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发展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

常健

内容提要：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具有多层面的复合结构，其中每个层面都对人的发展和尊严同时具有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取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选择，体现了在现代化进程对人之发展和尊严的利弊判断和价值选择。它以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标准，要求充分发挥现代化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克服现代化对人的发展的消极作用。人权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目标，它既是现代化阶段的内在结构性要素，又是约束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社会规范工具，与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求通过人权规范来确认和促进现代化过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要求通过人权规范来防范和抑制现代化过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负面效应。这两个向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需要保持适当的平衡，并因此对中国人权保障方式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人的发展和尊严 人权规范

中共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从人的发展和尊严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作出的这种选择，分析这种选择对当代中国人权保障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权意义，从而可以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

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要求的关键，是理解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双重效应。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方向、目标、内容、道路和实现方式的选择，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是要抑制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负面效应。它对人权这一现代化社会规范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是以权利规范确认和促进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二是以权利规范防范和抑制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负面效应。这两种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不同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在这两个向度上的不同侧重。

一、现代化的基本结构及其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双重效应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最早源于14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17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以及随后在各国出现的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革命，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加速度式的影响，并对人的发展和尊严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双重效应。

（一）现代化进程的多层面复合结构

一些学者从单一层面来描述现代化的结构特征，如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过程，或把现代化等同于理性化过程。然而，现代化进程并非是单一层面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多个层面相互交错支撑和相互推进的综合性历史发展进程，具有复合性的立体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概括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特征。

第一，在知识层面，现代化表现为以实验为基础的经验科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管理的理性化。卡林内斯库等人指出，启蒙是现代性的前提和开端，启蒙原初就意味着以人的理性反对宗教的蒙昧，确立理性在人间的至高地位。正是因为启蒙，人们才能“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才能以自己的理智感受社会生活的改变和新的异质性东西的刺激，并试图以理性把握这些变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与结构方面的问题，而是“理性的常设企业、理性的核算、理性的工艺和理性的法律”，以及“理性的精神，一般生活的理性化以及理性的经济道德”，“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布莱克（C.E.Black）认为，现代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它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变化，也涉及社会的和思想方面的变化。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取代了传统的“经验”，为社会生产奠定了崭新的基础。

第二，在生产方式层面，现代化是人类生产的工业化和规模化过程。艾森施塔特（Shmuel N.Eisenstadt）、罗斯托（Walt W.Rostow）、库兹涅茨等人将现代化解释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它以机器的使用所导致的由“原始工厂”向“现代工厂”的转变为标志。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工业化表现为人征服自然能力的提升。美国学者艾恺（Guy S.Alitto）将“现代化”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

第三，在生产关系层面，现代化表现为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石宇童、柳泽民指出：“现代化本质上首先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对封建的传统小生产的根本替代，从经济活动方式来看，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对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根本替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日常生活的主体，人们的消费方式、出行方式、工作方式及休闲方式等发生系统性的全面变化”；“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商品交换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要纽带，价值通约一切”。

第四，在从社会交往层面，现代化打破了人与人关系的地域限制和血缘纽带，由此导致了社会交往的广泛化和常态化。“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成为常态”。蕴藏于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中的巨大潜力充分涌现出来，引起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第五，在社会规范层面，现代化表现为封建约束的解体，权利规范的确立，以及人民主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在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熟人社会使得每一个村庄都是基于地缘与血缘的乡土社会，血缘伦理、等级制、家长制等成为人们思想观念的主要生成基础，封建的、保守的、迷信的、等级的观念成为主要意识形态。而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现代转型，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被“自由”“平等”“法治”等观念所取代，权利规范成为社会的基本规范形态，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并平等享有各项基本人权，人民主权成为政治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

