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美国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裁定该州可恢复执行1864年制定的严格堕胎禁令，除拯救生命所必需的情况外，整个孕期内全面禁止堕胎，实施堕胎的人将被判处2年至5年的强制监禁。该裁决是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进一步延烧。2022年6月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推翻了美国自1973年“罗诉韦德案”以来延续了近50年的堕胎合宪原则，妇女堕胎权不再受到宪法保护。裁决发布后，华盛顿、纽约、休斯敦、洛杉矶等全美多个城市超过70个地点爆发了大规模街头示威抗议。上百万美国妇女的生命权、免受酷刑权、隐私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免受一切形式歧视等权利将因此面临严重威胁，美国人权陷入历史性倒退。

  法院裁决背离主流民意。堕胎议题历来在美国高度敏感、争议极大，而最高法院的裁决全然罔顾美国公众的意愿。诸多民调数据表明，支持“堕胎自主”代表了美国主流民意：2021年5月，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反对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2022年5月，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与《华盛顿邮报》联合民调显示，58%的美国人支持合法堕胎权，70%的人认为女性及其医疗保健提供者应该拥有堕胎的最终决定权，而不是立法者；2022年6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和美国舆观调查公司的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和67%的女性不赞成这项裁决；2023年5月，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推翻“罗诉韦德案”是一件坏事。堕胎权是美国民众通过一次次抗争逐步形成并维系了数十年的社会共识。美国自诩为“司法独立”国家，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但这一次，公众的价值诉求与根本利益却没得到捍卫。见微知著、睹始知终，反堕胎权裁决所暴露的，是美国民主制度中最深层的弊病。

  党派争斗裹挟司法系统。自1869年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经总统提名、参议院表决通过的9名法官组成，享有对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权，负有“确保美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正义”的使命。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党派斗争的极化，标榜“公正独立”的美国司法系统正在背离其初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借助参议院中共和党席位优势，连续任命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使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数量比达到了6∶3。其中，2020年10月底总统大选前夕，特朗普不顾主流民意的强烈反对，违背先例强势推进了对空缺大法官的任命程序。特朗普及共和党人匆忙补缺大法官席位，是为了给大选后可能发生的选举争议做司法争夺准备。也就是说，在选举开始前，美国政党已经开始了否认并推翻选举结果的谋划，而最高法院也成为党派选举利益争夺的战场之一。这之后，联邦最高法院“不出所料”地在携枪、种族、环保、移民、宗教自由等一系列议题上作出了维护保守派利益的裁决，其中许多案件都呈现出6∶3的结果。盖洛普公司2023年9月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不满意度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58%），美国司法系统的公信力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政治立场凌驾基本人权。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赋予了各个州自行决定堕胎是否合法的权力。截至目前，美国已有14个州出台了全面禁止堕胎法律，13个州对堕胎实行孕周限制（其中2个州严格限制在6周之内），仅有8个州的法律明确保护堕胎自主选择权。对于实施严格反堕胎法的州而言，即使是强奸或乱伦导致的妊娠也不可堕胎。堕胎问题涉及妇女和女童决定身体的自主权，与女性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密切相关，是一项得到国际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法保护。但在美国，堕胎权问题却在政治与宗教合流的不断激化下，成为加剧社会撕裂的高敏感议题。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体的国家，美国约1/4的人口信仰福音派，同时也是堕胎权最强烈的反对者。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宗教右翼与世俗保守派为了政治选举开始整合，反堕胎作为一项笼络宗教选民的工具性议题开始了其政治化历程，并且逐渐成为划分美国左翼与右翼政党的核心政治立场。在政治日益极化的今日美国政坛，两党政客们不仅不寻求化解宗教与世俗的立场纷争，反而为了巩固自身票仓刻意激化矛盾对立，利用社会撕裂来捆绑强化选民对本党的狂热支持。堕胎权、边境移民、枪支暴力、环境保护、种族平等等关系到公民基本权利与切身福祉的议题，无一例外沦为服务于党派政治利益的工具，对人权的理想与追求荡然无存。

  堕胎权一案揭露了当下美国民主制度中最黑暗、腐朽的一面：当权力机构罔顾民意、党派私利背离公共福祉、“人权”成为当权者肆意操弄的选举工具，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陷入系统性失灵。近期大量民调显示，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已经降至历史冰点：2023年12月，在盖洛普公司的民调中，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满意度仅有28%；2023年9月，美国两党政策中心民调显示，82%的美国选民对美国的民主感到忧虑；2023年9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63%的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的未来丧失了信心。不可否认，悲观的情绪正在美国社会中大幅蔓延。美国经济精英阶层和狭隘利益集团的意志主导了美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政治议题走向，“美国并不是一个由多数人主宰的社会”——美国学者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的研究得出如此结论。的确，美国民主制度的深层弊病时常被狂欢式的选举表象所掩盖，但这不妨碍公众感受到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失权困境。被少数人垄断的民主必然失去其立足的根基，至少目前来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做出彻底的改变，只能在混沌的利益漩涡中彼此捆绑着加速下坠。至于公众的权利与福祉，则成了斗争的牺牲品，被一同卷入漩涡。

  （作者：廖予含，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