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上，旧金山制宪会议和联合国的诞生无疑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从现有的中外文献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旧金山会议及联合国成立时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至今仍未有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渊源进行过系统研究。

中国外交家、医学专家、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施思明先生曾经撰写了一本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创建历程的英文回忆录——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的起源》），该书详细介绍了他在旧金山会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下简称“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或“经社理事会”）、技术筹备委员会、国际卫生会议、世卫组织临时委员会等不同阶段对世界卫生组织创立所作的贡献。张远峰在《怀念我亲爱的父亲》这篇纪念文章中提到，中国外交家张彭春在世界卫生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这个组织的倡导者和创建人之一”。

在上述两个文献中，前者并未提及张彭春的贡献，而后者也未提到施思明的作用。这使笔者产生了困惑：中国人施思明和张彭春究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是否有原始资料可以佐证？他们的贡献又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1.借助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ODS），收集相关原始材料。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过程，必然要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尤其是第一手原始材料。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大量相关的原始档案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参照当年媒体报道，还原历史事实。除了对联合国档案进行系统研究外，本文还涉及对当时新闻媒体报道的系统研究。通过收集、研究媒体报道的相关内容，从另一个层面来澄清历史事实，并弥补因时代久远且缺乏当事人论述而造成的研究缺陷。

3.对比中英文文献，充实研究内容。从当事人的有关发言或回忆录及其他学者的部分文献中寻找研究线索，包括张彭春在联合国层面的相关发言、施思明的个人回忆录及其他中外学者的研究文献，尤其是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如英文专著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A history和EMRO:Partner in Health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 1949—1989。

总之，本项研究至少涉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档案中所提及的内容，当时相关媒体的介绍和报道以及联合国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大第三委员会的原始档案等），对媒体相关报道及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等。通过多维度的系统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澄清历史事实，为研究结论的得出提供可靠依据。

三、数据分析及讨论

我们通过在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搜寻，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创建过程的有关资料，其中有中国代表施思明的4张照片及照片说明文字；通过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围绕“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这一主题内容，系统收集了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上的发言内容；另外，还检索了《大公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些资料和内容的收集，为系统研究和探讨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渊源提供了一手资料。

为了更好地探讨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必须首先明确该组织的创建过程及确立时间。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历程

明确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历程，将为系统探讨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渊源提供前提条件。现有文献表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历程如下：

1945年5月28日，在旧金山举行的建立联合国会议期间，巴西和中国代表团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卫生组织，发布了“巴西和中国代表团联合宣言”。

1946年2月7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提交了关于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草案，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和措施。

1946年2月15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10次会议决定，秘书长应不迟于1946年6月20日召开国际卫生会议。

1946年3月18日至4月5日，技术筹备委员会（Technical Preparatory Committee）在巴黎开会，起草了组织法提案并提交给国际卫生大会，以组建一个“国际”“全球”或“联合国”卫生组织（当时新组织的名称还没有确定）。由技术筹备委员会负责设定国际卫生大会日程。参加巴黎会议的除了16名指定的专家外，还有4个组织——泛美卫生局（the Pan American Sanitary Bureau）、国际联盟卫生组织（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国际公共卫生组织办事处（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re Publique）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国际卫生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在提案的基础上，会议起草并通过了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即《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该法于1946年7月22日由51个联合国会员国和10个其他国家的代表签署。会议还设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ssion），由18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埃及、法国、印度、利比亚、墨西哥、荷兰、挪威、秘鲁、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英国、美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指派卫生技术人员作为代表，可以配备候补代表和顾问参加。在《组织法》生效之前，执行现有卫生机构安排的某些活动。《组织法》的序言和第69条规定，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第80条规定，《组织法》将在26个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后生效。该《组织法》直到1948年4月7日才生效，当时61个签署国政府中的第26个批准了该《组织法》。

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于1948年6月2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卫生组织55个成员国中有53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大会决定，临时委员会于1948年8月31日午夜停止存在，由世界卫生组织立即接替。

到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共有194个成员国，该组织由总干事领导，以实现全球卫生战略。每年召开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决策论坛，其宗旨是“促使全世界人民获得最高可能水平的健康”。

（二）世界卫生组织的确立时间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具体日期有不同说法，因此需要予以明确。有的学者提出：“1946年纽约会议上，64个国家在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上签字，但直到1948年4月4日最终获得26个国家批准或无条件接受，宣布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于该日生效，世界卫生组织宣告诞生，并把这一天定为每一年的世界卫生日。同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宣布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过渡委员会将其工作报告给世界卫生大会，其所有的财物、文件和部分工作人员移交世界卫生组织后随之解散。”

这篇专门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的论文刊发在《国际政治研究》上，其中的“1946年纽约会议上，64个国家在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上签字，但直到1948年4月4日最终获得26个国家批准或无条件接受，宣布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于该日生效，世界卫生组织宣告诞生，并把这一天定为每一年的世界卫生日”并未注明出处，显然可以将其理解为作者的认知。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这句中至少存在两个时间偏差和三个知识缺陷，其中，两个时间偏差指的是“64个国家在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上签字”和“1948年4月4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61个国家在《组织法》上签字”和“1948年4月7日”；三个知识缺陷指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生效日期、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日期和世界卫生日的日期。

另外，还有人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于1948年6月24日”。也有人认为“世界卫生组织 1948年6月正式成立，同年9月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确立日期问题，笔者查询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站，上面写道：

“当外交官们在1945年开会成立联合国时，他们讨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组织法》于1948年4月7日生效——我们现在每年都把这一天作为世界卫生日来庆祝。”“世卫组织组织法的序言和第69条规定，世卫组织应该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第80条规定,《组织法》将在26个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后生效。该《组织法》直到1948年4月7日才生效，当时61个签署国政府中的第26个批准了该组织法。”