第六，在国际关系层面，现代化表现为交往的全球化，整个世界被迅速联结成一个相互联系、相系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并形成了要求各国遵守的国际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和地理大发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向世界各个地区弥漫和扩张。欧洲列强殖民主义扩张，使工业化浪潮逐渐向亚洲、美洲、非洲地区扩散，形成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马克思指出：“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连接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变迁都取决于它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从结构上说，当今社会并没有什么传统与现代之分，因为处于当今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是现代社会，差别只在于有些处于中心，有些处于边缘，有些处于半边缘位置上，发展中国家难以逃脱这种结构性制约。当强势的资本主义向所有的角落进攻，试图把自己变成一种世界性存在时，那些闭关自守的文明体系的藩篱都要被打破。

人类现代化进程所呈现出的上述理性科学化、生产工业化、交换商品化、社会流动化、政治民主化、交往全球化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其中，科学理性是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基础，规模化的工业生产是由科学理性转化的生产形态，基于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这种生产形态所要求的生产关系，更加自由的社会化交往是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方式，权利规范和人民主权是这种社会生活方式所要求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全球化交往与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则是上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国际化延伸，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化阶段的基本结构。

（二）现代化各层面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负效应

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对人的尊严和发展来说，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及其所伴随的人的现代化似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为个人自由、自主和平等的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同时又以新的方式限制和约束了人的发展，甚至给人的有尊严的生存带来了新的威胁和挑战。

第一，在科技理性层面，推动现代化突破前行的科学技术和理性化管理，一方面赋予人类掌控自然的更强大能力，另一方面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威胁。陈新夏认为，科技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对科技的不当运用放大了人的破坏能力。艾恺认为，现代科技是为人类造福的利器，使用不当也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杀手。李春放认为，现代化强调的是过程而非终结目标，它判断任何事物好坏的唯一的价值标准是理性主义所追求的效率和功利性。贯彻理性主义的效率和功利原则固然会带来人类物质生活的提高并减少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但会使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理性化到一定的程度会走向其反面即非理性化，个体或局部的理性化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导致整体的非理性化。如分工和机器生产提高了效率，却会使工作枯燥乏味，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属品；科层组织为提高效率所设，却有可能沦为无效率的官僚机构；现代工业提高了商品生产效率，却导致环保和能源利用方面的低效率。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巴尔特（R.Barthes）、阿多尔诺（T.W.Adorno）、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理性思维方式提出了更深刻的质疑。他们认为，社会原本没有结构，它不过是在自然科学成就的诱惑下，按主观与客观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为了控制充满无限偶然性和变动性的社会而编造出来的概念模式。

第二，在生产方式层面，现代化的大工业规模化生产，一方面使人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对人的发展和尊严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首先，精细的社会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化发展。在大规模高技术的工业化生产中，生产者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工具和手段。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用“单向度的人”来刻画人的这种片面性发展。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曾作出这样的形容：“人像被关进瓶子里的苍蝇一样，他在文化、自由、创造性方面的尝试不过是进入到技术充填的空间。人已经被降低为技术物体，自由和责任都成了幻觉”。其次，大工业的规模化生产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陈志强和王萍指出，工业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模式在为人类带来更加充分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负面后果，使人类陷入发展与环境的两难，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对自然过度开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使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破坏程度空前严重。无限制的开发、生产、消费导致生产生活“废物”大量积累，人工制品无限扩散，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被挤占，自然资源日益匾乏，生态系统迅速失衡，直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陈新夏指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引起环境破坏和资源危机，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舒马赫（E.F.Schumacher）在《小的是美好的》中指出，无论是生态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是由人类工业文明的消费偏好、物质主义和与之相伴随的规模经济逻辑引起的必然后果。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封闭的循环》中指出，由于现代人类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是由一种建立在现代技术上的经济所保障的，因此所有这些“进步”都在极大地增加着对环境的影响。

