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权利与普遍人权

毛俊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在《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份普遍性的权利清单。这一系列普遍权利的早期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形成，始于17至18世纪，重点是保障个人自由；第二阶段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形成，出现在19世纪，重点在于社会平等；第三阶段是20世纪形成的集体人权，如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等，其内涵仍在不断丰富。可见，人权概念的觉醒与得到社会承认是一个过程，普遍人权清单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的。

普遍权利清单形成的历程显示出人权体系扩大的趋势，人权概念新的外延将不断出现。新兴权利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第一，新的道德诉求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第二，新的社会需求尚未得到完善保障，需要制定新的权利规范加以应对；第三，通过制定新的权利规范，保障新的社会需求得到法律认可。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发生变化，会对人的尊严提出新要求。而当这些要求逐渐普遍化，就形成新的社会要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新的权利规范是对应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新权利的出现同样表明，权利概念并非与生俱来。人们之所以追求自由、平等和发展，是因为目前人们还不能充分、普遍地享受自由、平等和发展。人权概念背后透射出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当人们处于一种没有压迫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已经获得了自由，自然不会对自由有特殊要求。例如，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有不少国家开展了社会保障实践，但彼时获得社会保障并不被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当大规模生产带来残疾、贫困和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才开始作为基本人权得到重视，而它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推动的。总之，人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普遍人权清单上的大多数权利最初并不“普遍”，它们的普遍性取决于国际协商一致。如果一项权利只得到个别国家或社会的承认，显然不足以被列入普遍人权的清单。

因此，普遍人权清单条目的增加，意味着许多权利正逐渐从不被接受的相对性，转变为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普遍性。但同时，人权清单的扩大也面临更多的矛盾，国际社会就某一具体要求是否属于人权进行的辩论日渐增多。一些国家的一些学者热衷于主张新型人权，并认为它们对于维护人类尊严不可或缺。但在实践中，要一国所立法承认的权利得到其他国家承认存在多方面考虑。

一般来说，新的和正在形成的权利往往限于具体主体，不能被视为普遍人权。那么，一项具有国际争议的新兴权利能算是普遍人权吗？人权清单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对人权普遍性的意义也受到一些质疑。一方面，许多权利从相对性走向普遍性，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识程度；另一方面，有些权利即使被纳入国际人权公约，也很难被所有国家与社会接受。这无疑使人权清单的地位受到质疑。虽然人权清单中如禁止酷刑、禁止奴隶制、禁止种族灭绝等内容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打折扣”，但确实有不少权利的普遍性存在争议。综上，一项人权权利的普遍性并不只取决于该权利的正当性等性质，而更有可能取决于某一特定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共识。无论是早期人权的形成，还是新兴权利向人权的演化，都符合这一点，也为我们理解新兴权利与普遍人权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是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