为了进一步核实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对照联合国秘书长在经社理事会第三届第3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会议纪要中写道：

“不需要提醒你们其起源是巴西和中国的提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邀请18名专家于4月在巴黎举行会议，作为技术筹备委员会；委员会这里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61个国家一起参加的国际卫生会议，其中一些国家拥有观察员地位；以及在纽约这里举行的一次为期约4周的会议。达成了协议，惊人程度的协议，最终61个国家签署了文件，其中47个国家毫无保留地签署了关于成立临时委员会的协议。”

综合世界卫生组织官网的介绍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我们不难得出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立的日期是1948年4月7日。之所以有人在文章中误将1948年6月24日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立时间，也许是因为这一天在日内瓦召开了世界卫生组织第一届大会，而这次大会标志着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机制开始正常运行。

（三）中国对创建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专门机构，在其创意和设立的过程中，有许多人作出了不同贡献；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该机构是各国共同合作的结果。其中，我国著名医学专家施思明、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首席代表张彭春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贡献成为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渊源的核心内容。

1.中国医学专家施思明的贡献

中国著名医学专家施思明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和策划人之一，具体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创建的整个过程，包括最初与巴西代表一起提出巴西与中国代表团联合宣言、参与技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参与纽约国际卫生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的工作等，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

施思明（Szeming Sze），1908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中国外交家施肇基之子。他从小在英国接受教育，1928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毕业后于1928—1934年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实习，曾任职于中华医学会。1945年参加旧金山会议。1944—1945年就职于位于华盛顿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5—1948年专注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备工作，包括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技术筹备委员会专家、参加纽约国际卫生会议等。1948年2月，任职于联合国秘书处。之后任职于联合国卫生司，直到1968年退休。1998年12月27日，病逝于美国匹兹堡，享年90岁。

提到施思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职的简历，有人可能会问：“联合国还没正式成立，哪里来的以联合国冠名的国际机构？”其实，是先有的“联合国”一词，之后才有了联合国的诞生。“联合国”一词是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定的，该词最初用在1942年1月1日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the 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当时有26个国家保证其政府将继续与轴心国战斗。1943年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名称中就使用了“联合国”一词。《联合国宪章》是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大会上由50个国家代表共同起草的。联合国是在中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成员国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签署《联合国宪章》之后正式成立的。联合国成立的日期确定为1945年10月24日。

（1）旧金山会议期间的“巴西和中国代表团联合宣言”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当时正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司（处）任职的施思明，之前曾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英文秘书达4年，而会议期间宋子文需要能写英文稿的个人秘书，因此，施思明请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司（处）允许他参加旧金山会议。由于卫生司（处）的同事——巴西的热拉尔多·达·保拉·苏扎医生（Dr. Geraldo da Paula Souza）被允许加入巴西代表团参加该会议，施思明也同样获得了允许。正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施思明参加了旧金山会议。

在旧金山会议开幕不久的一个医学午餐会上，巴西代表热拉尔多·达·保拉·苏扎医生和施思明遇到了挪威代表团的卡尔·埃旺医生（Karl Evang），三人便商议应该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卫生组织提上会议日程。“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施（思明）和苏扎不能提出建议，所以他们被安排成为其本国代表团的成员。热拉尔多·达·保拉·苏扎和施思明成功地将卫生机构的概念纳入了《联合国宪章》（之前他们曾与来自挪威的卡尔·埃旺协调，甚至与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成员协调）。”他们最初是想修改宪章草案，但由于时间来不及而未达成。

苏扎医生和卡尔·埃旺医生都认为，施思明在中国代表团里，而中国是资助旧金山会议的四个大国之一，由中国代表团发起建议将会更加有效。施思明最初希望由中国代表单独提出宣言，但考虑到提案若能得到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无疑将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几经周折，巴西和中国代表团以联合宣言形式提出了设立国际卫生组织议案。这个联合宣言的内容如下：

“巴西和中国代表团联合宣言

（1945年5月28日在旧金山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第二委员会第三分委员会一致通过）

巴西和中国代表团建议在今后几个月内召开一次大会，以建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

打算与其他代表团的代表进一步协商，以期早日召开这样一次大会，邀请在座的每一个政府派代表参加。

建议在为国际卫生组织编制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到该组织与卫生领域已经存在的或今后可能建立的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关系，以及与这些机构联系的方法。

建议拟议的国际卫生组织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关系。”

在这个联合宣言形成的过程中，施思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提议虽然并不复杂，但这种想法和创意能够具体付诸实践却是意义非凡的，既有机缘巧合，又有事在人为。有学者指出：“施博士起草了召开一次国际卫生会议的宣言，最后导致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在施思明撰写的短篇英文著作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的起源》）中，他系统回顾了联合宣言形成的具体过程以及他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这里不再赘述。

（2）在技术筹备委员会中的贡献

通过对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及联合国数字资产管理系统进行检索，发现共有施思明的有关照片4张。这些照片证明当年施思明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过程，施思明也被认为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者之一。

如前所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过程中，技术筹备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于1946年3月18日至4月5日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由比利时的勒内·桑德医生（Dr. René Sand）主持。作为医学专家，施思明参加了技术筹备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根据施思明的说明，他是这个技术筹备委员会中最为年轻的一位。在技术筹备委员会中，施思明与加拿大精神科医生布鲁克·齐索姆（Brook Chisholm）共同起草了《组织法》的序言，其中，施思明对“健康”一词的定义提出了建议：“Health is a state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of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not only the absence of infirmity and disease.”（健康是一种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幸福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虚弱和疾病。）在之后举办的国际卫生会议上，施思明将“健康”的定义改为：“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

