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世界中的新范式

（美国）威廉·琼斯

　　世界目前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一个根本性转变的时代，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西方大国在欧洲大陆上热衷于进行的一场大战，以及一致企图在亚太地区组织环太平洋国家以像警戒线一样包围和遏制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回到以前设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攸关世界走向的政策；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是那些认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人想象虚构出来的。

这是一个在西南亚进行了无数次战争的时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在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甚至在发达国家，即西方世界，其公民的生活条件也比四十年前严重恶化。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个美好的场景。然而，西方国家在沿用旧大英帝国道德观念的英美特遣队的激励下，希望回到那种境况中。但这已经不可能了。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已无法回到原状。

最重要的是，中国从二十世纪70年代的一个贫穷国家，到过去十年中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带来了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着自己的脱贫之路，而不是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空洞的妙方，正在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技术巨人之一。“自由民主国家”早已接受贫困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无法承诺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而是依靠“涓滴经济学”的“缓和治疗”。

中国也没有接受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不适合于一个有着人民共和国历史和文化的国家。然而，他们确实发展了自己的民主类型，即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民主在许多方面比西方的议会制或总统制确保了更多来自普通公民的参与。这也给了我们西方精英一个反击，他们总是认为西方议会制度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即使是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将这一模式转移到中东和北非阿拉伯国家发生了巨大失败，也没有动摇我们西方理论家对其制度优越性的信念。

为世界重新树立“西方模式”的最新策略是乌克兰战争。在俄罗斯联邦多次试图让西方——特别是北约联盟——理解他们的安全关切之后，邻国乌克兰渴望加入北约并残酷镇压该国西部地区讲俄语的人口，俄罗斯发现自己面临着与北约支持的国家开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么不得不接受正在进行的针对乌克兰讲俄语人口的种族灭绝，要么准备好与北约发生战争，这最终或将成为一场核战争。因此，在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前对其采取行动，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对东部讲俄语人口进行的残酷镇压，并避免与北约发生直接对抗。然而，战争一开始，英裔美国人就决定将俄乌战争转变为在该地区和在世界上消灭军事强国俄罗斯的一场战斗。

虽然美国成功地向大多数其他北约国家施压，使他们继续参加反俄运动，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看穿了这一假象，并正在支持中国的和平谈判呼吁，甚至那些不急于在北约与俄罗斯的战争中跟随英美的“盟友”也是如此。因此，对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支持是有广度但没有深度，除了像日本和波兰这样的国家外，它们在这场冲突中支持美国有着自己的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作为世界政治中一个不偏不倚的参与者的信誉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低过。要注意，俄罗斯受到的对待和英美人在这样做时的执念也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是美国领导他们，那么这就是美国的运行方式。对北溪管道的袭击也表明，美国对待“盟友”甚至是有限度的。"

对世界来说幸运的是，还有另一条途径。这条途径是由中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新角色提供的。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外交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并倡导自己的理念。十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重新注入了一种新的发展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失去了活力。中国作为一个技术强国的巨大增长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发展中国家在摆脱美国及其美元体系的控制之后可以做什么。中国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发展成果，这种意愿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选择，以克服西方国家忽视它们发展需求的问题。

中国的这一政策并不局限于双边关系，而且导致了纽约/伦敦金融体系之外的替代性机构的建立，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信会议等，这些机构已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制度支撑。随着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发展问题也被提到了国际议程上，这一倡议在联合国和大多数联合国成员中得到了广泛支持。随着北约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持续冲突，核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中国也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

西方对这些提议的反应绝不是热情欢迎。由于更担心对世界上的国家日益失去控制权，西方国家转而将矛头指向中国，恶毒地试图限制中国的发展，抹黑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经济方面，他们利用制裁和对其盟友施压来限制中国进入世界高科技市场。在影响力方面，他们正用力建立一个案例，即中国是不民主的，而且它正在对其少数民族进行人权侵犯，特别地把新疆和西藏用作侵犯人权的陪衬。

任何人都不应该受这些廉价伎俩愚弄，不应该受西方谎言连篇的媒体教唆。独立调查显示，西藏和新疆的人民都正在富裕起来。当中国政府成功地应对了许多仍然居住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英国“臣民”所煽动的“颜色革命”的企图时，香港再次稳定下来并对商业开放。在所有这些领域，冷战时期中情局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传统行动现在主要由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将之恢复。但目的是一样的，煽动这些少数民族反叛中央政府，并在国际舆论中抹黑中国。