第三，在生产关系层面，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为人提供了自由和平等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其竞争机制导致人们的生存状况出现两极分化，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发展鸿沟。陈新夏指出：“现代化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人们对条件的享用却往往是不均衡的。一部分人占有较多甚至很多财富，而另一部分人相对甚至绝对匮乏的现象，是现代化的通病之一。”杨小丽指出，当今社会，竞争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而且成为现代国家、民族、群体和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生存选择。竞争是现代人发展的机遇，也使现代人的发展面临风险：过度竞争导致主体缺乏自信、产生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主体间缺乏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甚至导致主体间的相互压制。

第四，在社会关系层面，现代化过程中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一方面为人际交往合作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导致人际关系的商品化。陈新夏指出，现代化进程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和交往联系，却在很大程度上淡化、简化甚至扭曲了人们之间的关系，许多传统的人际关系如亲情关系、朋友关系等，往往为金钱关系所冲击或取代，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冷淡和隔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做过深刻的反思。他们指出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自然关系，“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匈牙利哲学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用“物化”来刻画人际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商品化特征。所谓“物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艾恺认为，现代化在将个人从各种“传统”社会组织和机构的羁绊和“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人付出了“非个人性”“缺乏恒常的人际纽带”“欠缺认同主体”等代价。同时，市场经济对人的消费欲望的刺激使人的物欲不断膨胀，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受到商业化的操纵和控制。

第五，在社会规范层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以“权利”规范确认了个体更多的自由空间，但同时减少了对个人的道德束缚。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陈新夏指出，从西方已经完成的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人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包括传统价值观失落，拜金主义盛行，信仰危机，道德失范，暴力犯罪、贩毒吸毒等丑恶现象泛滥，工具主义被张扬到不适当的程度，人们只重视工具的有效性而忽视目的的合理性，从而导致人文精神失落。

第六，在国际关系层面，现代化过程的全球推进，一方面打开了人发展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产生了殖民主义掠夺和战争冲突。布莱克(C.E.Black)指出：“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现时代比其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是一个谋杀的时代，一个国内战争、宗教战争、国际战争的时代。人类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了直接的目的而被轻而易举地出卖。”宗彩娥、杜玉华认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根治的“癌症”，它只能通过持续侵略扩张、寄生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机体之中，不断将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出去才得以“续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的扩张方式、转嫁手段越来越多样、细微、隐蔽，其危害也越来越显著。当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隐性殖民方法无法奏效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公然使用军事入侵的野蛮手段。

(三)思想家们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各种方案

面对现代化过程所暴露出来的各种损害人的发展和尊严的现实，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认为，私有制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问题的根源，因此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莫尔(Sir Thomas More)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祸害的总根源，“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度，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在《太阳城》一书中描绘了一幅以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和压迫、公正平等的未来社会图景。闵采尔(Thomas Münzer)号召人们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享有的“天国”社会。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认为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是“产生使人陷于一切贫困之中的一切战争、流血、盗窃和奴役法律的原因”，号召人们采用和平运动方式建立土地公有的理想社会。摩莱里(Abbé Morelly)在《自然法典》中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公有制才是符合人类天性的制度，并提出了实现公有制社会的三条“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即财产公有，依靠社会生活，各尽所能、促进公益增长。傅立叶(Frang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认为“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主张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步入完善的和谐社会。欧文(Robert Owen)认为，造成不合理社会的根本在于竞争，而造成竞争的根源又在于私有制，“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他主张建立既能解决失业又能取代现存社会制度的合作新村。魏特林(Wilhelm Christian Weitling)同样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金钱是造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他设计的“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中，消灭了私有财产、商业和金钱制度，没有政府、法律和刑罚，人人劳动、一律平等，全体成员的能力和欲望都达到充分和谐与自由。德萨米(Theodore Dezamy)在《公有法典》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时代混乱和工商等行业丑恶现象的根本，主张采用社会革命的方式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