（3）对1946年国际卫生会议的贡献

国际卫生会议于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在美国纽约举行。在为期4周半的时间里，会议成功地产生了《组织法》；终止了1907年12月9日签订的《罗马协定》、由本组织或临时委员会履行国际公共卫生局职责和职能的议定书；安排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an Interim Commission），筹备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不间断地开展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国际公共卫生组织办事处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活动，并在世界卫生组织最终成立之前履行其他紧急职责。

根据1946年6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第2版，国府命令：“派沈克非为出席联合国卫生组织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袁贻瑾、施思明为出席联合国卫生组织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代表，此令。”中国派出了由12人组成的代表团，沈克非担任代表团团长、被大会选为副主席，团员中除中国代表沈克非、施思明、袁贻瑾外，还有法律顾问、技术顾问和秘书等。

中国的专家队伍代表团与其他国家纯医学人员代表团不同，更便于作出决定，当《组织法》开放签字时，中国和英国就第一时间在《组织法》上无保留签字了。因此，中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名副其实的创始国和最早的会员国。1946年7月22日，中国代表沈克非、袁贻瑾和施思明在《组织法》上签名，无保留地完全同意《组织法》的规定，与英国一道成为无保留最早签署国，对其他国家代表签署《组织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国际卫生会议期间，施思明认为他本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组织名称、成员资格、准成员资格、区域安排。其中，在组织名称方面，一个建议是使用“国际卫生组织”（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还有人认为使用“联合国卫生组织”（United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更为合适，施思明发言支持“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名称。西方学者在有关研究论著中指出：“中国代表团极力主张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名称来表达该机构的全球性以及在旧金山会议上表明的日益增强的国际主义精神。据一名与会者称，决定采用‘世界’一词作为该组织名称的一部分，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即国际卫生包括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人民不能半生病半健康地生活，也不能半受奴役半自由地生活’。”与会者在成员资格方面展开了长期辩论，美国坚持任何签署《组织法》的国家都将被接受为成员，而苏联则坚持要求所有非联合国成员的国家首先得到世界卫生大会三分之二投票的批准，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妥协的文本，即《组织法》第4条“联合国成员国可根据第十九章的规定并按照其组织法程序，通过签署或以其他方式接受本章程而成为本组织的成员国”，第5条“其政府应邀派观察员出席1946年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的国家，可按照第十九章的规定并按照其组织法程序，通过签署或以其他方式接受本章程而成为成员，但这种签署或接受应在卫生大会第一届会议之前完成”，第6条“根据第十六章批准的联合国与本组织之间的任何协定的条件，未按照第4条和第5条成为成员的国家可申请成为成员，并在其申请经卫生大会简单多数票批准后被接纳为成员”。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准成员资格，中国的贡献体现在《组织法》第8条“不负责其国际关系的领土或领土集团，经负责其国际关系的成员或其他当局代表该领土或领土集团提出申请，卫生大会可接纳其为准成员。卫生大会准成员的代表应具备卫生领域的技术能力，并应从本地人口中选出。准成员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应由卫生大会决定”。区域安排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另外，施思明还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大公报》（重庆版）1946年10月23日第2版报道：“南京政府决定派卫生署长金宝善为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过渡委员会代表，施思明为副代表。”《大公报》（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日均有类似报道，其中的“过渡委员会”即“临时委员会”的不同译法，施思明为“副代表”即候补代表。临时委员会在筹备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研究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设置、研究区域划分界定、起草财政和职员规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参加第一届和第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中国代表施思明在世界卫生组织创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前面提到的在旧金山会议上与巴西代表共同提出联合宣言，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在巴黎召开技术筹备委员会期间，作为16位成员之一，对“健康”一词给予明确界定，并为《组织法》部分条款的起草作出了突出贡献。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上存有施思明的两张有关照片，分别为施思明在1948年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与另一位创始人巴西苏扎医生的合影和1958年第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与其他8位曾一起参加技术筹备委员会工作的专家们的合影。前一张合影的文字介绍为：“1948年6月24日至7月24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1948年6月24日，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本组织55个成员国中的53个国家以及9个非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总共有261人出席，包括联合国和五个专门机构的观察员。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其主席、南斯拉夫的安德里亚·斯坦帕博士（Dr. Andrija Stampar）的领导下，面临着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因为致力于新原则的本组织被赋予了比以前在卫生领域工作的任何组织都具有更广泛的权力。”另一张合影的文字介绍为：“1958年5月28日至6月13日明尼阿波利斯第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1946年在纽约市举行国际卫生会议之前，参加技术筹备委员会工作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的集体合影。”合影中包括施思明和其他8位曾一起参加技术筹备委员会工作的专家。这些合影不仅是历史纪念，也充分显示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作为创始人之一并参与具体筹备工作的施思明所作贡献的认可。本次大会还设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由18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世界卫生组织还未正式成立之时，中国代表施思明便离开了这个组织，前往联合国秘书处任职。这一工作变动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据施思明本人的回忆录，主要是因为他看到“美国国会无限期地延迟批准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议”；因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国民政府不断紧缩开支，他的“许多活动和工作一个接一个地结束和减少”；作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他还经历了在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一段不愉快的工作经历。施思明在谈到那段不愉快的工作经历时，提到了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首席代表张彭春，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彭春的不满情绪，“在第三次会议举行时，从台北毒品控制中央委员会来的代表是最后一分钟到达会场的，我被要求当他的候补。我当时发现他不会说英语，他有困难参加讨论，他指望我给他做所有的工作，我想辞职不干。负责经济、社会事物方面的大使张彭春博士找我长谈后，我收回了辞呈。张博士为了平稳局势，通知委员会从中国来了三位代表。他完全忘记了，我是发言人，根据职权委员会的职权规定，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位代表。这只是我们后来不祥预兆的开端。我从台北来的同事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下榻酒店的房间被盗，他的钱都被偷光。为了保住脸面，避免丑闻，张博士将本来用于会议的钱都给了这个可怜人来弥补他的损失”。