中国在保护公民人权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高度赞扬。更重要的是，中国呼吁将发展作为一项人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事实上，它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之一，即“免于匮乏的自由”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要求所有国家确保发展，即使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重要的是，这或许是对西方体系的最大威胁。原始资本主义的原始规则是，之所以那些人会陷入底层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在西方，消除贫困的努力常常被简单地视作高尚的理想主义者的目标，他们对世界的运行方式一无所知。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人对地方性贫困的接受进行合理化，通过让自己相信：如果某些人的富裕得到了保障，它将不可避免地对底层人民产生“涓滴效应”，但事实从未证明情况会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功让人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整体可行性产生了疑问。

因此，以英美派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发动战争和建立军事联盟来阻止所需要的范式转变。他们不愿冒险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其他大国分享世界舞台，而是准备将世界带到核战争的边缘。这就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

在避免灾难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包含其他两项倡议的全球文明倡议列入议程后，中国已创造了一个架构，以替代目前正在导致冲突的全球架构。

几年前，塞缪尔·亨廷顿这个老冷战分子就发表了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文。虽然它主要聚焦在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崛起，但它也反映了冷战的基本论调，即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殊死之战中，只有一方能够生存。即使苏联解体了，那种论调在今天也显然站不住脚。

但与亨廷顿破产和邪恶的论点相抗衡的是文明对话，其纳入了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世界由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组成。在所有这些组成内容之中，如果最杰出的代表是柏拉图和莱布尼茨，孔子和孟子，或者是伊本·西纳和伊本·卡尔东，都有对人类做出贡献的独特因素。通过这样的对话，每种文化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也为所有这些文化中的新一代思想家提供了作出进一步贡献的基础，因为这一过程不是封闭的。

虽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说服我们西方任性的领导人，对话比冲突重要得多，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中国通过这三项倡议确定的方向。这些倡议还为人权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人们都会在他们对人类个体的尊敬中找到最高贵的元素。人类个体在其他物种的所有单一实体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人类个体拥有头脑，一个能够发展新思想的头脑，当这些新思想作为科学突破、医学见解或艺术作品转化为社会实践时，就会给整个人类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合理的生活水平、教育以及个人精神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观念的根源。

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能确定“人权”概念的更深层次的含义。它不是西方所主张的在某种议会制度中有正式的表决权。相反，它是个人发展其全部思维能力的权利，和以有助于物种发展的方式从事有报酬工作的权利。这需要一个能够为个体提供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免于匮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它需要获得教育和文化的要素。这意味着为个体创造机会，使其选择他或她认为可以为自己带来成就感的适合的职业；这意味着创造一个将进步视为最重要产品的社会。

这就需要将"发展权"不仅仅视为国家发展的权利，也要视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发展的权利。随着社会进步，即使是社会底层的那批人也必须进步。但这不会简单地“涓滴而下”，而是社会的任务，将他们纳入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中。

有多少国家可以宣称他们正在这样做？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且日益加剧的贫困显然是对那种“人权”——“发展权”的糟践。这一领域的失败导致了许多正在困扰着美国的问题，无论是种族歧视、不断增加的校园枪击事件，还是忽视维护我们城镇中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只有中国显示出——特别是通过它的扶贫运动——有能力为自己的公民争取这种“发展权”。共产党对这一目标的承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的其他政党能效仿吗？致力于消除贫困？为其全体人民创造发展的机会？如果西方的统治范式不发生重大转变，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西方那种范式优先考虑发动战争用的武器而不是优先满足其人民的需求。

当代世界已经注意到提供给他们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一种范式是英美派提出的，即对其“对手”发动战争，在世界上制造新的分裂，最终可能导致核战争，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优先考虑富人的利益。另一种范式是中国在其全球安全倡议中提出的，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其基础是考虑所有国家的安全需求，优先考虑对话而不是冲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通过联合国解决国家间的冲突，而不是诉诸武力或经济制裁。

在北约-俄罗斯冲突所造成的氛围下，所有这些都不容易实现。因此，美国看待世界的方式需要有重大改变。现在正是约翰·肯尼迪美利坚大学演讲60周年之时，他在那里宣布了结束冷战的愿望。如果他没有被暗杀，他会在第二个任期内完成那项任务。那里体现着当时活跃的美国精神，虽然对于我们的执政政治精英而言这已不再重要，但这一传统在美国人民心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给了我们希望，那种精神会再次成为现实。但这将是一场我们必须在这里完成的斗争。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必须做出反应，动员必要的力量将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放在全球议程的首位。世界不能再受制于美国完全忽视多数人利益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基于敌意、恐惧和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愿望。已创建的代表全球南方利益的新组织——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必须为世界创建一个新的范式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这是一个国家间和谐相处与相互理解的范式，而不是怨恨、恐惧和冲突。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除非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消除战争狂热和仇恨，找到能让所有国家团结一致的共同利益，即和平、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利益。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放在我们愿景中最重要的位置，并准备好为实现这一愿景进行必要的斗争，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作者威廉·琼斯系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