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是一种有缺陷然而非常有用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利用。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正面功能，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主张由独立的小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小生产者拥有自己的个人劳动产品，并进行一系列平等的市场交换。密尔(John Stuart Mill)设想工人合作制与竞争性市场相结合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兰格(Oskar Lange)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论证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样高效可行，认为社会主义比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能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减少浪费，消灭商业循环的波动造成的恶果。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在《市场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市场既是一种低成本的信息交换体系，又是一种高效的激励制度，是在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生产最大的物质福利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社会主义比市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更能保障私人消费选择自由、就业选择自由和言论自由。

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或社会应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来使得社会成员整体获得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认为，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提出的“典型市场状态是纯粹竞争”和“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自由交易”是不正确的，应通过政府干预提高社会福利。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需要通过政府的插手来调节初始的资源分配，才能使得之后在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之下达到利益最大化。富人的收入高于穷人，而富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却小于穷人，因此，国家通过税收，将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穷人，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会提高社会整体经济福利水平。

可持续发展理论家提出了“后代人优先原则”。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出，人类应该与大自然的其他生物和谐共处，共同分享地球。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提出了“增长极限”的危机。维思(Edith Brown Weiss)提出了行星托管理论，认为人类的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地球权益的托管人，每代人之间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权利平等，每一代人应为后代人保存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以避免不适当地限制后代人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价值时可进行的各种选择。佩基(T.Page)在《代际公平和社会贴现率》中提出，假定当前决策的后果将影响好几代人的利益，就应该按照“代际多数原则”在有关的各代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相对于当代人来说，子孙后代永远是多数。因此，如果某项决策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利益，就必须按照子孙后代的选择去办，保证资源基础完好无损。关于可持续发展，戴利(H.E.Daly)认为，它的基本目标是在尽可能长的人类生存时间内，保证最多人数的生活，达到目标的途径是零人口增长和对不可再生资源使用速度和人均消费的控制。罗金(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依据热力学原理判断，世界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规模太大，难以保证人类最长的生存时间。因此，需要缩小人口与经济规模，使人类的生活和生存仅仅靠可再生资源就能维持。巴伯(Edward B.Barbier)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其所提供的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以保证维持最多人数的生存”。雷德利夫(Michael Redelift)指出，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维持生产和经济系统的恢复性，即寻求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land)在提交给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蒂坦伯格(Tom Tietenberg)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公平性，使后代的经济福利至少不低于现一代，即现一代在利用环境资源时不使后代的生活标准低于再一代。皮尔斯(D.W.Pearce)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追求代际公平的问题，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塞拉杰尔汀(Ismail Serageldin)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给予子孙后代和我们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人均财富。

交往理性理论家提出“返回生活世界”，以日常生活的交往理性为基础来重新整合现代化过程中分裂的理性。哈贝马斯(J.Habermas)认为，现代化所推进的现代性，即发扬人的主体性，在社会总体联系中寻求社会结构的统一和谐，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推进社会整体进步，这是一项伟大的尚未完成的事业，人类正在为实现它而努力。从理性观念分化、隔绝，造成“文化言路断裂”和社会结构分裂这些后果看，理性化的确存在需要调治的问题。但这是现代化进步中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分化，理性的功能也不会得到充分发展。他主张，现在要做的不是终止理性化事业，而是建构一种系统有效的理性图式，为分化了的多种理性观念定位。

上述思想家对现代化进程所作的反思和批判，指出了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产生的负面效应，使我们可以更清醒地看到现代化的价值与弊端。但也需要看到，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企图完全消除其负面效应，其正面效应也将不复存在。正如李春放指出的，现代化既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难免也会要求人类付出他们仍然珍视的某些东西作为代价。希冀只收现代化之利而不付出代价，不免一相情愿。因此，要使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相一致，就必须对现代化作出预测和反思，对现代化进程加以自觉的引导。