笔者认为，施思明对张彭春的安排不够满意，这里也有一个小插曲。根据《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11月10日第3版，对18日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禁烟会议参会人员进行的报道涉及3个人，即“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处长刘晋暄、卫生署专员施思明和出席经社理事会代表张彭春。1946年12月7日《大公报》（上海版）第3版以“我代表团在联合国提出管制毒品公约草案”为题报道了这届会议，也提到了中国的3位代表，即张彭春、刘晋暄和施思明。由此看来，3位中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会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施思明在回忆录中使用了“为了平稳局势”的措辞，张彭春忘记了施思明是发言人而通知委员会三位中国代表参会，也许由于张彭春的参加，施思明失去了大会发言的机会，因此他对此感到不满。另外，根据施思明的回忆录，由于一个同事编造的被盗故事，“为了保住脸面，避免丑闻”，张彭春挪用公款补偿了那位同事的损失。会议的费用就比较紧张，这使得当时原本已经压缩开支的代表团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为了压缩开支便会减少人员的参与，这也许就是施思明所述的“后来不祥预兆的开端”。

在这种情况下，施思明的一位好友为他提供了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个职位，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职位。施思明与世界卫生组织后续工作的联系也就没有那么紧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损失，也是作为创始人的施思明个人的损失，因为他本人对创建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极为看重，“对WHO仍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参与WHO的创立，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倘若施思明能够在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立后仍然任职于该组织，应当会对该组织作出更大贡献。尽管如此，还是有学者这样评价：“如果要历数近现代中国为人类健康的贡献，参与创建WHO并提出健康概念应能列入其中。施思明博士应该被我们所纪念。”施思明作为中国代表为世界卫生组织创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被世人永远铭记。

2.中国代表张彭春的贡献

在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会议记录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倡议者和倡导者，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创议、筹备和建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有为数很少的几篇文献中，论及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创建的贡献时，仅仅提到了施思明先生，却忽视了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首席代表张彭春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张彭春（Pengchun Chang或P.C.Chang），1892年4月22日出生于天津。他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戏剧家、外交家、人权活动家，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组织（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委员会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者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国际人权教育的先驱，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被称为“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上的一座丰碑”。在多元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张彭春的多元主义人权哲学思想得以形成，并在构建世界人权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彭春是卓越的外交家，曾任中国驻土耳其、驻智利特命全权公使。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张彭春作为中国4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大会期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常任代表（1946—1952年）。他曾“担任亚洲和远东工作组主席，在促进和建立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即‘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前身）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大力“倡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促使由中国和巴西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期间所提出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的议案能够具体落实下来，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组织的创立者之一。1947—1948年，张彭春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起草委员会副主席，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7年7月19日，由于心脏病突发，张彭春在美国新泽西州逝世，享年65岁。

施思明是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助理，他的上述那本英文著作中有关联合国的部分却只字未提中国首席代表张彭春对世界卫生组织创建所发挥的作用，就连张彭春在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5次会议所提交的决议草案也未涉及其姓名，书中只说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案。但是，当时的媒体却对张彭春的作用给予了重点报道（见本文后面相关部分）。关于这一点，笔者的理解是，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首席代表的张彭春具有重要的话语权，会议记录中所记载的张彭春的发言无疑是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也是张彭春代表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创立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通过查阅有关联合国档案并结合当年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张彭春与施思明在联合国的工作有很多交集。1946年1月在伦敦参加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时，张彭春是中国4位正式代表之一，而施思明则是代表团顾问之一；1946年9月11日至10月3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三届会议在纽约召开，张彭春作为中国代表、施思明作为代表助理之一参加了本届会议；1946年11月18日，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第一届会议，讨论各种国际禁烟问题，张彭春、刘晋暄、施思明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提出《管制麻醉毒品公约草案》；1947年7月19日至8月16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五届会议在纽约召开，张彭春作为中国代表、施思明作为代表助理之一参加了本届会议。

张彭春的儿子张远峰所写纪念文章中的“proposed and pushed for its creation”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说张彭春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提过建议案，这一点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中已经得到核实——1946年2月7日，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5次会议上发言，提出了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建议建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另一方面是说张彭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方面是一位推动者，这一点也在联合国会议记录中得以验证，包括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6次会议和第10次会议，以及随后的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联合国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中，共有张彭春的照片24张，却没有施思明的有关照片；就连号称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V.K.Wellington Koo）也仅有照片22张，他曾在巴黎和会慷慨陈词，称“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也曾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作为当时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顾维钧在联大第39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不仅对经社理事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对世界卫生组织寄予厚望，还进一步指出，“健康不良、愚昧与贫穷一日流行，就一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真的人权的保障”。

联合国数字资产管理系统收入照片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关人员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从在联合国留下照片的数量对比中，也可以说明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首席代表张彭春对联合国及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在提到顾维钧、胡适和冯友兰等哥大校友时说：“从长远来看，这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知识分子中，张彭春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值得纪念，因为他参与起草了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界人权宣言》。”当然，刘禾教授这里主要是针对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所作的评价。下文将结合联合国档案，并以时间先后为序，探讨中国代表张彭春在世界卫生组织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以进一步探讨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渊源。

