此背景下，令人担忧的是，全球人权治理的质量持续低迷令人沮丧。

在军事冲突、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突发事件多种不安全因素的冲击下，全球可持续发展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同时，由于全球许多地区受到严重气候变化的影响，造成了农作物歉收，粮食不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各种紧急状况的复合效应导致2017年后全球对减贫做出的努力出现明显倒退。从全球人权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柱举措之一。

到 2030 年将全球极端贫困率控制在3%以下的艰巨任务，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在预定的时间计划内越来越遥不可及。

《2020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证实了这种暗淡的景象，该报告指出，超过40%的核心贫困人口分散在战区内。世界银行的报告进一步显示，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军事冲突导致人道主义灾难之后，2015年至2018年西亚和北非的赤贫统计数据急剧上升了两倍。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为202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完美的风暴。当发达经济体忙于不分青红皂白地争夺救灾资源时，贫困人口的倒退又因传染病而进一步加剧。仅在2020年，流行病造成的贫困人口已经惊人地达到了8800万大关。

随着全球变暖引起的后果看来，到2030年贫困人口似乎将进一步增加6800万，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压力越来越大。众所周知，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国家是首当其冲的主要地区。

尽管如此，除了西方在人权方面的花言巧语之外，许多富裕国家仍然顽固不化，不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缔约方会议）上的资金承诺，从而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国际合作陷入困境。易受影响的那些国家，特别是来自全球南部的国家，再次失去了重建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资金资源。这样一来，从广义上讲故意违约本身的恶劣程度不亚于侵犯人权。

事实上，全球人权治理正处于令人失望地混乱状态。不断升级的好战言论，加上冷战思维的大国对战争机器的加强，只会将世界引向最终的自我毁灭。

相反，中国GSI的及时推出，填补了一个可行的全球安全架构的空白，可以用于解决常规和非常规安全问题。

该倡议为新的安全架构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只要有关冲突的各方拥有理智意识，不受外部煽动和干涉，就可以通过调解来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共同、全面、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植根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在这种理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安全，这在以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对抗性军事条约为主导的当代全球安全治理中，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中国最近成功促成了西亚两大宿敌即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和解，这被广泛认为是GSI架构的首次胜利，即使这让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美国非常懊恼。

最近，北约、七国集团峰会和奥库斯联盟相继将中国称为全球最大的威胁，这清楚地显示了美国领导的联盟的这种心态。它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内容，即遏制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崛起。

在给中国贴上敌对标签的同时，美国的盟友们应该提出一个更相关的反思，即为什么这个单极的全球领导者只顾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出售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而不是在其全球治理中建立一个可行的安全架构。它曾经为促进全球和平贡献过什么实质性的公共产品？

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同，发展中的全球南方国家通常更容易接受全球倡议，就像“一带一路”一样。这种逻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有利于他们各自经济发展的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环境。由于他们总是在任何军事冲突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最易受冲击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得到所有国家尊重和合作的强大世界机构，或者建立一个能够照顾其安全关切的全球安全架构。

就亚太地区而言，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竞争，无疑是全球安全倡议最合适的试验台。只要中国南海重叠部分的海洋主权要求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及其盟友就会继续利用这个问题在该地区的国家中灌输对中国的忧虑，甚至是恐惧。

中国一直被西方的宣传机构描绘成威胁地区和平的“怪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除了在联合国支持下向国外派出了最多的维和部队之外，北京还提出将全球安全倡议作为公共产品，这无疑是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捍卫者形象的积极举措。

然而，实际上全球安全倡议对缓解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和竞争的影响不太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也许全球安全倡议更有可能在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上取得小成果，如粮食和能源不安全的紧急情况、气候变化和跨境犯罪，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一个阻力较小的切入点，以便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和建立信任。

（作者翁诗杰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