二、从人的尊严和发展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基本的结构性要素是必然会产生的，其中包括科学理性的发展、工业化的规模生产、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交换、人口的自由流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利规范、社会交往的全球化扩展等。这些基本结构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是无法避免的，也是难以消除的。没有这些结构性要素，就不会有现代化。与此同时，这些结构性要素的呈现形态和发展方式在不同国家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规范和约束，因而呈现出各种不同形态的现代化。

凯恩斯曾声称：“人类的政治问题是将三件事结合起来：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效率、公平和自由结合起来，是关于现代化的各种争论中核心的价值问题，也是不同现代化实现方式选择的差异所在。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不同选择，既反映了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和客观条件，也体现了各国对于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负效应的判断和价值选择。

(一)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同形态

各国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发展状况和文化价值理念，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学者们一般将现代化分为“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生型”，前者是一种自然演进过程，是社会内部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长和积累的结果，主体力量来自民间，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推动过程，在现代初期的主要手段是“创新”；后者是一种人为的计划过程，是通过对来自外部的挑战的领悟从外部引进的变迁过程，往往缺乏民间力量的支持，稳固的传统力量还会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只能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来启动和推进现代化，因此呈现出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在现代化初期的主要手段是“采借”。

西欧主要国家是典型的“先发内源型”现代化，其主要特征包括：在现代化初期实施宗教改革、扩大宗教容忍，为新教和科学开辟生存和发展空间；建立国家专制制度打破地方自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刺激对外贸易和本国工业生产；废除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允许公民任意选择职业，以打破行会对手工业生产的垄断；以法制确定和保障各项个人权利；建立议会制代议民主制度，以资本扩张为动力开展对外战争和殖民掠夺，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随着工人阶级对残酷剥削的激烈反抗，国家逐步扩大社会福利，保障劳工权利，建立国民教育体系，扩大选举权。

与西欧国家有所不同，北欧式现代化更注重劳工的权益保障和社会成员的福利提升。根据柏思德(Kjeld Erik Brdsgaard)教授的概括，其特征包括存在一些公有制经济、广泛的公共服务、对劳工权利更充分保障、较充分的就业、高税率、全民福利、高水平教育、强势大政府、“2+3”的政党模式，它带来社会的相对安定。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在19世纪初取得独立后开始的，属于外源型。它们最初把西欧和北美的立宪政治作为仿效典范，崇奉经济自由主义，大力发展以出口初级产品为特征的对外贸易，鼓励从欧洲大规模移民来促进工业化发展。但传统农业和土地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造，使工业化缺乏内生性而更具依附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开始探索替代进口工业化道路，建立“多阶级联盟”的民众主义政府，倡导“发展主义”，强调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施外资企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增加劳工立法，建立拉美共同市场。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停滞，出现了以军人政府为基础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实行专制，在经济上倡导发展，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来增加发展的灵活性，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外国投资，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推行私有化政策，使经济出现高速发展，但城乡差距、工农业差距和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后，纷纷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转而采取以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经济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经济发展，军人还政于民，普遍建立代议制民主，使宏观经济失衡局面有所改观，但生产与销售不断集中到少数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手中，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问题突出。一些左翼人士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出质疑，一些左翼政治家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或“社群社会主义”等新社会发展观。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普遍加强法制，巩固代议制民主，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对外拓展综合平衡发展战略，调整社会政策，缓和社会矛盾。