（1）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1946年1月23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1次会议在英国伦敦圣公会总部大楼召开。张彭春在大会上表达了对联合国组织的“忠诚”及胸怀天下的情怀，他呼吁通过建设性合作培养忠诚的感情、通过合作性努力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以儒家思想中的“以善养人”作为理事会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职能。

1946年2月7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5次会议在英国伦敦圣公会总部大楼召开，张彭春发表了著名演讲，提出向细菌宣战。在这次会议上，张彭春是第一位发言者，他以慷慨激昂的情感向人类的公敌“细菌”宣战，并表示将用“血、泪、汗”去战斗，摒弃偏见和傲慢、增进国际合作、造福于人类。张彭春在发言中声称：“主席先生，在提交这项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议案时，我感到我实际上是在提交一份新的宣战书，一场消灭导致世界上的疾病和瘟疫的细菌的战争。”张彭春的演讲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不仅强调了合作精神，还树立了战胜疾病和瘟疫的必胜信心；他不仅表达了战胜细菌的决心和斗志，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策略，由此可以看出张彭春对创立世界卫生组织的远见、热情和重大贡献。张彭春的呼吁和演讲对促进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者和创建人之一”。其中，张彭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草案就是应对策略和具体措施。根据会议纪要，张彭春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鉴于迫切需要在公共卫生领域采取国际行动；

鉴于这一需要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由巴西和中国代表团共同提出并一致通过的一项宣言中得到承认，其中建议‘在今后几个月内召开一次大会，以建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

鉴于巴西和中国政府已请求美国为此目的召开一次大会，并已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答复；

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召开一次联合国国际会议，审议公共卫生领域国际行动的范围和适当机制，并在这方面考虑建立一个单一的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的建议；

敦促联合国会员国派公共卫生专家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为了加快会议的筹备工作，理事会每个成员如果愿意，可以：指定一名专家立即组成一个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编写文件草案，由秘书处分发给联合国会员国，供会议审议。”

张彭春提出这一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草案后，各国代表纷纷表示大力支持，包括南斯拉夫、加拿大、乌克兰、美国、秘鲁、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希腊等国的代表。

1946年2月8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6次会议在英国伦敦圣公会总部大楼召开。理事会继续讨论中国代表张彭春提出的决议草案，听取了比利时代表、苏联代表、挪威代表的支持意见，并作出决定——原则上批准中国代表所提出的召开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草案。本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中记录了理事会的相关决定如下：

“理事会同意：

（1）原则上批准关于召开国际卫生大会的决议原文。

（2）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将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届会议。

（3）任命一个起草委员会，由中国、美国、哥伦比亚、英国、苏联、法国、希腊和加拿大的代表组成。

张先生（中国）询问，筹备委员会是否可以决定会议的方案，或者是否将向理事会下届会议报告，从而明确会议将在该届会议之后举行。

理事会商定，起草委员会应按照指示的内容编写一份决议，并在理事会下届会议日期确定后讨论会议日期。”

1946年2月15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10次会议在英国伦敦圣公会总部大楼召开。张彭春在本次会议上再次提到由巴西和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共同提出的联合宣言，重申“将在今后几个月内召开一次大会，以建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他提请理事会注意，自该宣言于1945年5月获得一致通过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最后，理事会决定秘书长应不迟于1946年6月20日召开国际卫生会议。

综上所述，仅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期间，张彭春就在4次会议（第1次、第5次、第6次和第10次会议）上积极建言献策，包括就召开国际卫生会议提出建议、号召向细菌宣战、提出召开国际卫生会议决议草案、澄清和明确会议方案、商定会议日期等。这些都能表明中国代表张彭春对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贡献，而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第一步。

（2）技术筹备委员会巴黎会议

1946年3月18日至4月5日，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共同参加了技术筹备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22次会议，这16名专家中有8名来自欧洲、5名来自美洲、3名来自亚洲。但是，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三届第3次会议上，秘书长在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却明确说是18名专家。为了进一步澄清具体事实，笔者专门查阅了两本专门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的英文论著，结果发现施思明在其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一书的第13页，也说明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指派国家政府提名的16位专家作为技术筹备委员会专家；另一本文献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据，即技术筹备委员会应该是来自16个国家的16位专家，当然，来自4个国际卫生机构的专家也参加了相应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主要是讨论并制定国际卫生会议临时日程，一致同意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并为该组织制定了章程草案。中国代表施思明是技术筹备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经社理事会主席斯坦帕博士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主席。成立了行政和财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谈判委员会，负责发展世界卫生组织与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其他机构的关系；成立了一个流行病情报和检疫委员会。根据其章程，世界卫生组织将在26个国家批准签署相应文件后成立。届时，临时委员会将不复存在。联合国秘书处和其他机构在以各种方式协助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它的临时委员会能够在纽约医学院获得临时办公场地，为此我们非常感谢纽约的医生们”。

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代表张彭春并未出现在这个技术筹备委员会中，他的贡献体现在哪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5次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就不难发现，这次巴黎技术筹备委员会会议正是落实了张彭春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中国代表张彭春的提案，很难想象是否会有这次技术筹备委员会的召开。因此，中国代表张彭春对世卫组织成立的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二届会议

