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和发展——纪念《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

（中国）李君如

当今世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美国已经召集了两次“全球民主峰会”，提出在全球治理中要以“民主对抗威权”。这样以“民主”为名分裂世界，给世界人权事业带来的必定是灾难，而不是福音。2022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深刻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这30年里，中国在人权事业包括民主政治发展中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正是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践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最好证明。

（一）

30年前，在世界人权会议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个重要文件强调：“民主的基础是人民自由表达决定自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意愿，充分参与生活的一切方面。”这30年，也是中国维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取得历史性进步的30年。其标志，就是提出并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2日在上海长宁区考察虹桥街道古北小区市民中心时第一次提出的。此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2021年3月第一次被写进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新征程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后，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同年11月举行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新时代十年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写进了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到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全过程人民民主”第一次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新时代新征程政治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写进了党代会报告。

如果要问“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什么特点？第一，它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又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而不是那种仅有制度程序而人民群众不能广泛参与实践的民主。第二，它既有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又有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而不是那种仅有这个制度那个制度而没有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参与渠道的民主。第三，它既有民主选举，又有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而不是那种人民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选举时受宠、选举后被冷落的民主。第四，它既有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种途径和形式，又有人民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的各种途径和形式，而不是那种大多数人无缘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事务的“民主”。第五，它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而不是仅仅强调一个方面而无视另一个方面的民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政治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上提出重大理念，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二）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的形成和提出，破解了世界民主政治实践中维护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许多难题。

在民主理念上，民主之“民”，应该是“人民”，或“全体人民”。但人民或全体人民的意志及其背后的利益多种多样，要在国家治理中让人民或全体人民达成共识并形成决策谈何容易。于是，聪明的民主先驱者设计了“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通过投票由得票多的的人即“多数人”的“代表”来治理国家，并由此创造了选举民主。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多数人”是人民，“少数人”也是人民，在“多数人”掌权后如何使得“少数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以避免民主面的削弱或民主成色不足；二是经过票决选出的“代表”如何代表他的选民乃至于全体人民，以避免民主走样和变质。此外，还有如何防范和阻止贿选等完全背离民主原则的政治腐败，也是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是怎么解决诸如此类民主难题的呢？

首先，在中国在民主制度设计中，通过“人大”+“政协”的制度设计，破解了如何使广大人民而不仅仅是“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这个民主难题。人民代表的选举，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原则，总有一些优秀的治国人才会落选。早在1954年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因此决定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继续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让各个党派和界别产生的政协委员可以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来行使民主权利。现在，中国每年3月都要召开被称为“两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意义，就是民主原则能够在中国全面得到实现，使公民能够普遍享有政治权利。

同时，中国在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上不断进行创新，破解经过票决选出的“代表”如何代表他的选民乃至于全体人民，以避免民主走样和变质的难题。中国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权力机关要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大联系群众制度，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诉求。为此，中国建立了人大代表视察制度、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人大信访制度等制度。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不仅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些制度，而且在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上进行了创新，在街道建立了“人大代表之家”，在社区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站”，有的地方还在公司比较集中的楼宇建立了“人大代表联系点”。比如，在北京全市已经建立了340个人大代表之家、2938个人大代表联络站，1.4万多名四级人大代表（即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区县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代表）全部编组入站，参加活动。人民群众需要解决的急求难盼之事，就可以通过人大代表即刻给予解决。现在，各地的人大已经普遍开通人大官网，人大代表可以通过“代表网上直通车”、“代表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渠道，让人民群众时时都能够找到人大代表。

倘若到这些人大代表之家和联络站、联系点去考察，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这样一句十分抢眼的话：“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三）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的最大亮点，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广泛商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中国的民主是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民主。要保障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以及各方面的权利，包括要尊重和保障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普遍人权，谈何容易？让我们高兴的是，中国已经掌握了实现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这种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广泛商量”的民主形式，就是实现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秘诀”。

199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是西方民主无可比拟是，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他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世界民主政治历史上，他第一次把这种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广泛商量”的参与式民主称为“人民民主的真谛”，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

（四）

那么，怎么通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广泛商量”的参与式民主，让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呢？中国的做法值得总结和推广。

一是，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健全民主立法。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全国推出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试点单位，它们分别是湖北省襄樊市、江西省景德镇市、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2日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小区市民中心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立的第一批基层立法联系点。这里居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的社区，是上海推进基层科学治理、民主治理的一个缩影。截至2022年7月，虹桥街道共完成67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上报建议1300余条，其中101条被采纳。这个街道后来又先后成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完成了几十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上报建议数百条，相当一部分建议均被采纳。2020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又把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乌市、河北省正定县正定镇和中国政法大学确定为第二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接着，2021年又新增第三批12家立法联系点。截至2021年6月，各联系点对109部法律草案、立法工作计划等提出近6600条建议，经认真分析研究，许多意见均被吸收采纳。

二是，建立预算工委基层联系点，健全经济民主。202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也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大常委会、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大常委会、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人大常委会、陕西省韩城市人大常委会设立了基层联系点。比如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基层联系点，围绕2021年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先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提出了近20条建议。他们还制定出台了12项财经监管制度，提升了原有财经联网监督系统，完善了财经监督闭环，更细更实地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三是，健全广纳民意机制，服务改革开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预算工委建立的基层联系点，十分重视各地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民意。比如浙江省义乌市有全球著名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市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全市建立了47家征询单位、15家联络站，除了人大代表，还聘请了25名立法咨询专家、51名立法联络员和一大批信息采集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又比如江苏省昆山市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十万台胞在此安居乐业。广东江门市江海区是侨乡，这里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他们在立法意见征集过程中十分注意倾听涉侨单位的意见。江门市侨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说：“作为港澳人士，我对国家愿意倾听基层的声音、践行民主立法感受到骄傲。站在侨商总会的角度，我希望能把更多华人华侨、港澳同胞的声音传递到国家立法机关。”

四是，健全社会治理机制，改善民生。无论是人大代表之家或联络站、联系点，还是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联系人民群众和做好立法工作的进程中，做得最多的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在上海，视障人士的导盲犬能不能进入公共场所、残疾人乘公交车怎么能够更方便等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即特定群体的人权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就是在人大代表的辛勤工作和各个部门共同努力下立法解决的。正是在“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进程中，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实地享受到了人民民主之花结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果。

最后，回到全球治理这个话题，我们不赞成以一孔之见、一己之利，把不符合自己“胃口”的国家打入“非民主”国家。我们赞成以民主的方式对待各个国家的民主实践。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过程，是要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中国的民主经验。真正的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尊重世界各个国家保护本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民主实践，让世界各国人民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

（作者李君如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