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外源型的。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4艘军舰来到日本，递交国书，以武力胁迫日本开国。第二年再率7艘军舰来日，迫使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开放港口，使日本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锁国状态。1858年又强迫其签订通商条约，荷、俄、英、法相继援例订约，德川幕府威权丧失。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实现了由幕府制向天皇制的转变。明治政府倡导向西方学习，推行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三大政策，废藩置县，消灭封建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取消武士特权，实行地税改革，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实施教育改革，规定6周岁儿童必须入小学；改革旧军制，推行义务兵役制，在“国民皆兵”的口号下，建立近代常备军；设立内阁、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城市的不断扩张导致农村的迅速衰落，旧中间阶层对畸形现代化的不满导致了民间法西斯主义思潮，为军部法西斯势力执掌政权开辟了道路。在军国主义引导下，日本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挂钩，侵略周边国家，掠夺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场所，走上了以战争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利用战争胜利掠夺来的资源加速工业化进程，其现代化进程最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战后，在占领军当局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解散军队，改组政府，逮捕和审判战犯，禁止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教育；神道与国家分离，天皇自我否定“神格”；修改宪法，规定天皇不拥有政治上的权限，绝对不允许设置陆海空及其他战斗力，废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在经济方面，进行土地改革，使90%的耕地变成了自耕地，废除了日本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寄生地主制。同时，通过解散以血缘和家族为轴心组成的资本垄断财阀，消除了对外侵略的主要推动力量。制定禁止垄断法，设立公正交易委员会，解散“经济过度集中”的企业。在社会方面，制订《劳动基准法》，妇女获得参政权。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独立的，其现代化属于典型的“后发外源型”。在获得独立之前，殖民化的经济并未在非洲形成社会化大生产，奴隶贸易造成的部落间仇恨导致族际关系恶化。部落文化林立，国家整合能力相对较弱，部族冲突和边境争端频繁。非洲仍然维持以自给性农业或初级产品为主的或单一的、依附性很强的经济结构，粮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党制度由独立时的多党制转变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党制，到90年代后再次实行多党制。党派成为部族的政治组织，政府更迭频繁，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独立后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不少非洲国家都制定了五年计划，多数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着重发展以本国原料为主的加工工业和日用品生产。进入21世纪以来，选举政治在非洲国家逐渐普及，政党的跨种族化、全国化和制度化水平逐步提升，司法独立性有所增强，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阶段。许多非洲国家积极探索现代与传统模式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南非的现代化是非洲国家的一个特例，它是在矿产资源促动下的外源型现代化，经历了白人殖民者或种族主义政权主导下的经济现代化和1994年后南非非洲国民大会主导下的全面现代化两个时期。白人统治集团长期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夺了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造成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由此产生的种族矛盾、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政局不稳，是制约南非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述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分析，给我们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如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传统结构的利益关系与现代结构之间的冲突等。如何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是影响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的重要因素。

第二，尽管现代化有自身的一般结构性要求，但不同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的不同历史状况和进入现代化的不同时机，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例如，“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要同时面对“先发内源型”现代化国家在不同时期面对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有强大国家力量推动以克服重重阻力，而且需要采取明智的发展和改革策略将外源性刺激转化为内生性需求。

第三，现代化进程既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产生消极的甚至破坏性影响，包括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殖民掠夺、奴隶贩运、侵略战争等等。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在充分发挥现代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抑制现代化所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

第四，在如何发挥现代化对人的发展的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方面，各国的选择不尽相同，因此形成了不同形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五，各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仅会对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会对他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外溢效应。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它是对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形态的自觉选择。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历史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内涵有一个逐步演进和丰富的过程。

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的战略目标。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两次提及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他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2月，周恩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为“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动力、机制和路径。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党和政府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解释道：“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再次解释道：“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提出在２０世纪末可以实现的可行目标，其具体内容是指“小康社会”。此后，直到中共二十大前，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与小康社会建设相联系来一起论述的。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在总结建设小康社会进展时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高目标：“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与此同时，十六大报告对中国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作出了更丰富的表述，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12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总结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展，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的更高目标，“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增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容。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十九大报告对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的内容作出了更丰富的解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基础上，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报告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最初是在“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基础上提出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指小康社会建设。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由“初步实现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由经济增长上的翻两番，到建成五位一体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小康社会”的语境，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是在吸收历史上各国现代化历程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体现了对于现代化对人的发展的正负效应的理性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现代化发展方向、目标、内容、路径和实现方式的约束性要求。其目的是使现代化进程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维护人的尊严，避免或限制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负面效应。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将人的发展和尊严作为评价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标准，要求现代化不仅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而且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发展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目的，人不是仅仅作为现代化的工具，而是作为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人的发展不是仅仅作为现代化过程的必要条件，而是作为现代化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不是无选择的被动发展，而是主动的有选择的自由发展；不是人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全面发展；不是以部分人的不发展为代价的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康凤云、麦中坚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位人与资本的关系，超越了资本本位、确立了人民本位。所谓人民本位，即资本发展服务于人民生活，生产力的提高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最终是为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把人的发展既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也作为现代化的落脚点。