1946年5月25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美国亨特学院开幕。美国总统杜鲁门致贺信，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张彭春先生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本届会议，并在本届第2次、第6次、第7次、第9次、第11次、第12次和第15次会议上发言。其中，张彭春在本届第2次会议（1946年5月27日）上，“提议召开国际卫生大会，为促进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大声疾呼。中国不仅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首倡者，还是力促者，本次会议上的发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张彭春在本次会议上的发言可知，巴黎的技术筹备委员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决定，为第二届会议准备了国际卫生会议的会议方案。张彭春认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第一届会议安排的任务是值得赞赏的，会议安排方案的制定为6月19日的会议如期召开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张彭春表示：“中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的是，中国和巴西代表团在旧金山发起的一项提案，以及稍后由中国代表团在伦敦提出的建议，正在付诸实施。”张彭春进一步指出：“联合国作为一个得到世界各国人民支持的组织，应该为全人类的福祉采取具体措施，这是联合国所要做的建设性事情之一。”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也不例外。中国和巴西代表团早在旧金山制宪会议期间就提出了创建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案；张彭春受巴西代表的委托，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期间，大力推动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国际卫生会议方案的安排，为国际卫生会议的如期顺利召开做好了准备，向“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后创建又迈进了重要一步。笔者于2014年10月初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音像图书馆获取了一段珍贵录像材料，经研究发现，该音像材料正是1946年2月27日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二届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片段，译文如下：

“（正如）我当时有幸在伦敦提出的那样，这是一场对抗微生物的战争，我相信我们会像在所有战争中一样进行合作。而且，无论敌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追踪到哪里，不要过多地看重人为的国家界限。因此，中国代表团荣幸地支持这一建议，并希望尽快按计划采取具体行动。谢谢大家。”（附英文原文：“I had the honor to present in London, as the war against the microbes in which we can, as I am sure we will, cooperate as in all warfare. And also, we shall follow the enemy wherever it goes, in the sense of not regarding overmuch human-made or man-made national demarcations.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herefore, has the honor in supporting the proposals and in wishing that the concrete action will be taken as soon as we planned. Thank you.”）

张彭春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在战时的合作要比平时好得多；明确提出展开一场对抗微生物的战争；把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看作联合国的一项神圣使命，迫不及待地督促大家尽快采取行动。这体现了张彭春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协力应对细菌和病毒的挑战。

（4）纽约国际卫生会议

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国际卫生会议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主持下在美国纽约成功举行，以期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一个单一的国际卫生组织。根据技术筹备委员会的建议，联合国51个会员国和12个非会员国以及德国联合委员会、日本、朝鲜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1946年7月15日的《益世报》（重庆版）（第3版）以“国际卫生会议定名‘世界卫生组织’、用五国文字拟定宪章”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称1946年7月12日的国际卫生会议上“正式决定全球性卫生团体，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纽约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如果考虑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5次会议上提交的决议草案，中国代表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代表借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平台和权威，促成了这次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因此，中国代表张彭春在具体落实纽约国际卫生会议召开方面，不仅是一位促进者、督促者，也是一位决策者。

（5）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三届会议

1946年9月12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三届第3次会议在纽约长岛成功湖举行，秘书长作了关于国际卫生会议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经社理事会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草案等。中国代表张彭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本届会议，听取了秘书长关于国际卫生会议的报告[9]，并作了表态发言、表达了自己的满意心情和肯定态度，建议采取行动处理好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为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他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代表团当然十分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进展报告。我觉得我们的理事会可以祝贺我们自己赞助了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后代的出生，它按照我们在伦敦第一次会议上制定的时间表如期到来。我认为，我们接受该组织的报告，至于需要采取什么进一步行动来使这个新生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正常化，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我们的谈判委员会，直到该组织进一步完善。”

当秘书长在会议上简要汇报了国际卫生会议的进展情况后，中国代表张彭春表示“十分满意”“十分高兴”。中国代表在整个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看到由中国和巴西首倡、由中国大力推进和落实的国际卫生组织如期而至，就像父母看到新生的健康宝宝一样充满欢欣，这份情感正是当时中国代表的切身体验。当然，这一成就不能仅仅归功于中国代表，也归功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是该理事会成立以来创建的第一个重要机构。这份情感也体现了张彭春大力倡导的对联合国的“忠诚”，正如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1次会议上所表达的那样，“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显示了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全球主义情怀。

直到第三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才算一锤落定。通过查阅联合国档案记录，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首席代表的张彭春在该机构中不仅具有重要的话语权，而且为该机构成立后落实的第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包括发表演讲向细菌开战、提出具体决议草案、督促国际卫生会议方案的制定和落实等。张彭春的这些贡献被多家媒体报道和称赞（相关报道内容见后文）。

（6）联大第三委员会第二届第57次会议

1946年10月3日，联大第三委员会第二届第57次会议在纽约长岛成功湖召开，讨论了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草案等。中国代表张彭春参加了本次会议，表示支持英国的决议，并回顾了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呼吁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专门机构，中国代表对它怀有深厚感情并为其作出巨大贡献，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7）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1948年6月24日至7月24日，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本次大会对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地址作出了决定：“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决定是在日内瓦建立世卫组织永久总部。美国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希望建立在西半球某个城市，临时委员会的一些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英国曾一度支持将伦敦作为该机构基地的想法（该提议已被撤回），但最终支持了日内瓦。苏联、印度、巴西和法国倾向于日内瓦，理由是其优良的工作设施和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工作的连续性。另一个心照不宣的、相当以欧洲为中心的理由是，靠近欧洲大陆将使世卫组织更容易帮助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的欧洲国家。”[3]另外，“第一次世界大会还与联合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其他机构达成了协议”。

然而，这届大会也暴露了“美国例外”的萌芽和孤立主义思想。“在会议开幕前几天收到的一份特殊的美国批准通知不得不被讨论。美国国会坚持要求应该允许美国在提前一年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要求的。国会的这一行动反映了美国孤立主义的顽固不化。美国批准的特殊形式受到了纽约医学院、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和其他各种美国医疗发言人的批评。”