第二，从实现现代化的客观基础条件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好高骛远，不可操之过急。为了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必须持续提升经济生产能力，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第三，从现代化的目标设定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目的是促进所有人的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处理好市场竞争与弱势群体保护的关系、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共同福利的关系。现代化所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自由竞争一方面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性，通过优胜劣汰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更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优胜劣汰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条件上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如何在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前提下，保护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第四，从现代化的内容约束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针对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物化”现象。现代化是通过细化的分工协作、普遍的商品交换和自由的市场竞争来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的片面化发展以及商品关系渗透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利益竞争和利益交换会主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崇高美德的追求被边缘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必须解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与维护社会基本道德价值之间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域内市场竞争规范的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经济领域的规则无限制地向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扩散，保持一定程度的“领域分离”。在社会领域，要处理好市场竞争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领域，要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与防止官商勾结之间的关系；在文化领域，要处理好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事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经济领域，也要处理好促进企业竞争与维护劳动者尊严和促进劳动者平等发展之间的关系。二十大报告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第五，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以维护人类发展条件的代际可持续性。现代化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市场竞争体制下所产生的消费主义文化，都倾向于极致化地利用自然资源，忽视环境污染的短期影响以及生态资源的枯竭和破坏的长期风险。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一方面，不能以放弃经济发展为代价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必须对经济发展方式施加必要的限制，以防止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污染和对未来发展条件的破坏。

第六，从国际交往关系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能通过侵略和掠夺其他国家来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将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国际关系约束，是要为人的发展提供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促进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现代化必然会打破国与国之间的孤立发展格局，出现全球性竞争。各国在促进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战争。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建立和维护有效的国际冲突化解机制，克制和防止以战争作为冲突解决的基本手段。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的双重要求

人权规范是现代化过程中为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的发展而建立的社会规范。它既是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约束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基础，将是否促进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评价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因此与人权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在这个意义上，人权价值和规范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依据中国对于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利弊判断作出的战略选择，与以往出现的其他形态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对人权的要求上，它与其他形态的现代化既存在共同点，也存在一些差异。其共同点主要体现在现代化所要求的人权基本内容的构成，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各种特定群体权利的保障，以及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集体权利。这些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公约中所规定的人权，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各国的基本共识，体现在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制定的法律和制度中，当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规范内容。其差异点则体现在人权保障的优先排序、内容重点、保障方式和保障路径等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对于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双重效应的判断所作出的战略选择，以此为主线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分为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以权利规范确认和促进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第二个向度是以权利规范防范和抑制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负面效应。人权保障的这两个向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两个向度的受益者和受限者并非完全一致，不同群体会对权利保障的两个向度提出不同的主张。两个向度在人权保障制度和政策中所占的不同权重，构成了不同形态现代化在人权保障制度上的不同格局。

（一）通过人权规范确认和促进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实现形态，它具备现代化的基本结构特征，包括理性科学化、生产工业化、交换商品化、社会流动化、政治民主化、交往全球化等。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通过人权规范来确认和促进现代化这些结构特征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为此，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相关法律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中共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强化和完善这些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的一系列新要求，其中包含着对人权保障的新要求。