3.《大公报》等有关媒体的报道

《大公报》《前线日报》《市民日报》《和平日报》《新闻报》及有关英文报纸，对张彭春在伦敦提出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情况等进行了报道，介绍和评价了中国代表张彭春对创建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

（1）中国代表张彭春提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

1946年2月9日《大公报》（重庆版）第3版以“建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  我代表提案获全体通过 经济社会理事会张彭春致辞   呼吁全人类向疾病细菌宣战”为题进行了报道。这篇报道正是对张彭春1946年2月7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5次会议发言内容的报道，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代表张彭春提出的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得到了各国代表的大力支持。《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报道涉及张彭春发言的具体内容如下：

张彭春代表在介绍中国提议由联合国卫生专家成立技术委员会以筹备国际卫生会议时，曾提出两点意见，他说：“各国在战时比在平时要合作得更好些。我现在正式提议宣布一个新战争，就是向散布疾病的微菌宣战！这个战争并不是针向人类，而是针向人类公敌。”张代表劝告各国：“应该学习敌人的另一种性能，那就是消灭人为的国家疆界。微菌在各处来往并无需护照证明等，它们也没有民族的傲慢与分别，我们也应当不遭受国家疆界的限制、共同驱逐这些敌人。”

同日出版的《大公报》（上海版）第3版以“张彭春建议联合国向微生物宣战”为题进行了类似报道。

1946年2月9日，《市民日报》以“召开国际卫生会议向细菌宣战！我代表张彭春提建议 美英法等国均予赞同”为题报道如下：

【中央社伦敦七日专电】我代表张彭春今午后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五次会议中提出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之建议。南、加、乌克兰、美、秘、捷、法、希、英均极表赞同，经两小时一刻之讨论后，我所提建议已获一致支持，惟建议需做若干技术修正，故提请正式通过之动议，将于明日会议中始能提出，张彭春于会中发表演说，详尽说明借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以对细菌宣战” 之必要，张氏提出两项观点。第一，吾人今黯然察及国与国间，在战时之合作，远较平时为佳；吾人于最近若干月来，或可谓最近若干小时已一再感觉，上述观点是可悲事实，因是余于提出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之建议时，深觉余实提出新战争之宣言，亦即对蔓延世界疾病瘟疠之细菌宣战。余意乃指陈此类敌人，并无任何人为之国家界限之偏见，彼等无护照签证及海关壁垒而能通行各地，彼等亦无国家优越骄傲之感，吾人必须不受国家疆界之限，而与各地予以追剿。余深信诸君可以同意余之观点，余盼会中通过中国代表现提之此项建议后，吾人可以对细菌宣战而增强国际合作，吾人并能自此类敌人领取其不过分关切国家优越骄傲之特质。

另外，《正报》1946年2月9日第3版以“我代表张彭春提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 已获各代表一致支持”为题进行了报道。1946年2月9日，《前线日报》第3版以“我代表张彭春提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 力求紧密合作与对细菌作战 各代表对此均表赞同”为题进行了报道。

（2）张彭春谈论国际卫生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并发言

1946年5月29日，《大公报》（上海版）第3版刊发了以“联合国挑战微生物 卫生大会下月召开 张彭春在经社理事会演说”为题的报道：

【本报纽约特派员二十七日发加急专电】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27日开会，讨论国际卫生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报告。中国代表张彭春博士第一个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很荣幸能先后在旧金山和伦敦发起国际卫生大会的召集。他现在更不揣简陋，首先发言。

张氏于技术筹备委员会和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之后，强调联合国机构必须竭力从事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工作，以增进每一国家人民的福利。他说，我们都感觉联合国机构是一个受全世界人民支持的机构，它应该为全人类的幸福，实行具体、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工作。这个卫生大会就是联合国机构所要做的一件有建设性的事，希望能够按照本席以前在伦敦所说的去做。这个会议是对微生物的挑战，我们能够也要像在战争中一样的合作，我们不要顾忌人为的国界，应该到处去追踪这种敌人。

张氏的演词获得其他各代表的欢迎。主席宣布，国际卫生大会将于6月19日召开。（丹枫）

《和平日报》1946年5月29日第4版以“社会经济理事会将召国际卫生会议 我代表张彭春提议受赞誉”为题进行了报道。

另外，《益世报》（重庆版）1946年7月15日第3版以“国际卫生会定名‘世界卫生组织’用五国文字拟定宪章”为题，对“世界卫生组织”机构名称的确定过程进行了描述，该报道介绍了国际卫生会议于7月12日全体会议作出决定，将全球性卫生团体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而这一决定是在大会反对英国将该组织定名为“联合国卫生组织”提案之后作出的。该报道明确提出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定名者。这一名称早在技术筹备委员会巴黎会议上就已被选定，中国代表于巴黎筹备会议中曾说明此组织之活动范围应该广及全世界。这次大会同意该组织之宪章并以五国正式文字拟定，包括西班牙文、俄文、中文本、英文、法文版，五版宪章具有同等效力。

（3）对张彭春所参加的经社理事会第三届会议的有关报道

1946年9月19日，《大公报》（天津版）第3版刊发了一篇题为“建立世界卫生组织 经社理事会通过草案”的短篇报道：“经济社会理事会自再度开会以来，今日第一次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草案及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之建立。理事会并决定请求：（一）联合国大会向全体会员建议，尽早接受该两项组织法案。（二）通知秘书长赖伊，即将国联卫生组织之一切职务与活动移交于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三）请求大会至联合国金库中拨给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三十万美元，资助该会工作，至本年中为止。（四）预算下年度临时委员会经费为一百万美元。”

（4）对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综合性报道

1947年12月17日，《新闻报》第3版刊发了署名查修、题为“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这篇报道首先概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进展情况：“今年11月15日，联合国第二届大会核准了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所订立的协定，这协定是各国出席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所认为最满意的合同。因为根据这协定的条款，联合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已获有控制权，即该组织的预算亦有可能列入联合国预算之内。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是专门机关之一，而负责调整专门机关工作的联合国机构则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接着，这篇报道提到了张彭春和施思明在理事会交涉委员会与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订立协定的过程，尤其是中国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报道写道：“今夏这理事会举行第五届会议之时，记者在我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张彭春博士领导之下，参加这理事会的交涉委员会与该组织的代表办理订立协定，该组织代表之内有我国施思明医师，双方代表之中皆有华人，可谓巧合。交涉进行极为顺利。协定草案成立之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之时，未遭反对而得通过，嗣后联合国大会亦无异议而予核准。”

除了上述概述外，这篇报道还谈到了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我国倡导经过、我国捐助疫苗、专家在华工作等。

第一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在倡导建立世界卫生组织方面的功劳。报道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之得以产生，我国的倡导力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帮助。1945年旧金山会议成立联合国之时，我国即与巴西合提议案，主张设立此种推进世界卫生的组织，以继续前国际联盟会的未了工作，并应付战后人类的种种健康及卫生问题，这提案获得一致的拥护，而得无异议通过。1946年6月至7月间，国际卫生大会在纽约举行之时，订立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我国首先在7月22日将该宪章签署，而成为该组织的会员国，我国倡导的经过，诚令人不容忽视。”

第二个方面，用为他国捐助霍乱疫苗的具体行动说明了中国对全人类健康卫生工作“救人危难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尚未正式成立，但其过渡委员会所推进的工作，则已值得世人赞许，我国曾应该委员会的紧急吁请，由卫生部对彼捐助我国所制200万国际单位的霍乱疫苗。而由该委员会请得美国军部飞机运往埃及，运往沙特阿拉伯的我国同样疫苗有50万国际单位，此外尚有100万国际单位的我国同样疫苗，正在等待运往埃及。”

第三个方面，说明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早期合作情况，明确了世卫组织对我国卫生工作的帮助，并为中国41位在美国和丹麦专门从事公共卫生方向研究的研究生提供津贴。《新闻报》相关报道的最后一段文字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倘明年2月初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行之时，该组织仍未正式成立，我国自不能不继续倡导以竟全功，现在我国代表张彭春博士正在注视其发展，准备届时在这理事会会议中应当进行的步骤，使该组织不但早日成立，并可对全世界人类健康卫生作更大的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是中国不断倡导的结果，如果届时仍不能正式成立，我们会继续倡导，目的是“竟全功”。也就是说，中国代表促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成立。报道中提到中国代表张彭春博士“正在注视其发展，准备届时在这理事会会议中应当进行的步骤”，从这个当时尚未发生的情况来判断，查修对张彭春关注的内容及在做的准备工作都了如指掌，充分说明他对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内情十分了解，他是知情人、不是局外人。笔者研究认为，查修应该就是那位与张彭春在联合国一起工作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查修作为助理人员与中国代表张彭春一起参与了联合国的诸多会议。张彭春的关注和准备工作也是中国代表团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当目标还未最终实现时，他没有消极等待、观望，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对策、思索措施、寻找办法。

另外，这篇以“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为题的报道所反映的主题是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其中提到的人仅有张彭春和施思明二人，张彭春是以领导者、策划者、力促者的角色出现；而施思明则是具体的参与者、执行者，并最早在旧金山会议上促成中巴联合宣言。可以说，他们作为中国代表（张彭春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施思明是代表助理）对世界卫生组织创立所作出的贡献，正是我国对全人类卫生健康事业所作出的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

正是由于中国代表张彭春和代表助理施思明的重要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创始国和最早的会员国，其贡献也是最为突出和最为重要的。在旧金山会议期间，中国和巴西发表了联合宣言并提议创建国际卫生组织。当时，作为二战后的战胜国、赞助旧金山会议的四个大国之一，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上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与巴西共同提案既体现了中国代表与巴西代表的工作之谊，也考虑到了巴西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力。在经社理事会的讨论中，巴西代表同意由中国代表就国际卫生会议提出决议草案、而不是由巴西代表主动提出，这也说明了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在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创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

在过去三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反映了我国以人为本、放眼全球、胸怀全人类的博大情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设是这一时代的理论精华，其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知、对人类健康重要性的深刻领悟、对世界团结协作方式的极力倡导，都将成为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指针，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30]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岁月，中国不仅以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为第一要务，还对国际社会及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在“救人于危难”的过程中发扬积极合作精神，为全球抗疫作出了表率、贡献了中国智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国和创始成员国之一，以巴西和中国代表团联合宣言形式最早提出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动议。中国对筹备技术委员会制定《组织法》、策划和筹备及参与国际卫生会议、第一时间签署《组织法》等工作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组织法》最早无保留签署国。

早在旧金山会议期间，中国代表施思明就联合巴西代表提交了“巴西和中国代表团联合宣言”，并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施思明几乎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创建的整个过程。而中国代表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第1次会议上便号召国际社会向细菌开战，并在该届第5次会议上提出召开国际卫生会议的决议草案，得到各国代表的大力支持。之后，在经社理事会第二届、第三届会议上，张彭春多次督促联合国采取切实措施创建世界卫生组织，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和缔造者之一，中国为联合国创建初期的人类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贡献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永远值得中国人民骄傲和自豪。

如今，中国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理念逐渐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前行的重要指南和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彰显了我国“天下为公”的大国情怀，并将成为人类携手前行的不竭动力源泉，为全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全文刊载于《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