在发挥理性科学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方面，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人权角度看，这要求加强和完善对科学研究、表达和交流自由、人才流动自由、知识创新权益的保障。为此，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二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培养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三是深化科研投入和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在发挥生产工业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方面，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从人权角度看，这要求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在发挥交换商品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方面，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从人权角度看，这要求权利的平等保障，平等保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完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发挥社会流动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方面，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从人权角度看，这要求加强对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等权利的保障，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在发挥政治民主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方面，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未来五年要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权角度看，这要求加强和完善对公民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为此，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落实党内民主制度。

在发挥全球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正面效应方面，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从人权角度看，这要求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促进跨国企业的人权尽责。为此，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通过人权规范防范和抑制现代化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负面效应

如前所述，现代化进程在对人的发展和尊严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通过人权规范防范和抑制这些负面效应。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现代化，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限制。这要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社会成员享受安定生活的权利。二十大报告强调，“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循守旧，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要求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出现两极分化。这要求在人权保障方面，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能够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加强对特定群体权利的平等保障和特殊保护，使他们能够具备享受各项人权的“可行能力”。要特别关注对农村居民和西部地区居民的人权保障，使城乡居民和东西部地区居民平等享有各项人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促进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更有保障”。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内容，这要求加强文化权利的保障，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文化强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约束条件，这要求中国人权事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动态平衡，在提升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水平的同时，加强对环境权利的保障，确保人权享有的代际公平。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约束条件，这要求中国与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全人类的和平权，同各国开展广泛的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实现方式的匹配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的上述要求，要求与之相匹配的人权保障方式。

第一，它要求人权保障的两个向度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上述人权保障两个向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权保障的重点和要求会出现变化，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也会呈现出一定变化，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对人权的平等保障与对特定群体的特殊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展权保障与环境权保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随着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二，它要求人权保障的手段更加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人权保障真正能够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需要以法律的方式确认人们应当享有的各项人权，而且需要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使每个人都具备相应的“可行能力”来实际享有这些权利。中国政府开展的小康社会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建设、无障碍城市建设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人权保障政策措施。

第三，它要求人权保障的参与主体更加全面多样，包括领导主体、保障主体、参与主体和支持主体。中国式现代不仅具有艰巨性，而且具有复杂性。这就要求中国式人权保障必须有坚强的掌舵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人权保障的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时，也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第一条，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责任，加强组织领导，主动担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人权保障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的法治过程来实现，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提供保障，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作为，它们是最重要的人权保障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提高认识，增强自信，主动做好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特别是基层公务人员的人权知识培训”。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以人民为中心”，这就要求人权保障要“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有广泛的渠道参与到人权保障的事业中来，他们是人权保障的参与主体。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人权保障得到相关各方的支持，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志愿行动，而且包括工商企业自觉的“人权尽责”，主动履行相关人权义务，它们都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支持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群团组织优势”，“着力培养一批理论扎实、学术精湛、熟悉国际规则、会讲中国人权故事的高端人权专家队伍”，“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要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形成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合力”。

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提出的要求，可以为中国人权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以人的发展为视角，全面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权保障的双重要求及与其相匹配的实现方式，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产生的后果，使其对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充分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地防范和抑制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消极甚至破坏性作用。

（常健，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权实践弘扬和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A127)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Modernization，as a specific stag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possesses a multi-layered composite structure，with each layer playing both a promoting and inhibiting role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dignity simultaneously.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strategic choice made based on lessons learned from various experiences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in other countries，reflecting judgments on the benefits and choices on the value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dignity in modernization.It values the promotion of the free and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all individuals as its standard，demanding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overcoming of its negative effects.Human rights，aiming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every person as the ultimate value goal，are not only an intrinsic structural el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stage but also a social normative tool that restrains the direction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aligning closely with the values pursu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oses dual requirement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on one hand，it demands the affi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dignity through human rights standards，and on the other hand，it requires th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dignity through human rights standards.There exists a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dimensions，necessitating an appropriate balance and thereby presenting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Keywords：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Human Development and Dignity；Human Rights Standards

(责任编辑 叶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